官兵一致同甘苦

毛澤東曾經工作和生活過的井岡山八角樓。

朱德同志用過的扁擔。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

朱德、康克清夫婦的“伙食尾子”。

1965年5月，闊別井岡山36載的毛澤東再次來到井岡山，憶起往昔革命歲月，毛澤東問道：井岡山精神是什麼？在場人員有答“艱苦奮斗”，有答“支部建在連上”，毛澤東卻笑著說：“在井岡山時期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

士兵委員會，是一種組織形式，其背后卻是人民軍隊軍內民主的起源——官兵一致。

回望人民軍隊成長史，一條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始終堅持官兵一致、官兵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生活同甘共苦，戰場生死與共，官兵才能同仇敵愾，一路走過千山萬水，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

罰了連長 威名大振

士兵委員會，最早出現在1927年1月的大革命時期。那時，在北伐軍中擔任營長的彭德懷，認為自己所帶領的部隊已不是軍閥隊伍，不能再用鬧餉等辦法來團結士兵，就將自己營中秘密的救貧會改為公開的士兵委員會。

不過，此時的士兵委員會僅局限在彭德懷所在的營，實踐並不深入，章程也與過去的“救貧會”類似，核心仍是“救貧”。而在更多的北伐軍隊伍中，實行的還是雇佣兵制度，士兵為領餉而打仗，軍官打罵士兵是家常便飯，官兵關系對立更是司空見慣。

這樣的雇佣軍隊，注定無法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

歷史把使命交給了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1927年9月29日，江西永新縣三灣村，為改變部隊吃了敗仗后軍心渙散、官兵關系惡劣等現狀，毛澤東決定對這支隊伍進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彪炳史冊的“三灣改編”。

除了將人數不多的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以外，針對當時部隊中存在的軍閥主義作風嚴重的問題，改編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軍隊內實行民主，即設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破除舊軍隊慣有的雇佣關系。

提出改編部隊的毛澤東，身體力行。在三灣村鐘家祠堂前面有一口水井，部隊到來后，由於用水人數增加，井水變得渾濁。一天，毛澤東路過井旁，二話沒說，便去老表家借來鐵鏟和擔箕，帶著幾名戰士，卷起衣袖褲腳就開始清修水井，鏟寬水源。不到兩個小時，井水清澈見底。為了防止井水再被弄臟，毛澤東還撿來鵝卵石把水井圍了起來。后來，這口井被當地群眾親切地稱為“紅雙井”。

10月3日清晨，經過4天的短暫休整和改編，脫胎換骨般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帶著全新的革命火種向井岡山進發了。

10月27日，部隊抵達井岡山腹地茨坪。不久，毛澤東和戰士們又迎來了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隊伍，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平江起義隊伍，以及被稱為當地“山大王”的王佐、袁文才隊伍等。“拼湊”的隊伍作風各不相同，官兵素質參差不齊，但根據三灣改編確立的建軍原則進行整編后，部隊面貌煥然一新。

根據改編要求，紅軍連以上的部隊中都選舉產生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沒有專門的辦公場所，只是遇事開會研究，但他們的任務卻與每個士兵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一是參加軍隊管理﹔二是維持紅軍紀律﹔三是監督軍隊經濟﹔四是做群眾運動﹔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據當年隨朱德上井岡山的王紫峰回憶：“士兵委員會開士兵會時，每個士兵都有發言權。例如，班長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軍官說話態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指名批評。對經濟上的意見，士兵同樣可以在大會上講。對排長、連長、黨代表的缺點都有批評的權利。”

一天，士兵委員會發現有人玩牌賭錢，仔細一看，賭錢的人裡居然有連長徐彥剛！徐彥剛的資歷可不簡單，他是黃埔軍校畢業生，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秋收起義后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后來，還被毛澤東委派到“山大王”袁文才的部隊參與改造工作。不過，士兵委員會不管這些，照常上報到軍級士兵委員會主任陳毅那裡。果然，陳毅當即表揚了士兵委員會，又差人把徐彥剛批評一通，最后徐彥剛承認錯誤，還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受罰站崗三天。經此一事，士兵委員會威名大振。

同吃紅米飯 同住茅草房

從紅軍抵達井岡山的第一天開始，吃飯問題就困擾著大家。多年來，井岡山一直自給自足，生產力水平有限。初到井岡山的毛澤東，帶著隊伍打土豪，籌款子，好不容易才站穩腳跟。

1928年4月，朱德帶著南昌起義隊伍到井岡山。歷史性的朱毛會師，紅四軍誕生，本是井岡山革命力量壯大的喜事，但沒過多久，毛澤東、朱德就鎖緊了眉頭：朱德的隊伍有2400人，跟朱德上山的湘南農軍有8000多人。

“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到萬擔”的井岡山，處於湘贛兩省敵軍的嚴密封鎖中，怎樣才能養活驟增的這麼多人？

紅軍決定下山挑糧。挑糧的地方是山下的寧岡縣茅坪，從井岡山過去，一路都是蜿蜒曲折的山間小道，往返一次六十多裡，空手來回都相當吃力。但是，已經40多歲的朱德卻堅持跟年輕力壯的戰士們一道挑糧。每一次，他的兩隻籮筐都裝得滿滿的，走起路來健步如飛，常常把小伙子們都甩在身后。這讓戰士們又是佩服，又是心疼：朱老總每天日理萬機，還要翻山越嶺去挑糧，累壞了可怎麼辦？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

誰料，朱德沒了扁擔，急忙讓警衛員到老鄉那兒買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連夜自己動手，又趕做了一根扁擔。為了防止丟失，他還在上面刻了“朱德扁擔 不准亂拿”八個字。第二天，帶著新扁擔的朱德，又出現在挑糧的隊伍中……

每日挑糧維持的部隊生活，依然是艱辛的，“天作房，地當床，蓋的金絲被（稻草），吃的紅米南瓜湯”，是那時戰士們最真實的生活。盡管如此，紅軍戰士們的精神頭卻一個比一個足。原來，士兵委員會下設了經濟委員會或小組，他們管理部隊伙食，堅持官兵同吃一鍋飯，每個禮拜或每半個月，經濟委員會都要清理賬目，公開經濟，接受每個戰士的監督。楊至誠上將曾回憶：“我們在井岡山的歲月中，從毛黨代表、朱軍長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樣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紅米，有時紅米都吃不上，隻吃到南瓜，每人每天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菜錢，有時連油鹽都吃不上……但是同志們對於井岡山的艱苦斗爭是有信心的，我們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

曾經有一次，軍部后勤處長見彭德懷晝夜操勞，就買來一隻雞和半斤牛肉，想給軍長改善一下生活。彭德懷知道后，當即批評說：“我們又不是舊軍閥，對我搞這些特殊干啥！在共產黨領導的隊伍裡，官兵要有鹽同咸，無鹽同淡。”並責令后勤處長把雞和牛肉送到醫院去給受傷的戰士吃，同時還警告說：“下次再發生這樣的事，我就得處分你。”

毛澤東自己更是堅持不搞特殊化，甚至比軍隊的規定更加節約。按照軍部規定，連以上單位辦公、開會隻用一盞燈，可以用三根燈芯，不辦公、不開會時則不用燈。毛澤東天天晚上辦公寫文章，但為了省油，他堅持隻用一根燈芯。警衛員擔心長期熬夜他的視力會出問題，悄悄加上兩根燈芯，可他一進房，就挑開兩根。

就這樣，在一根燈芯的微弱燈光下，毛澤東夜夜伏案，寫出了照亮中國革命前途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名篇著作。而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他總結了這樣一句話：“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

三大民主鑄就新型軍隊

星星之火，終將燎原。

毛澤東帶領紅軍在井岡山時期形成的人民軍隊的新型關系，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中得以正式確認。《古田會議決議》以黨的決議的形式明確規定：舉行廢止肉刑運動，廢止辱罵，官兵之間隻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不是剝削階級，士兵不是被剝削階級。

徹底清除了軍閥作風的紅軍部隊，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窮苦百姓，隊伍越來越龐大，官兵平等的作風始終不改。

在最艱苦的兩萬五千裡長征途中，面對生死攸關的嚴峻考驗，無論軍長還是士兵，每天的伙食標准都是五分錢、三錢油、五錢鹽，紅軍將領和普通戰士一樣穿草鞋、吃野菜、露天住宿。周恩來把自己的擔架讓給受傷的戰士，過草地時隊伍斷糧，彭德懷含淚殺掉跟隨自己一路的坐騎黑騾子，隻為給戰士們充飢。

老紅軍劉守仁在日記裡記錄的故事更是讓人落淚：他所在的一方面軍進入草地第四天，幾個戰士輪流抬一個犧牲的紅軍戰士，師長路過時看到死者衣著單薄，生氣地喊道：“把你們團的經濟管理處長叫來，他居然讓我們的戰士凍死、餓死，我槍斃了他！”戰士們卻含著眼淚向師長報告，“他就是我們的經管處長，進入草地后，他把自己的糧食和衣服都給戰士了……”

1938年，面對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和國內部分人士的“中國必亡論”和“中國速勝論”，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論持久戰》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將官兵一致的原則同其他諸因素一起，並列為抗日戰爭勝利所“離不開”的重要原則之一。

從井岡山到萬裡長征，從十四年抗戰到和平的今天，人民軍隊的具體任務在變化，但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則始終不曾變化。如今，正是在官兵一致的基礎上，人民軍隊逐漸形成了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三大民主，成為了一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型軍隊。

朱德夫婦的“伙食尾子”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藏有三塊銀元和一枚銅幣，它們是朱德、康克清夫婦在長征前后保存下來的“伙食尾子”。

伙食尾子的來歷，還得從三灣改編時的經濟民主說起。當時，士兵委員會負責管理伙食費用，定期公布賬目。每隔一段時間，部隊的油鹽柴菜錢省下一點，就會平均發放給每個官兵當零花錢，這就叫做“伙食尾子”。

長征途中，“伙食尾子”的制度一直在延續。1934年冬，紅軍擊退敵人的圍追堵截，突破四道防線，終於抵達烏江以南喜迎新年。部隊結算1934年12月的伙食情況時，每個人分到了五角錢的伙食尾子。1935年1月，紅軍到達貴州遵義，為了慶祝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又給每個人發了五角錢的伙食尾子。同年6月，每人又領到五毛錢的伙食尾子。至此，每個戰士共分得伙食尾子一塊五毛，朱德和康克清兩人加起來就是三塊錢。

拿到銀元后，朱德和康克清一直保存著這三塊錢的伙食尾子。此外，康克清還把在中央蘇區時結余的五分錢銅幣的伙食尾子也保存了下來，銅幣上刻有鐮刀、斧頭、紅星標志，還有“蘇維埃政府制造”的字樣。

1959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成立，朱德、康克清夫婦就把三塊銀元和五分銅幣捐獻給了博物館。這幾枚普通的錢幣，不僅見証了紅軍長征的艱苦歲月，更見証了紅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

（記者 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