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軍旗在戰火中升起

南昌起義時用的是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

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旗幟。這是畫在湖南桂東沙田村第1軍第1師政治部駐地牆上的旗幟圖畫，為我們保留了當年工農革命軍軍旗的最初樣式。

長征時期紅6軍團18師54團軍旗

廣西戰役第三階段，人民軍隊高舉八一軍旗在珠江北岸登船向雷州半島進軍。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后，人民軍隊的軍旗曾有過許多式樣，經歷了從“借用”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到“仿制”蘇聯國旗，再從“借用”中華民國國旗到素面紅旗等，最終創制八一軍旗的曲折過程。

南昌起義打的是“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新時期。可許多人並不知道，南昌起義時，我黨領導的起義部隊打出的是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部隊打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是受了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特別是中共與國民黨左派良好關系的影響。南昌起義時，為爭取和團結國民黨左派，表明共產黨人堅持孫中山革命旗幟的決心，揭露蔣介石和汪精衛集團背叛孫中山革命精神的真面目，團結起義部隊中下層官兵，領導起義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總方針要求下，仍使用國民黨左派旗幟，所以，起義部隊沿用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番號，打出的是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

關於南昌起義旗幟，張國燾在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信中講到：7月30日我黨發表宣言，說共產黨不退出國民黨，不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又說孫中山之光榮旗幟永久在革命民眾方面，決非反動的妥協的偽國民黨所能盜竊的。張國燾的信中還提及：新國際代表來，我們曾問他對此宣言意見，他說大致很好﹔我記得當時曾問國際代表：我們現在對國民黨態度究竟如何？他說國民黨的旗幟還是要用的。

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與中華民國國旗(俗稱“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相近，只是將“青天白日”移至旗幅中心，左側加上標有部別番號的旗標。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時，定此旗為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

“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

南昌起義后，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會議仍認為：由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選定的國民黨旗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特別旗幟，共產黨現在不應當丟掉這個旗幟。同時，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組織暴動，可以吸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

而在此前后，中共湖南省委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認識到，必須放棄國民黨左派旗幟，打出自己的旗幟。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召開會議，研究舉行湘贛邊秋收起義。會議決定：這次起義要公開使用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正式亮出工農武裝的旗幟來號召和發動。

兩天后，毛澤東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報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隻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判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

對於湖南省委的報告，中共中央並不認同。8月23日，中央回復：“你們以為目前中國革命已進到第三階段可以拋去國民黨的旗幟實現蘇維埃的政權……是不對的。”

1927年9月中下旬，事情開始出現轉機——

1927年8月9日，布哈林在《關於中國革命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當前時期的特點是革命已遭到嚴重的失敗，革命正轉入到更高的階段，即為實行工農專政而進行直接斗爭的階段。”這一階段，“必須把蘇維埃的宣傳口號變成直接斗爭的口號，並著手組織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蘇維埃”。8月10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了這一報告，即“八月指示”。很明顯，共產國際的“八月指示”放棄了原“七月指示”中的“左派國民黨策略”。但因路途遙遠，通訊不便，“八月指示”直到9月中旬才傳達到中共中央。

9月1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決定放棄國民黨左派旗幟。10月10日，中共為辛亥革命紀念告民眾書中再次指出：“滬寧武漢先后反共……將國民黨的旗幟來做軍閥官僚豪紳資產階級反動的文飾。”“民眾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自己武裝起來奪取政權，完成辛亥所開始的革命！”

誰設計了工農革命軍軍旗？

由打國民黨的旗幟，到打共產黨自己的旗幟，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曲折的認識過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湖南省委對此的認識，走在了中共中央的前面。也正是由於毛澤東的堅持，中共湖南省委未貫徹中央兩次復函要求堅持打國民黨旗幟的指示，而是舉起了共產黨的旗幟。

中共中央也於秋收起義的10天后意識到了“改旗易幟”的必要性，非但沒追究毛澤東，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還於1927年9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不無感慨地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毛澤東。”

1927年9月初，中共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部署起義。在此前后，參加起義的原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警衛團、湖南平江和瀏陽的農軍、湖北崇陽和通城的部分農軍、安源煤礦的工人武裝等共約5000人，統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下轄第1、第2、第3團。師部和第1團(即原警衛團)駐修水縣城。為做好起義准備工作，9月初的一天，工農革命軍第1師參謀部奉前敵委員會之命，在駐修水的參謀處辦公室設計、制作軍旗。

從許多當事人的回憶推斷，旗幟應當是第1師師部，更確切地講是師參謀部組織設計制作的。

何長工在《秋收起義和工農革命軍》一文中記述：旗子和袖章的圖案是當時師部副官楊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設計，並請人按圖案制作的。他在《艱苦的歲月》中記述：由我負責設計並制作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的軍旗，鮮艷的紅旗中間一顆大五角星，星中是鐮刀和斧頭的圖案，靠旗杆有一條10厘米寬的空白，上寫著“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的番號，十分威武、漂亮。

梳理多方當事人的回憶，工農革命軍軍旗的主要設計者應是何長工。1988年1月9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電《何長工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京舉行》中寫道：“是他，1927年參加了秋收起義，並親自設計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的第一面軍旗。”

工農革命軍軍旗設計好后，修水縣城的數十名裁縫紛紛請纓，義務承擔軍旗的縫制任務，布店老板無償獻出紅布料，經過突擊共制作了100面，標識不同的部隊番號，再發到各團、營、連級單位。

由於歷史的曲折，這100面旗幟都沒有保存下來。值得慶幸的是，1928年3月底至4月上旬，毛澤東率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駐湖南桂東沙田村期間，留有一些宣傳壁畫，其中有一面較為清楚的軍旗畫，展現了當時工農革命軍軍旗的樣式。漫畫中，標有鐮、斧和五星的旗幅，標有部別的旗褲，還有旗杆，軍旗諸要素大部齊全。雖有漫畫式的夸張，卻不影響我們對原軍旗式樣的想見，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直觀資料。

9月11日，起義部隊高舉鮮紅庄嚴的軍旗，舉行秋收起義。

工農革命軍軍旗整體式樣仿效蘇聯國旗，而鐮刀、斧頭交叉疊加在五角星內的造型則仿自蘇聯紅軍袖章圖案。1919年1月，蘇聯工農紅軍袖章的基本圖案即鐮刀、錘子交叉疊加在五角星內。

區別於蘇聯國旗的是，“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旗”以斧頭代表工人，沒用錘子。何長工等在借鑒時不可能不清楚蘇聯國旗上標的是“錘頭”不是“斧頭”。之所以被明確改為“斧頭”，應當是有原因的。中國當時的實際是，代表傳統手工業者形象的“斧頭”，比代表產業工人形象的“錘頭”，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時，“斧頭”相比“錘頭”更具有力度，體現出對中國革命艱辛的認識。

現在許多研究文章把“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旗”作為人民軍隊的第一面軍旗。但與秋收起義同期，海陸豐起義也高舉起了標有鐮刀、斧頭、五星的紅旗，與工農革命軍軍旗不謀而合。

長征時舉的是1931年式紅軍軍旗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第51號通告——《軍事工作大綱》決定，在割據區域建立之軍隊，可正式定名為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唯在暴動各縣有工農革命獨立團的，仍可聽其存在。

1930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紅軍各級軍旗的規定的通知》：

“各級軍旗一律用五星紅旗，星內排列鐮刀斧頭之國際徽，旗用大紅色旗﹔中央為五星，五星為白色﹔中為鐮刀、斧頭交叉排列，鐮刀、斧頭用黑色﹔旗之右邊鑲白布長條書寫番號，旗須用大紅色。” “旗上有‘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字樣。”

軍旗樣式的統一，是紅軍正規化建設的階段性成果和重要標志之一。但因通信條件和物質條件的限制，加之中央很快重新頒布了1931年式軍旗，故1930年式紅軍軍旗未得到徹底執行，甚至是處於革命中心的紅1方面軍也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正因此，關於1930年式紅軍軍旗的歷史照片留存很少。

1931年3月18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蘇維埃和群眾團體紅軍旗幟印信式樣》。《式樣》對軍旗做了新的規定，配發了軍旗的式樣。具體而言，旗幅的左上方為頂角向上的五星，金黃色布制作，代表中國共產黨﹔旗中間為一交叉的鐮刀、錘子，金黃色布制作，代表工農﹔鐮、錘相互交叉，基本位於旗幅中心﹔除旗褲一邊外，另三邊有旗須﹔旗褲為2寸3分寬的白布，用以書寫部隊番號﹔旗幅上不再有“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字樣﹔旗頂為梭鏢，帶須。

1931年式紅軍軍旗把五星提到旗頂一側，突出了黨的領導地位﹔鐮刀、錘子放在旗中央，突出了工農勞動階級的地位﹔五星、鐮錘一律用金黃色，增加了旗幟的美感。不過，1931年式軍旗幾乎完全是蘇聯國旗的翻版，沒有多少中國特色，這與當時的教條主義不無關系。

當時，蘇區許多重要活動的場合都懸挂簡化的1931式紅軍軍旗來代表蘇區領導機關或蘇區黨組織。

而到長征時期，各部均已打出1931年式紅軍軍旗，不再是工農革命軍軍旗。

新中國成立前夕確定八一軍旗式樣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列屬國民革命軍，成為人民軍隊歷史上一個較為特殊的時期。這期間八路軍、新四軍曾打出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

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內，或在人民軍隊內部，常打出紅旗或紅軍軍旗。早期最典型的是山東人民抗日起義中的素面紅旗，或標有鐮刀斧頭的紅旗，成為抗戰時期一道特有的風景。

解放戰爭時期，紅旗在廣義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軍旗。在八一軍旗沒有頒布前，許多部隊在作戰過程中，往往都高擎著紅旗，引導廣大將士沖鋒陷陣。紅旗非常質朴，旗幅上無任何標示性文字或圖案，既體現鮮血浸染的革命斗爭的艱辛歷程，也體現廣大官兵一往直前的斗爭意志。同時，紅旗制作較方便、快捷，在戰斗環境下也鮮明、醒目，易於煥發官兵斗志和活力。

1948年初，戰局清楚地表明，人民解放軍不久即可向全國進軍，徹底打垮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但是，這時的人民解放軍還沒有統一的旗幟和標識。在此情況下，設計統一的軍旗、軍徽、帽花和臂章等，成為形勢發展的需要。

1948年2月2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電，征求對設計軍旗、軍徽和臂章的意見，請各地各單位研擬具體樣式報送中央審議。

至1948年冬，軍委先后收到數百份應征圖案。設計軍旗式樣的，有在前線浴血奮戰的戰士，有指揮作戰的高級指揮員。最難能可貴的，劉伯承在百忙之中也設計了一面軍旗圖案。

1948年底，中共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拿著一本魯中軍區政治部前衛報社為紀念建軍21周年出版的特刊來到作戰室，指著該刊封面上一面標識有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紅旗說，毛主席和首長們對封面紅旗都很欣賞，指示可按這個思路設計軍旗：軍旗上要有“八一”二字，以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軍隊舉行南昌起義是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歷史紀念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旗要以紅色為底色，既是革命的顏色，也是廣大中國人民的傳統喜慶顏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醒目的黃色。不久，周恩來就軍旗的設計明確指示：設計必須體現毛主席的思想。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進駐北平。軍委工作人員也擬出3種軍旗送審圖案：第一案是五角星外加“八一”二字，置於靠旗杆一側的左上方﹔第二案是五角星置於中央，“八一”二字豎寫置五角星內﹔第三案是五角星右側加“八一”二字，置於上半部中央，下面加上5條藍色波紋水線，象征著中國的5條江河。

經周恩來帶到中央書記處會議審議后，對軍旗方案，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比較看重第一案﹔對軍徽，則看重第二案。由此確定了軍旗和軍徽的樣式。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開幕式上，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聯名發布命令，公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及軍徽樣式”，指出：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為紅地，上綴金黃色的五角星及“八一”兩字，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誕生以來，經過長期奮斗，正以其燦爛的星光，普照全國！（劉中剛）

（作者為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