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周年

不忘初心衛中華 了卻軍民天下事

——漫憶父親劉少奇與國防、軍事、軍隊(中篇)

劉 源

2017年08月16日08:26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作者寫在前面

1、作為子女講述父親歷史的懷念文章,稱呼上實難把握,既應以尊稱,又要沿用寫史常規,故每自然段僅一處稱父親。對老一輩革命家叔伯,稱呼更難周全,僅一二處用昵稱,按常規不避名諱,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簡代,請讀者及尊者家人諒解。

2、為便於理解,史實外加了些背景介紹、意義概述和簡單評價,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顧及點評,盡量注意黨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闡述些獨見並非共識,或許可對史實提出個新視角?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思考。請慨允。

3、為再現老一輩的個性,表現故事的鮮活性,力圖在敘述上輕鬆點、通俗點,以新針腳縫合舊貂裘、改舊詩詞附會新文意,在文字上作點新試、破點規矩,或許可對史實激發些新感悟?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探討。請海涵。

4、本應逐人、逐句加注解,但閱讀起來過於煩瑣,甚至超過正文篇幅。故僅注釋史實出處、部分專用名詞和個別人物簡介,以便讀者和研究者詳盡掌握。

5、文章主角是我父親,篇幅又已超長,故簡化了許多人的作為與功績。本人獨家掌握的史料和補白新解,或許可為史實增添點新內容?講述予眾,共享與眾,評判於眾,我自負責。身為國之干城一將軍,人民養育一小兵,軍人的責任和兒子的義務,都決定我必須寫這篇文章。只是竭盡全力精練濃縮地講述,仍是既粗略又超長。敬請讀者體諒。

編者的話

劉少奇,是公認的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人們熟知他對黨的理論、組織和政權建設的巨大貢獻,但他漫長的軍事生涯,雖早有記載著述,卻鮮為人知。在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中,在處於敵對勢力包圍的中國建設中,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並長期擔任中共中央 “二把手”,劉少奇對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的卓越貢獻,正是他光輝一生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當代國人應知當知,后代軍人不可不知。

獨闖白區掀天揭地

中央到瓦窯堡后,在公開報紙上看到北平(北京)發生“一二·九”學運報道。白區還有愛國學生運動?我們一直挂在口頭上說,王明“左”傾路線造成紅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百分之百。紅區紅一、二、四方面軍(包括紅二十五軍)出征前的總人數到最后(包括紅十五軍團)就剩約百分之十。白區與黨中央的聯系,長征前已中斷,到陝北時竟一個人都聯系不上,確實叫“損失百分之百”。此時,居然發現白區還有學生運動,是不是共產黨領導的?不知道。

中央立即決定趕緊聯系。誰當此任?又落在父親身上。他對白區最熟悉,主持過順直省委、當過滿洲省委書記﹔他對領導白區有極深刻的認識和最豐富的經驗,有整套想法和工作思路。毫無疑問,他最合適。簡單征求劉少奇的意見——這是“重返虎穴”啊!他回答:不入焉得虎子?中央決定派他作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

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后,父親化名胡服(劉少奇自解,是胡服騎射、抗擊外敵之意) 趕赴平(京)津,孤膽獨身趟地獄。對劉少奇來說,“長征”繼續前行,他肩負新重任,走上通天的漫漫征程。

“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打探、聯絡、疾行、智對……

當年的河北省委秘書長王林晚年時回憶:到天津北洋飯店,見一位學者,手持當天的《中央日報》為接頭暗號,無言相跟、示意對坐,在茶幾的玻璃板上,慢慢手寫“劉少奇”三個字……消息傳回北方局——老家來了熟悉長輩——那份激動啊!此時,父親才知道北方局仍駐地天津,僅剩一個河北省委(北方局兼),限於平津地區,僅有黨員30多名,全國各地均無聯系。

一二·九時期的北平市委書記林楓,剛調任天津書記。劉少奇詢問了解各方面情況后,經中央批准,林楓任中共中央代表兼父親的秘書,朝鮮國際主義革命家李鐵夫接任天津書記。不久,父親派李大釗之子李葆華接任北平書記。北平女一中學生、地下黨隱藏的“一二·九”學聯執行主席郭明秋與林楓假扮夫妻,實際是當譯電員,他們與父親 ,既當代理人、聯絡員,又當警衛、哨兵。

父親廢寢忘食,與北方局領導晝夜深談,立即任命“老順直”彭真為北方局駐冀東代表。在劉少奇領導下,彭真、林楓、李葆華、李鐵夫、郭明秋是將“一二·九運動”成功推向全國的關鍵人物。

滿眼蕭殺的白色恐怖中,千頭萬緒的工作忙碌展開:恢復各級組織,聯絡全國各地省委﹔傳達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大政方針﹔秘密派出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與中國大學(新中國時撤並)教授呂振羽 到南京,聯系國民黨最高當局談判“聯合抗日” ﹔廣泛宣傳黨的主張,大力開展群眾運動,導正學運。

首要的,就是堅決鏟除根深蒂固的“左”傾頑疾。劉少奇響亮地喊出:“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 ”!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揭發與批評過去的惡劣傳統,否定過去的錯誤原則”,“徹底轉變黨和群眾工作” 。

為了安全可靠又保証高效,每項工作必須單線聯系、單獨面談、分別布置、反復安排。父親是通宵達旦、夜以繼日,一刻也沒耽誤,把黨在白區各地各級組織凝聚到抗日上來,迅速扭轉北方局工作,帶動人民大眾,掀起救亡熱潮,發展黨的組織 。

這些工作看起來似是遠離硝煙,但說到底不就是為了國防、軍事嗎?所謂的白區正確路線,就是要衛黃保華,為民保國呀!

“一二·九”運動學生喊出的口號是保衛華北、收復東北。劉少奇完全肯定,因勢利導,就勢提升,將其推廣至全國。在群眾運動中,他禁絕冒險激進做法,盡量避免犧牲,養護有生力量﹔又堅決克服“關門”問題,團結最大多數的群眾,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公開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等進步團體,人家想入,敞開大門﹔共產黨從中選優,秘密吸收大量新黨員 。劉少奇認為,共產黨必須有公開的活動,不能全是秘密的,要進行區分。“我們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開的可能來廣泛地聯系與組織 ”群眾,才能提升黨在群眾中的號召力,不然共產黨就喪失存在的意義了。我們的旗幟就是抗日,必須團結、拉動盡量多的黨派和群眾團體。

父親領導組織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又到上海召集全國各救國團體,成立聯合會。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史良、沙千裡、章乃器等為理事。當時,共產黨的組織是高度秘密的,而群運、民運,“特別是學生文化界的救國活動,多少沖破了一些統治者的嚴格限制,使黨的秘密工作與群眾的公開半公開活動……重新配合……使黨的組織隱蔽在廣大群眾中……發展了黨的組織” 。

一系列的指導思想和策略的“徹底轉變”,迅速廓清扶正了工作路數,顯現出驚人奇效。令人拍案叫絕的,硬是讓秀才去見兵,講清道理!

本來,“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高喊打倒漢奸宋哲元,打倒賣國賊。宋哲元是冀察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他下令彈壓,九門禁閉、開槍示警。父親即令停止過去的那種“飛行集會”和“抬棺游行” ,主動領導師生,將“打倒賣國”的口號轉變為“一致抗日”。先在天津“五·二八”萬人大游行成功,宋在報上發表談話,說“不便取締”。

接著,1936年6月13日,北平萬名學生上街 。時任北平西郊區委書記劉杰叔叔敘述,宋哲元路過,瞇眼細看從車窗塞進的傳單,赫然大字“擁護宋委員長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側耳細聽學生們高喊的也是。這下宋興奮起來,派北平市長素德純召集游行學生以示支持,“在景山集合時,數萬群眾唱出了同一的救國歌聲 ”。宋自己也接見師生代表即席演講:同學們,你們不知道,我是在喜峰口抗過日噠!老子打日本出過血啊!幾句慷慨激言,歡呼聲起,他自己也感動流淚。瞬間,整個二十九軍、華北政府全轉過來,抗日運動由非法變合法了!警察憲兵維持交通秩序,社會各界聲援支持 。

父親立即指示地下黨因勢利導,發動師生民眾前去軍營擁軍。姚依林叔叔向我回憶,二十九軍歡迎,請學生野營騎馬,給大家操演大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一系列抗日文藝作品蓬勃傳世。宋哲元沖動,也拿一個師到天安門示威。地下黨迅速組織群眾和學生們夾道歡迎。本想是繞天安門轉這麼一圈兒就行了,但軍隊順著站滿百姓的街道下不來,如此熱烈場面真是從沒見過,沿街歡呼、披紅挂花。幾百騎兵真是好拉風,被歡送到長城才算完。軍民樂翻天,延安派出張經武為聯絡代表,秘密常駐二十九軍。

地下黨精心組織學生們到北平憲兵隊等東北軍,慰問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一曲《鬆花江上》“九一八”——慟哭淚雨滿軍營!

此時,父親大力倡導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彭真直接領導總隊部)也迅速發展,在全國、甚至在巴黎、東京等地都建立了支部。疾風烈火般的抗日民運、兵運席卷全國,盛況空前,《義勇軍進行曲》風靡神州!青年朋友們請牢記:當年中國最危險的時候,千百萬青年扑向抗日戰場,唱響的正是我們今天的國歌——聲震寰宇!

被毛澤東稱為“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証法”“有經驗的 ”實干家劉少奇,還被黨內譽為理論家。這時期,父親創作發表了大量文章 ,統一思想、協調步驟。他的理論不復雜:力求知己知彼,順勢轉變策略,力促上下同欲,必定事業有成。

不到半年時光,隨著斗爭方式的轉變,整個革命形勢為之驟變,路線的正確與否,很快由實踐檢驗出來:民眾的抗日熱情和救亡意識,與軍隊共鳴、拉政府轉向,轉眼大變天。為什麼我們黨過去不多做這樣的工作,而非要做一些群眾不理解、與各界相抵觸,甚至是嚴重對立、極其危險的工作呢?既然我們的主張是正確的,為什麼得不到群眾支持呢?顯然是我們的策略、方法、口號不對頭,甚至做反了、做錯了。共產黨做工作,就是要凝聚人心,得到大家擁護。

當群眾發動起來、統一戰線形成后,“中心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劉少奇寫道,“無產階級必須自己確實地、不動搖地獨立起來,然后才能與別人進行平等的聯合”。否則,“就不能聯合別人,隻能供別人利用” 。

今天看來如此明了的道理,卻讓我們黨付出多少鮮血和生命,經歷千辛萬苦才真正懂得。當時黨內也有反對聲,說這個“老右”太右了(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等)。父親反問,保國家救民族怎麼不正確呢?我們黨的主要工作,就是動員和領導全體人民,抗日救國!毫不遲疑,劉少奇果斷撤換柯慶施,任命彭真為北方局組織部部長。

再三強調,父親是戴著“老右”帽子,“萬方多難此登臨”。基礎,比早年在順直、滿洲省委時更弱﹔內裡,力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利箭惡風﹔外間,隱蔽於嗜血屠刀下,不分晝夜拼搏。殺戮險象環生,保存實屬不易,況求發展,更是難上加難 。

無論紅區白區,正是在這種“兩條路線兩重天”的比較中,我們黨才開始萌生並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全國的抗日熱情迅猛高漲,救亡運動成燎原之勢。原先由幾所學校進步青年發起的小范圍行動,還遭到強力彈壓。此時的“一二·九”卻已迅猛擴展成全國性、全民性的重大運動。你說這算不算國防?這是時代所決定的,時代無法離開這個主題﹔這是劉少奇們的事業所決定的,革命離不開軍事。北方局搞兵運,動員起二十九軍“七七事變”在盧溝橋跟日軍交火作戰,將 “抗日戰爭”推上驚天動地的新發端!這不算軍隊之事?當然算!

多年后,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一二九運動的成功,証明了白區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某人某事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性,並不僅僅是簡單隨意的一個評價,而是由領導人民大眾掀起波瀾壯闊的潮流、創出排山倒海的偉業所決定,由歷史檢驗定格的。

營救戰友建功山西

劉少奇剛到北方局的時候,能夠聯系到的共產黨員也就30多人,而在北平草嵐子“軍人反省分院”裡卻關了60多名,都是久經考驗的老同志。一方面我們黨急需干部﹔另一方面這批干部都服刑到期,甚至過期多年。隻因為出獄手續要簽一份“悔過啟示”,保証不再犯法犯錯誤之類的,大家都不簽,所以一直拖延在押。1929∼1930年任滿洲省委書記時,劉少奇就曾遇到過:監獄裡囚禁大量共產黨人,“九·一八”后全遭殘殺,令人痛心疾首。近期,日本人可能就要侵佔華北,這批同志肯定又會遇害。父親當機立斷決定營救,經請示中央,張聞天(時任總書記)、毛澤東批准后迅速行動:三次下通知命令給草嵐子,分九批出獄。同時,還在各地搜尋,先后營救出王若飛等許多同志。“成熟的老同志”被安排到全國各級當領導,迅速恢復建立黨的組織,發揮出巨大作用 。

薄一波為其中之一。閻錫山曾派人到大牢裡拉薄回山西,被拒絕。1936年9月他剛出獄,閻錫山又托人帶話邀請他放下國共之爭,“共策保晉大業”。薄一波再回絕,但這麼重要的情況,必須向黨組織匯報。劉少奇知道后說:送上門來的工作,怎麼能不去呢?“不想去也得去!去談嘛” 。

薄一波“單刀赴會”,看了一圈、聽了數遍,沒有表態,也不見閻,隻說自己已經脫離共產黨剛出監獄,得回家去見見老人,請給他時間考慮,一定回復。劉少奇聽罷匯報說:太好了,閻錫山不是拉我們抗日嗎?自然要送人過去。立即請示中央,成立了一個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劉少奇定義為“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並指示大膽去做,放手去干。

回復見閻,當場商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組“犧盟會”,全稱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會長閻錫山,1936年9月18日成立。這個時間建會,就是向外界展示抗日的姿態,但冷冷清清沒聲勢,搞不起來。閻想試試看,共產黨搞群眾運動可是拿手。11月,組織了多種大會造勢,被營救出獄的老同志楊獻珍,開辦各式各樣的訓練班、學習班,向村一級派出“村政協助員”,往每個縣派遣“巡視特派員”,發現舊縣長不合適,馬上就建議換。閻錫山也覺得舊縣長確實不行,隻要不抗日,就換新縣長,先將淪陷的七個縣換上“有犧牲精神的”青年“游擊縣長”。如此這般,有200多個我秘密黨員和進步人士來到山西當“縣官、區官”。農村、工廠、學校還派駐大量地下黨員和革命知識青年。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一年時間,犧盟會轟轟烈烈地發展到一二百萬人,閻錫山超滿意。犧盟會領導機構7名常委中除閻會長外,6位均為我秘密黨員﹔山西100多個縣,最多時約70個縣的政權由共產黨暗中掌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的1937年9月,八路軍總部進駐太原,一一五師、一二O師、一二九師前出山西的邊緣地帶。劉少奇提出要迅速發展到數十萬人槍,當時多數人都認為絕不可能,做夢吧?其實,父親心裡有底:“到處都有群眾尋找和等待共產黨與八路軍去領導他們,告訴他們辦法,要求黨派人去領導他們打游擊” ,而這些地方的山西縣長全部都是我們地下黨掌控,可全力動員參軍。何愁無兵?宋平叔叔多次對我生動回憶,因為群眾強烈期盼,青年急切投身抗日部隊,有深厚文化積澱,有我黨掌控的地方政權支持,果然,大量愛國熱血青年踴躍加入八路軍,僅僅山西地區,就擴展了十萬人。進入華北地區的兩萬多“老八路”,一年就“成為擁有數十萬人槍的強大的集團軍” !(不包括地方武裝、民兵、游擊隊)。這次擴軍開始叫“擴紅運動”,包含河北、河南,而山西最為突出。這當然與犧盟會打下的基礎分不開。

可見,白區工作對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的意義非凡、功不可沒!

上面講犧盟會與擴軍的關系,再說山西新軍的事:

1937年5月,劉少奇前往延安參加會議期間,到山西了解情況。他滿意地肯定了工作成績后,明確了下一步驟:拿到兵權、掌握武裝。因為抗日除了發動群眾、團結各方,還必須有軍隊,有軍事實力,並說閻錫山會贊成。閻細聞動議,果然高興,一拍即合,當場決定建立一個團新軍,隨后籌備工作迅速開展。

“七七事變”后的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當時的政府和報紙都不敢明提“抗日”)正式成立,為區別晉綏舊軍隊而稱“新軍”。“換旗抓槍”,這可是我黨領導的軍隊呀,人、槍、彈藥以及其他配置一應俱全。共產黨有特別強的號召力,很會做基層工作,農民、工人和大量的知識青年踴躍加入。決死隊發展極快,兩年組成4個縱隊,50個團,10萬人(包括各縣3萬決死隊)規模。素質也很高,名列世界各國軍隊大中學生佔比的前茅,很明顯看出官兵的覺悟水平、愛國熱情和技能戰力比舊軍要強。

閻錫山嘖嘖稱贊,超爽之余,可詭詐精明得很。新軍的軍事長官由國民黨軍官擔任,政治工作主持人基本是地下共產黨人,當時叫政治部主任,個別設有政委。無論是犧盟會還是決死隊,一律由山西人組成,閻曾表示,隻要合作抗日,共保山西,就沒問題。然而,閻老西兒及其部下始終暗打算盤,眼見新軍飛速壯大,利用之心瞬息變幻、過河拆橋斷然行動。

1939年底,蔣介石提出抗戰要勝,必先滅共﹔暗示“寧亡於日,勿亡於共”。閻錫山下令將決死隊負責政治工作的人都拿下來,污蔑“叛變”的同時,舊軍大舉進攻新軍和八路軍,史稱“晉西事變”(十二月事變)。這成為全國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頂峰。新軍外遭攻擊、內陷厮殺,自古兵家斷言:此兵必潰無疑。而薄一波等“順陰陽之數、審藏用之機”,索性帶四個縱隊半數官兵(包括縣屬決死隊共5萬多)連人帶槍加彈藥,公開進入八路軍新序列(自組建就是共產黨秘密領導的軍隊)!我軍的內亂外攻頓時化解,攻守強弱瞬間逆轉。八路軍未及拉開架勢,已大獲全勝!

大勝大功對應出大敗大過:后來有話說,閻老軍閥機關算盡,沒把小書生看在眼裡,錯一招砸鍋崴泥,徹底暈菜!算計人一輩子,唯一后悔莫及讓他哭掉淚的,就這一次。

事后,毛澤東以薄一波的名義給閻寫了一封信 ,表示特殊情況下統一戰線還是必須維持的,這些部隊進入八路軍,還是你的部隊,目標不變,一致抗日、共保山西,決死隊的名義仍保留。閻錫山隻好“低頭向暗壁”,自吞苦果、躕遛台階。這幾萬人分別轉隸一一五、一二O、 一二九師,縣屬決死隊就地轉為我縣大隊或游擊隊,一縱隊主力進入了太行、太岳地區,陳賡(1927年武漢工人糾察隊隊長)任太岳縱隊司令、薄一波為太岳書記兼縱隊政委,直屬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指揮(后解放軍14軍一部和武警41師,原28軍已撤)。

劉少奇在七七事變前提出的“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到此結束。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自然撤銷,其所領導的萬千黨員(無一人向閻承認是共產黨員),全都是冒死赴險的英雄兒女!

再插兩句題外話:當年,康生、柯慶施等人就“採取兩面派的辦法來反對”(劉少奇敘述),指責父親營救戰友出獄,拉宋哲元抗日,做張學良、傅作義工作,與閻錫山合作、“換旗抓槍”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文革”時,將所有從大牢裡營救出來的同志,都扣上“叛徒集團”之名。然而,即使在隨意栽贓陷害的年代,也沒聽說過哪個人將共產黨的軍隊拉走投敵。而事實上,僅“新軍”這一次就拉起倍於當時“江南老新四軍”(不包括劉少奇在華中拉起的新四軍)的“槍杆子”入列歸建,還“擴紅擴軍”人民武裝數十萬!古今中外,有這樣的“叛徒集團”?為正名祛污,立此存照,我濃墨記敘這一段。

所謂“換旗抓槍”,就是以統一戰線形式,戴上青天白日徽,建起正規的、“白皮紅心”的革命軍隊。楊尚昆(當年接任北方局書記)主席后來說:北伐時我們就想搞,但沒搞成,隻搞了個葉挺獨立團。抗日時山西搞成了,完全是在少奇同志的支持下。

當時,這可是震動朝野軍地的大功啊!父親從來是為而不爭、功而弗居,以至整個白區的領導都很低調 ,謙虛謹慎、埋頭苦干。這一段,在軍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評價幾無。但作為個人回憶,如“一二·九”時的彭真、薄一波、林楓、李葆華、劉杰、周小舟、徐冰、王林、黎玉、魏文伯、黃敬、姚依林、宋平、黃華、郭明秋、蔣南翔、李昌、袁寶華、劉玉柱、楊秀峰、陸平、康世恩、朱穆之等﹔親歷犧盟會、新軍和晉西事變的楊尚昆、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華國鋒、戎子和、宋劭文、李立功等,卻常常談到。

前些年,習近平同志的母親齊心阿姨寫過一篇文章《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談及這一段,非常生動,感人至深。

在紅軍時代,江西和福建人民對於革命和軍隊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在抗戰初期,山西人民和黨組織為全國抗日運動和軍隊大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當時,八路軍十倍增長的主要兵員在山西,比河北加河南的數量還多。這是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統一戰線”的直接結果,與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直接相關。

看了以上史實,誰能說“白區正確路線”與國防、軍事、軍隊無關?劉少奇說:一二·九運動“和當時人民武裝革命一道,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分革命開始重新前進階段的標志”。對中國的國防軍事,對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來說,偌大史功!

另一方面,劉少奇說:革命的青年學生“到鄉村去,到革命的武裝部隊中去,和人民特別是和工農結合起來,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革命根據地和進行抗日戰爭”,走上“在民族危機中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 ”。對人民來說,偌大貢獻!

白區春秋游擊戰爭

所謂中共的“白區工作十年”,指1927年至1937年,從大革命“國共分裂”到抗日戰爭再次“國共合作”。

主要分兩層:中央領導層,從“八七會議”開始到臨時中央轉移蘇區(1927∼1932年底),中斷三年后,1936年初劉少奇回歸聯系上全國各級組織,恢復並重新大發展﹔第二層全國各級黨組織,1932年與中央斷線失聯后,大部分停止活動,仍在堅持的也是分散隱蔽,影響甚微,所以叫“幾乎損失百分之百”。1936年春又井噴式發展至1937年7月為止。

全面抗戰開始后,地下黨秘密工作和隱蔽戰線工作,后稱城市工作部或社會部的工作,長期由劉少奇領導或總負責,但就不叫“白區工作”了。

所謂中共的“白區工作路線”,1927∼1932年是“左”傾錯誤路線為主,但有正確的部分和抗爭﹔中斷三年(幾乎損失百分之百)后,1936年春至1937年7月逐步“轉變”為正確路線。所謂路線的正確與否,是由實踐的結果驗証出來的。

1937年2月、3月,劉少奇給總書記張聞天連寫多封長信,再三重提他在遵義會議上出的題:全面檢討從“八七會議”以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錯誤。

5月17日,在延安召開中共白區工作會議,由政治局成員與北方局所屬省特委以上20多位負責人出席。劉少奇作兩萬五千言的《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報告,深刻地總結慘痛的教訓,尖銳地揭露錯誤的傳統,特別是徹底轉變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等,引起巨大震動。會議熱烈討論、激烈辯論、猛烈爭論,甚至有領導當場悲憤氣死過去!指責父親“老右(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聲再起,而維護呼聲也日盛。6月3日,毛澤東態度鮮明地長篇發言,肯定了劉少奇的報告和“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群眾斗爭和黨內關系,都是基本上正確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証法”,明確指出“我們黨中存在著錯誤傳統”,要“來一個徹底的轉變”。毛澤東還談到,過去“對少奇問題的處理態度上是完全不對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打擊,不尊重他的意見,幾次的組織結論 )——並以之對付一個中央的領導同志”,“今天應該作出正確的結論”。接著,張聞天在白區會的總結中肯定劉少奇的正確和成績 。

會議對推動“徹底轉變”起了積極作用,對“白區工作”,開始以實踐的結果作為檢驗真理的標准。但父親后來說“結果是不好的,困難不獨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個白區工作會議所留下的惡劣影響,是很久以后還沒有最后消除的。 ”會議剛結束,1937年7月7日爆發“盧溝橋事變”,歷史進入全面抗戰新階段,國共合作正式確立。史上唯此一次白區工作會議,成為“白區工作十年”結束的標志。直到四年多后的1941年,“九月整風會議”才成為”改造的關鍵”,在中央層形成新“白區”觀,而六年多后的1943年“九月會議”,全黨認同。但真正確立“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已是過八年的”七大”前后了。

“七七事變”當天,正好在延安的父親,代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起草的指示中就提出:“准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次日發出)。與中央各主要領導商議后,他先趕到抗日前方指揮部向彭德懷傳達了中央精神,又馬不停蹄到前線的太原。此時平津失陷,劉少奇親任書記,重建北方局,指揮地下黨:盡力做好隱蔽工作,將有可能暴露的同志,全部撤到新駐地山西。

8月22日至25日,黨中央在洛川會議上,通過毛澤東“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報告和“持久戰”方針。劉少奇因正忙於敵后和前線指揮,沒有參會 。

25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摘下紅五星、戴上青天白日徽,陸續開赴山西。此間,黨內軍內領導層的思想很不統一,多數人認為,我們的武裝力量必須全力配合國民黨軍,進行正規化的運動戰,頂住華北日軍進攻,並與閻錫山、衛立煌商定拉開陣勢。

9月21日,周恩來和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聶榮臻等率八路軍總部也趕到太原,當天下午就和北方局一起召開緊急會議,會上發生重大爭論。

劉少奇仍是“卷旗不繳槍”,堅持洛川會議戰略方針。他說,我黨所領導的部隊就一個八路軍(新四軍尚未組建),還有剛成立的“半個決死隊”,以及地方游擊隊,加上白區地下黨人,是我們擁有的全部力量。打正規戰不會有大的作為。我們當然要服從統一戰線,但這個統一戰線必須是正確的。蔣介石排斥異己、個人獨裁,“中國是不能統一的”,與人民的“和平也不能保持”。因此,國民黨實在靠不住,幾十萬國軍必敗。“我黨至今還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我們應該獨立自主運用“拿手好戲”——“今天華北人民的中心任務是廣大地組織與發展抗日游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權 。劉少奇強調:“游擊戰主要是在敵后進行的,是站在抗戰的最前線,是最困難進行的”,這是中國共產黨應站的崗位,是“黨的全盤工作中之中心環節”。

那天,大家暢所欲言,爭論非常激烈,包括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多數人,都反對劉少奇的意見,甚至有人(如稍后的王明)指責劉為“老右”、“失敗主義”等。爭論到凌晨,激辯的情況上報延安。第二天毛澤東就回電支持劉少奇,“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第四天毛又追來電報,說務必按照少奇的意見,“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要負嚴重的責任……要告訴全黨,今后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 ”,必須服從洛川會議精神。毛澤東的話,幾乎與劉少奇的言辭語句都近似相同。早在父親到北方局之前,在瓦窯堡政治局會議(1935年11月18日)中,就針對游擊戰爭進行過討論。當時會上不同觀點很多,而劉少奇和毛澤東的觀點驚人的一致,他倆都屬“贊成派”。

歷史上,國內外軍事理論都沒有游擊戰爭這一說。游擊戰,古今中外皆有,但屬於小規模襲擾,歷來不登大雅之堂。將之上升為戰略甚至戰爭層次,提出人民戰爭這一概念,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毛澤東思想是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理所當然包括劉少奇所做出的貢獻。毛劉均反復強調游擊戰爭概念,並將之成功地運用於實踐,逐步上升為理論。此時,毛劉又同時提出“持久戰”。專門考証下來,最早系統論述游擊戰爭,最早見諸於文字公開發行的專著,是劉少奇發表於1937年10月的《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1938年2月他再出版另一篇專著,二者后被稱為劉少奇“論述游擊戰爭的姊妹篇” 。這本合編小冊子《關於抗日游擊戰爭中的政策問題》,是為了統一北方局和八路軍很多同志的思想而寫就,在各種軍政訓練班講授,下發各級軍地干部 。接著,公開向社會發行,實際踐行。

父親寫道:“共產黨人素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共產黨願意自己成功,也願一切抗日的政府、軍隊、團體、黨派和游擊隊大家成功,所以共產黨願意提出自己對於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全部基本政策,貢獻給華北一切從事抗日的……志士之前”。“最后的勝負要在中國的持久抗戰中去解決”!自然,日寇也當成“防范教科書”,但帝國主義者學不會、更對付不了!

隨著偉大的游擊戰爭打遍天下,滿世界唱起《游擊隊之歌》,經久不衰!

近八年后黨的“七大”上,彭德懷總結經驗教訓時講道:這一道理“在今天看來,是極平常簡單的,是很容易的,但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由城市轉入農村,由運動戰轉為游擊戰,是件不容易的事。在這裡証明了劉少奇同志,不僅有白區城市工作的經驗,他也懂得農村的敵后戰場 。”

此處說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並不是反對游擊戰,事實上,早在紅軍時期他們就是游擊戰爭的創始人和偉大實踐者。只是在那一特定時期他們認為,應協助國民黨軍打運動戰,才能抵抗住日寇大舉進攻。平型關大捷堪稱正規運動戰的典范,超棒!但卻助長了以此類作戰為主的觀點。而父親也從未反對運動戰、正規戰,而是主張“以游擊戰爭為中心任務”,以持久抗戰解決勝負。劉少奇一貫認為,在黨內展開正當的爭論,嚴肅認真地發表不同意見,是健康和必要的。當時有爭論,確屬正常,絕無褒貶。

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軍事界普遍認為:靠游擊戰不可能取得戰爭勝利,打贏戰爭必靠正規戰,包括運動戰。而中國、朝鮮、古巴、越南的實戰成功,証明游擊戰爭無疑是一種戰爭形式,一系列實戰和理論總結,証明游擊戰爭的正確性和有效性(現在甚至還包括中東數國戰爭)。越南打贏美國后,世界才承認了這一概念。包括美國軍校也專設熱門課程講游擊戰爭——人民戰爭,並承認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其創造發明權,應該歸功於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中國共產黨人。這是那一輩軍人從實踐中打出來的概念和理論。游擊戰並不新鮮,但將之上升為游擊戰爭,上升為理論又成功地指導實踐,上升為依靠人民的戰爭並視之為取勝的法寶,當之無愧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偉大創舉!

“平原游擊戰”,是游擊戰爭中極富創造性、極為奪目的,幾乎無人不知。而鮮為人知的,是劉少奇最早提倡並領導“河北平原的游擊戰爭”(呂正操為司令),建立平原抗日根據地(黃敬為書記)。在冀中、冀南、冀魯豫的廣大地區協助八路軍開辟游擊戰場,打擊日軍,有效支撐人民武裝力量的大發展 。

“冀東大暴動”,幾乎少有提及。更鮮為人知,這是劉少奇組織並領導的。抗日戰爭伊始,父親即把冀東劃為“游擊戰略區”,“准備迅速發動抗日武裝起義”,任命“老冀東、老滿洲”馬輝之(武漢工人糾察一隊隊長,曾任河北省委領導,從草嵐子監獄營救出來的老同志)、李運昌(黃埔軍校、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順直省委時在京東黨組織)前往任河北省委書記和冀東特委書記。又同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聯署電令,調派宋時輪、鄧華第四縱隊5000多人奇兵深入,接應加強起義。

1938年7月6日,爆發“冀東大起義”,波及20多個縣,一舉佔領9座縣城。須知,那是日軍氣焰最囂張、國人屈辱最低迷的時期,華北陷落,上海陷落,南京陷落,華東、華中大部陷落、武漢大戰正酣,突然在敵后異軍突起,拉出10萬武裝,爆燃大戰火!陰霾沙場亮戰旗,水深火熱逞英豪!

回述兩個背景:建黨以來,開灤煤礦的工人斗爭前仆后繼、可歌可泣﹔重復上文的1928年,適逢黨內發生“京東請願團”事件,劉少奇指出,地下黨與其搞清談、鬧無原則糾紛,毋寧積極動員准備冀東抗日暴動(李運昌正在),之后又以順直省委名義提出“在工農群眾中做軍事組織與訓練工作,實在是本黨最嚴重的任務”,“在軍隊中做組織與宣傳工作……爭取廣大士兵群眾參加革命是最主要的軍事工作 ”。

而這次暴動,與開灤煤礦工人糾察大隊長、工人英雄節振國互為表裡、令人瞠目的,正是日偽軍警七八個旅、拳門槍會成千上萬的覺醒義舉。這場抗日“大地震”,極大地震撼了中國,激勵了民心!冀東人民英勇頑強抵抗日軍的瘋狂鎮壓,損失雖慘重(加被燒殺的百姓超過唐山大地震死難者數字),卻真是“堅持游擊戰爭”,建起冀熱遼根據地。“老滿洲”馬輝之、李運昌(都在滿洲工作過)還聯系上東北抗聯!

期間,劉少奇直接領導,現存的電報信件、命令指示諸多 ,並著重稱其為“很值得研究的人民大起義” !

抗日戰爭一結束,李運昌和冀熱遼軍區一部最先進入東北 。后來成為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一部分(后解放軍42、54軍各一部)﹔宋時輪、鄧華部隊進入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后解放軍27軍)。抗美援朝時,這兩支部隊都參加志願軍,把美軍打得屁滾尿流,創出全殲美軍最大建制部隊的歷史記錄,聲震全球!

這往前,可以追溯到“冀東大暴動”﹔或許再往前,可否追溯到順直省委的前期准備?——諸果皆有因,先果為后因。那麼往后,可否延續想到今天滿世界的“平原游擊隊”?這一切,肯定是令河北人民最為自豪的英雄壯舉,肯定是令中國人民倍感欽佩的驚世奇功!

路線是非決定國運

這裡,再重復幾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因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員,推行比“立三路線”還“左”的錯誤路線。

顧順章、向忠發和盧福坦先后被捕叛變,臨時中央被迫陸續轉移。王明暫時主持了幾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歲的博古(四中全會前也不是中央委員)總負責,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牌子回蘇聯。在共產國際大會上,王明被選為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公布名單時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總書記)、台爾曼(德國共產黨總書記、共產國際書記)等七位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頭像並排上了《真理》報,可謂“炙手可熱勢絕倫”,身價百倍。

1937年11月,離國六年的王明,代表共產國際回到延安,儼然成了天上掉下來(毛澤東當時說“喜從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須“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同樣是他,過去是極左的“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爭到底(劉少奇語)”,猛然轉到右的“兩個一切”。拿現在話說,大家都懵圈兒,就任命王明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接著,召開“十二月會議”,王明作報告否定毛澤東及洛川會議方針,毛處境異常困難 。似是而非多顛倒,真偽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發。

劉少奇深知共產國際和王明就裡,站在毛澤東一邊,以華北的抗日高潮和國民黨的不可靠反駁王明。因此,父親再度被冠以“老右”遭到圍攻。王明點名批劉“過分強調獨立自主”、過分強調游擊戰爭的作用、游擊戰爭“小冊子提的太多”、“對戰爭的估計是失敗主義”,明確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為“不能允許的行動”。

歷史往復諭示:真理之初,常在少數人手裡!“市中可信有虎”、毛劉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為、他們同守戰壕。激烈地抗辯和抵制,使會議沒能形成錯誤決定 。

極其自負的王明帶團到武漢(南京已淪陷)去見蔣介石。出乎意料,蔣介石根本不甩什麼共產國際書記或“中共原代理總書記”,倒是照顧周恩來的面子。在長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兩個一切”的右傾路線,跟著國民黨走,不許建立獨立政權等。項英負責,將八省十四支堅持在老紅區的游擊隊收攏,組建成新四軍,自然完全聽信並執行了王明的路線。

當時,王明是“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周恩來語)”。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隻有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位,在長江局有王明、周恩來和項英。王明認為,長江局佔了常委的多數,沒把延安放在眼裡,持對抗立場,嚴重違背組織原則,拒不遵守組織紀律。武漢即將失陷,王明與周恩來回延安 ,項英留在新四軍軍部任長江局書記 。后來,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義”、“武漢中央化(周恩來語)”,就指的這一段(半年)。

“十二月會議”后,劉少奇和彭德懷帶幾十名干部回前線。

前面說到,劉少奇提出要在短時期內發展“數十萬人槍”的人民武裝。通過北方局全力發動,到1938年底八路軍擴軍近二十萬,加地方部隊、游擊隊、武裝民兵,真的發展到幾十萬人槍!而國民黨軍抗日一敗涂地,大多潰散逃離,我人民武裝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軍隊(劉少奇語)”!

剛才說到,1936年初北方局僅有30多名黨員,一年后黨員已經發展到5000多名,按現在8000多萬黨員來說不算多,但從30多人到5000多人,還不算全國各地區黨組織得以恢復發展的人數,已是百倍的增長啊!共產黨在極其凶險的白色恐怖環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運動,發展成百上千的黨員,堪稱奇跡!再一年(1938年)黨員17萬人,中國共產黨早已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政黨(劉少奇語)”!

八路軍進山西時,劉少奇說我們有了抗日的旗幟,需要人、槍,需要錢、糧,最重要的我們應該有個家呀!必須要建立一個家,馬上建立抗日根據地。他發出大量電報,指示彭真(原代理北方局書記)、聶榮臻(一一五師政委)如何在晉察冀建立根據地(調北方局黃敬為書記) ﹔又給賀龍(一二O師師長)、關向應(一二0師政委)和林楓(北方局副書記)發電報 ,指示如何建立晉西北、晉綏根據地﹔並依托八路軍總部彭德懷等,建立晉東南根據地。同時,開辟山東、冀中、冀魯豫、冀熱遼。這一片片根據地的建立,不僅與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息息相關,也標志著中共著手建立“新中國的雛形(劉少奇語)”,向建國邁出一大步 。

最大的政黨、最大的軍隊、最強的政權、最大的地盤。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正是人民給了共產黨、給了劉少奇及其戰友們這個支點,他們已撬動整個中國,也將撬動整個世界!

華北的“轟轟烈烈”與華中的“冷冷清清”(六屆六中全會報告)形成鮮明對照。武漢會戰之后,華中地區基本上遍地是槍、到處是匪,國民黨軍隊戰敗后仍留在敵后,與日軍犬牙交錯,恰恰就是沒有共產黨軍隊。當時,新四軍在江南“國統區”,一無地盤,二無政權,槍彈和糧食都得找國民黨要,難以發展。到處要錢要糧要裝備,成了葉挺軍長最重要的事務。蔣介石再三催逼,新四軍分兵江北敵后作戰,斷了后勤不說,連兵員都成了大問題,頑強堅持,進退兩難。

1938年7 月,王稼祥從蘇聯返回,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毛澤東的政治路線。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父親為主席團成員。

開始階段(先開了十幾天政治局會議),王明先聲奪人,抬出國際嚇,亂扣帽子壓,繼續他的“一切經過、一切服從”那一套,儼然掌控主導局面(此時武漢失陷,急令項英返新四軍)。會議的后半段,毛澤東作了醞釀已久、胸有成竹的報告,議程大轉折﹔劉少奇等多數同志的報告和發言,使會議整體大翻盤。經過異常激烈的爭論,否定了王明的路線和“配合國軍打運動戰”主張,肯定了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肯定了劉少奇對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獨立自主進行游擊戰爭和建立根據地的正確性。

早在1937年6月的白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說:過去“對少奇問題的處理態度上完全不對的……應該做出正確的結論”。這次全會上,毛澤東在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結論:對“左”傾宗派主義錯批錯整的同志予以平反,其中包括對劉在順直省委、滿洲省委和上海時受到的批評和撤職處分予以糾正,明確宣布:“少奇同志歷來是正確的,過去的帽子(中央職工部)、打擊(滿洲)、批評(順直)等等是不對的 ”。

會上,毛澤東支持,劉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一切領導集中於中央”,並主持起草了我黨第一份黨法黨規黨紀的報告和決定。會議還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東南局 。

鞏固壯大華北很好的局面,同時全黨把發展的重心轉移到華中地區。劉少奇又成為不二人選,被任命為中原局書記,再次“深入虎穴”。馬不停蹄,他繼續披荊斬棘“長征”,開辟新天地。

逐鹿中原正黨保民

新成立的中原局轄長江北、隴海線南的豫、皖、蘇、鄂廣大地域,駐地河南確山。1938年11月,劉少奇(仍化名胡服)前往楊靖宇的家鄉老紅色游擊區,確山縣竹溝鎮,組建中原局。

當時要打開局面,最需要的是大量干部,更急需成熟的老干部。父親向中央要,特別是在延安有點“問題不清”的,說把他們給我,在敵后抗日他們都會是英雄好漢!

朱理治、徐海東、戴季英,因處理陝北紅軍之事在延安多有不便。1937年夏,劉少奇安排朱回北方局為河南省委書記,此時依托河南省委建中原局,朱任組織部長﹔徐到新四軍(江北)四支隊任司令,戴任政委。

李先念、劉瑞龍、王必成,是四方面軍的老戰將。劉少奇派李到鄂中、鄂豫挺進支隊、與陳少敏 (支隊政委)開天地,派劉瑞龍到豫皖蘇、同彭雪楓辟江山,派王先任團長,后當旅長。

彭雪楓(原紅三軍團)和羅炳輝(原紅九軍團)在“山西特殊形式統一戰線”時,到太原八路軍辦事處任主任、副主任。父親又把他們要來,安排羅先在陳毅部當副職,后任新四軍五支隊司令、彭先到河南任軍事部長,后任六支隊司令,以上僅列舉少數。

當時,父親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帶走的干部全都要來,對有思想包袱的老同志,他挨個兒進行思想教育,然后分派到各地各處任要職。至於新干部,更是不拘一格、多多益善。

劉少奇到達中原地區后,就提出要擴展軍隊,反對摩擦。但情勢要比華北更為復雜:日、偽、頑、匪盤踞,日寇、汪偽、中央軍湯恩伯等、非嫡系韓德勤等,加上佔山為王的幫會土匪,蜂擁橫行、硬擠強壓。共產黨的軍隊想要在這豺狼蠹蠍之地、犬牙虫蛇之間插足、生存、發展,更難上加難,如赴湯蹈火。長話短說,中原局在竹溝,謀篇布局統一思想,指揮用兵派出干部,融於百姓培訓戰士,厲兵秣馬、蓬勃興旺,被譽為“小延安”。

不久,父親又急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原局書記),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要務。這段時期,可謂是到處、多方、諸事需要他。僅舉一件在當時遠悖功利、絕非彰顯,日后卻歷久彌新、隔世生輝的大作為。

1939年夏,全國抗日已兩年,敵后抗戰大發展。我黨在陝甘寧、華北、中原的黨組織和人民武裝,成幾何級數增長。群眾運動轟轟烈烈,踴躍參軍熱情高漲。新形勢、新黨員、新青年、新官兵,對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是什麼組織,什麼宗旨,知之甚少。知識青年與工農兵怎麼結合?黨和軍隊的文化成分大提升,如何發揮?怎樣做合格的黨員和戰士?誰是楷模榜樣?缺少准繩。

毛澤東(45歲)、張聞天(38歲)和劉少奇(40歲)等,深感必須回答這些大問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應時而生。

在往返延安途中的河南澠池,父親手拿幾頁提綱演講,反響甚佳,眾呼由衷。

回到延安,劉少奇又豐富了思想內容。宋平叔叔多次對我回憶:張聞天讓他接父親到馬列學院。因聽眾越來越多,隻好站在操場的一張木桌上,劉少奇生動地講了好幾天(每天三四小時),實事入情、鞭辟入裡,經典哲理、深入淺出。大家完全被吸引住,情緒思考、隨聲起伏,全神貫注、如飢似渴,甚至忘了記錄(宋平記了厚厚一大本,課后許多同志借去補記傳抄),轟動延安。后來,幾經壓縮提練(許多精彩的實例、經典和故事減了),精品發表,成為那一代以至幾代共產黨員與軍人的教科書 。

后來的情況和影響,我就不重復和評價了。

隻講一段從未公開披露過的故事:1961年,古巴總統多爾蒂科斯(原為無黨派紅色律師)在天安門上對劉少奇主席說:“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產黨,菲德爾(卡斯特羅)給我一本西班牙文的書,告訴我:這是共產黨人的‘聖經’,一位中國人的著作。”

30多年后,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對中國的外交部長吳學謙也說道:被監禁32年,一本共產黨人的“聖經”,激勵我從容以待,是中國人劉少奇的著作,並背誦了其中的段落 。

多爾蒂科斯讀《修養》時與曼德拉一樣,並非共產黨人。他們都曾有倍感迷茫的時候,但后來都被公認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革命家。父親的《修養》,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遠大的理想信念,與最現實日常的行為操守,統一起來﹔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與要經歷的“所以動心忍性”,闡述清楚﹔把戰士必須從容應對的歷練考驗,必須具備的品格修養,擺出亮明﹔把為官、做事,還原成為民、做人!而父親奮斗畢生,詮釋出典范楷模。我想,正因為如此,《修養》才被奉為圭臬,為眾銘記,歷久彌新!

被譽為理論家的劉少奇,可一直是文武兼備的著名實干家。

由於國民黨的節節慘敗,共產黨的飛速擴展,父親預料到國民,反共高潮將臨。再三催促中原局機關及所屬單位分批轉移。再次響亮號召“到敵人后方去(在北方局時已提出)”,最困難的最前線,是共產黨應站崗位!至今追念呼出,口號蘊涵的膽魄與堅毅,仍令人熱血沸騰!

1939年10月下旬,劉少奇率領中原局挺進“敵戰區”,離河南,赴皖東。僅十多天后發生“確山慘案”,國民黨軍突襲竹溝,殺害我200多同志。回頭千百裡、“掩面救不得”,故人長決絕,“血淚相和流”——何其悲憤!

劉少奇到皖東定遠、滁縣,舉旗高呼:“東進、東進、再東進!廣泛猛烈的向東發展,到敵人后方去,不到海邊決不應停止。”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武裝,建起軍隊、游擊隊、民兵以自衛,“東進!把日寇趕進大海!”成為劃時代的口號!同時同步,建立抗日根據地。

幾個月中,父親連續主持了三次中原局會議,深透分析敵友我情況,明確戰略方向,批判片面的“兩個一切”口號,提出堅持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眾、發展人民武裝、建立根據地、敢於“反磨擦”等重大方針,三次會議跨出三大步,解放干部思想,推動工作轉變 。

之前,新四軍沒有建立過根據地。魏文伯叔叔對我回憶:國民黨叫我們去殺敵,卻不補給槍支、糧彈、資金。我們趕走日偽,打下地盤。沒有政權,求著國民黨派縣長,好給部隊征兵、征糧。國民黨不僅不派,反倒百般刁難。劉少奇反復說:這就叫“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咱們怎麼能辦這傻事!又講起“要人要糧要槍,首先要有家”的道理。當即委派魏文伯去當了第一個共產黨縣長,叮囑道:一定要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權,我們打下的地盤,國民黨派縣長咱們還不承認呢!就這樣,在華中敵后地區建立了第一個由共產黨委派掌控的縣(定遠)政權。

之后,劉少奇通電:“派遣最好的干部去做縣長、區長”,又陸續任命了幾百名,確立起小片根據地,再聯成幾大片 。

根據地是政權:我黨武裝人民,就是要奪取政權、執掌政權。

那時,共產黨地方干部,無工資,吃軍糧、穿軍衣、同軍籍,而軍人地方征召,傷殘軍烈屬地方優撫,軍糧軍費軍衣軍鞋都是地方籌集。無家哪來的兵?無國哪來國防?無民事哪有軍事?誰說地方黨政與軍隊無關?那是營盤那是根吶!

根據地是政權:我黨奪權執政為何?就是為人民服務。

那時,共產黨舍身拼命,不就是為了報國保種救百姓嘛!中原局建起根據地,沒忘這個根本宗旨。打奸除霸反封建,解救民眾保民權,尊重勞動倡民主,救濟難民利民生,組織群眾生產生活 、查田均賦減租減息,擁軍愛民轟轟烈烈,村鎮一派欣欣向榮!陰晦華夏,晴空一方!

著名老歷史學家呂振羽當年留詩為証,“心懷人民轉乾坤……春風蕩漾大江天”。有一樁湮沒無聞、不見經傳的舉動,在幾十年后多次應時創造了中國歷史:

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首推“包產到戶”。在皖東、淮南、淮北,軍地開荒平坡、群眾擁護,分給無地農民、取信於民、種公田繳軍糧、足兵足食,余糧自家全留、成效顯著。農民生產生活比“敵佔區”和“國統區”都溫飽紅火。劉少奇擊節贊賞,加以推廣(許多老革命的回憶中提到包產到戶的起源,在老文電中也搜索到証據。)。

追根溯源,“包產到戶”打根兒上就是“紅色基因”。鄧子恢,這位曾留學日本軍校卻“土得掉渣”、作為閩西紅軍創始人的“老軍頭”,后來被稱為“中共頭號農村工作專家”(1960年代“非常時期”,鄧子恢最堅定強烈地呼吁包產到戶,父親支持),或許就此可找到淵源?

“包產到戶”,對今日之中國意味著什麼?中國人民可還記得首創的那些人們和功績!是否想知道他們的遭際命運?

登高望烽火炊煙、千古江山,荒草埋將士村婦、英雄無覓。劉少奇和鄧子恢都曾經說過:那是人民群眾的創造!

開辟蘇北東進到海

紅色區域的迅速擴展,人民群眾的擁護贊譽,必然會引起敵對方的打壓摩擦。

日寇大、中、小“掃蕩”不斷。我軍民同仇敵愾,“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麻雀戰、抄后路、劫糧草,村村起火、城城冒煙,襲擾糾纏、晝夜輪番,堅韌頑強、零敲碎打,“捉鬼子敵探”、處處設陷阱,炸炮樓摸哨、天天有進賬。

戰術上,合孫子兵法,貴勝不貴久、積小勝為大勝,詭道、用間、詐術、野攻,樣樣俱全﹔戰略上,從老子兵法(不少古兵家新專家認同《道德經》亦為兵書),貴久不貴勝、不敗即打贏,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幕幕連台——上演了長年累月、精彩絕倫的“拿手好戲”——游擊戰爭。

日偽軍被打得風聲鶴唳、膽破心寒,應戰不暇、筋疲力盡,實施愈加殘暴的燒殺報復,激起愈加洶涌的血仇反抗——“跟著新四軍,殺盡小鬼子!”響徹天下。眼見共產黨的地盤日漸擴大,日偽佔領區盛傳,共軍來了個“胡子頭兒”(劉少奇化名胡服,民間俗稱土匪為“胡子”)。父親聞言,手拂下顎詼諧笑道:“我沒留胡子呀?”眾皆開懷,傳為趣談。

在中原的國軍嫡系、皖系、桂系、奉系、蘇系各派系軍隊,抗日差勁,搶奪人民勝利果實卻十分帶勁。中原局領導堅持“正確的統一戰線”,文武並用“反摩擦”,打拉捉放“為統戰”,不僅游擊襲擾,還調集多路八路軍、新四軍和地方武裝,中心開花反包圍、出神入化,打了三大場“連環”運動戰,政治軍事雙贏,殲滅摧垮頑軍。最后,還活捉了國民黨江蘇省主席、中將韓德勤。此為后戲 。

1939年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在華北以山西決死隊轉隸八路軍為標志失敗。1940年春,反共摩擦的重點轉到華中,由於指揮體系復雜、通訊不暢,徐海東、張雲逸舊傷沉疴臥床,劉少奇在緊急關頭,親自披挂指揮半塔集之戰。

3月,桂系李品仙猖狂攻擊我部,並殘殺我百余人。我軍民被迫反擊,立即圍殲嚴懲劊子手,隨即在所屬各縣區“肅清反共勢力,爭取中間勢力”。

無巧不成書,劉少奇命羅炳輝部,就近分兵前出。羅是前紅九軍團軍團長,曾與父親一同血戰鬆毛嶺。此間,除留守2000人外,傾全力與徐海東部共同殲滅桂系頑軍2500人,湔雪遠仇近恨。3月21日,正當我軍肅清殘敵、清理戰場時,江蘇省主席韓德勤萬余頑軍,趁虛強攻羅炳輝駐地半塔集。面對絕對優勢之敵,羅部再次血戰堅守七晝夜!與鬆毛嶺一樣的英勇激烈,但半塔集戰況卻不同:進攻之敵身后,被我游擊隊和民兵襲擾,腹背受擊,陷首尾不能相顧之境﹔而戰果更不同:羅部主力火速回援之時,劉少奇就近向陳毅“借兵”,葉飛雷厲風行、率挺進縱隊先到,多路強擊、裡應外合。韓德勤頑軍損失過半,倉皇潰逃。半塔集之戰勝利,完全肅清定遠、鳳陽、滁縣的反共武裝 。

葉飛回憶,幾天后劉少奇到半塔集,把葉部“扣”下就地囤守。葉找劉說,軍部項英令他歸營歸建(此時國民黨軍長官顧祝同強令新四軍江北葉飛、陶勇部南調)。正談著、來人打斷,請父親處理急事。劉起身指著桌上擺放一疊電報叮囑: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絕密電報,外泄可不得了,你守著,千萬別離開,等回來接著談。葉為召回之事正焦心,又不敢離開,踱來踱去,瞄了幾眼電報,都是中央發給項英和劉少奇的,指示新四軍軍部要向北靠攏,盡快過江。葉飛立省,是中央有意。剛一回談,葉就表示願意留下,劉也不羅嗦,立即部署下一步吸引頑軍的重要任務 。

不久,陳毅追來。葉飛報父親,我得趕緊去接一下,不然非被槍斃了不可。陳毅見面就罵,葉笑呵呵地說:到胡服那兒你就知道了,我看了幾眼中央發的密電,中央的意思是讓咱們離開江南 。陳毅一愣,恍然大悟。

一見面,劉少奇對陳毅說:你是中央直管領導的,這些中央的絕密電報,請你看一下。陳毅看罷,明白了中央的意圖,無話可說。劉又反復強調:已急電中央和項英,“江北部隊南調,這是准備消滅我軍之毒辣計劃,我堅決不同意” 。討兵不成,反而自己也被“扣”下,一起打了郭村和黃橋。多年后,陳毅說:“在華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 。

劉少奇到中原一年半(到皖東半年多),指揮各級黨組織全力發動群眾,積極抗擊敵頑,拉起數萬軍隊、幾十萬地方武裝,打出大片天地,開始向蘇北進發。

熟知地圖的人細想則明,鹽城往東,河網港汊密集,交通不便,適合游擊作戰﹔我黨順勢奪得蘇北,北接冀魯豫八路軍,南聯江南新四軍,就佔據成片,是“發展華中”的關鍵——打開蘇北,成為我黨重要的戰略任務。

當時,華中地區的建黨建軍和任命干部,由劉少奇操持起家、主持負責。因為是抗日武裝割據,各地都有主力部隊、地方部隊、武工隊、游擊隊、自衛隊和民兵,互不統屬、密切配合,一個目標:共同打贏游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遠離直接上級,互相間各無指揮關系。要打一定規模的運動戰,劉少奇必向八路軍總部和新四軍軍部“借兵”,甚至請延安軍委下令。

為打下蘇北,父親已領導或“扣住”陳毅、粟裕、張雲逸、徐海東、羅炳輝、戴季英、張愛萍、葉飛、韋國清、陶勇、王必成等部隊﹔中央軍委先調八路軍彭明治、朱滌新蘇魯豫支隊,稍后又調一一五師黃克誠(原紅三軍團師長)率三四四旅、新二旅等大部隊南下東進作戰(后與彭朱支隊合並組成八路軍第五縱隊)﹔一二九師也調來部隊加強。還沒算上鄧子恢、李先念、彭雪楓、陳少敏、鄭位三、劉瑞龍等軍地雙跨的領導及部隊。劉少奇麾下,將帥豪杰雲集,個頂個是民族英雄,部隊如風如林,眼見皆為虎豹之師。而兵機莫測、軍情如火。

劉少奇指揮若定,卻心焦如焚,多次電請中央派專精軍事的同志來當總指揮。毛主席多次回示“統由胡服(劉少奇)負責 ”。父親謙辭,索性點名推薦陳毅、徐向前、劉伯承挂帥。毛澤東反復斟酌認為“少奇指揮得不壞”,於1940年6月27日中央通電各方,長江以北華中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統歸胡服指揮”。

郭村保衛戰正如劉少奇籌謀,由中央軍委下令,葉飛率軍挺進蘇北,誘導頑軍包圍。八路軍南下、新四軍東進,馳援反包圍。經頑強、機智、英勇拼殺,於1940年7月2日取得完勝 。

黃橋戰役規模更大,由劉少奇、陳毅、粟裕指揮。7月30日,毛澤東、朱德電:“關於蘇北戰略,我們同意胡服意見”﹔經布局謀劃、調兵遣將,9月1日劉少奇電告陳毅、粟裕、張雲逸、彭雪楓,准備敵人進攻﹔9月2日,又電令黃克誠部、羅炳輝部,攻佔鹽城。父親“未戰而廟算勝”,9月3日,韓德勤果然趁日偽軍加大“掃蕩”之機,起兵三萬對我兩路攻擊。陳、粟一讓再讓,血戰黃橋。10月初,八路軍黃克誠率部進攻,與新四軍夾擊,一舉殲滅韓頑軍一萬多人,取得大勝。

這兩場謀定而勝之戰,文史記載和回憶甚多,我就不展開了。

1940年10月8日,劉少奇發電:“我黨在華中工作已取得決定的勝利……”。10日,八路軍新四軍勝利會師,雄軍凱旋。東進東擴連海,華北華中連片,一年時限、半年成就。黨中央,也是劉少奇開辟蘇北、“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勝利實現!

劉少奇先與黃克誠匯合,11月4日聯袂到鹽城見陳毅,陳老總興奮地寫下豪邁詩句:“十年征戰幾人回,又見同儕並馬歸。江淮河漢今誰屬?紅旗十月滿天飛” 

來源:《黨史博覽》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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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憶父親劉少奇與國防、軍事、軍隊(上篇)

(責編:趙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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