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日寇，這裡也是戰場

“灶火不旺,難打勝仗”。抗戰中,冀魯邊區八路軍和地方部隊的被服廠、兵工廠、后方醫院為部隊“輸血供氧”,在奪取抗戰勝利中立下汗馬功勞。

敵后被服廠——有了自辦廠,不愁沒衣穿

天高雲淡,金風送爽。1938年秋的一天中午,李樹基快步來到八路軍115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后勤部劉印揚副政委住的樂陵縣城一個小院,劉印揚正在門口來回踱步。

“報告,副政委您找我?”

劉印揚伸出手親熱地說:“你是李樹基同志?來,屋裡說。”

30多歲、中等個兒、胖瘦適中、眼睛發亮的劉印揚一口南方話。李樹基聽同志們說,這位紅軍干部很會帶兵打仗。兩人進屋對面而坐。“李樹基同志,組織決定調你到軍需股當股長……”

李樹基聽了心裡涼了大半截。自從他所在的抗日救國軍“第31游擊支隊”整編進入挺縱,接連打了幾個漂亮仗,他甭提多興奮了:在八路軍大部隊,我可以揮戈躍馬、馳騁疆場了。想不到,叫他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當后勤兵,沒勁。李樹基著急地說:“政委,我……”

“我什麼?我也是一個多年帶兵打仗的人,來到冀魯邊區改行干了后勤,當初我也想不通呀!樹基同志,允許你暫時想不通,不過出了我這個屋門再不通就不行了。不要以為后勤工作不重要,‘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干起來也是個大有用武之地的戰場。”

軍令如山。李樹基不情願地點頭答應。

劉印揚接著說:“你是本地人(河北滄州),比我這侉聲拉調的南蠻子強多了。按你們當地話講,這叫本地螻蛄本地拱,這回就看你這滄州螻蛄拱起拱不起來了。”說完,哈哈大笑。

轉眼,秋風掃落葉,寒氣催冬來,戰士們穿著單衣凍得瑟瑟發抖。

李樹基走進城裡唯一的一家裁縫鋪,50多歲的掌櫃趙洪升帶著幾分驚慌讓座斟茶。李樹基說:“趙掌櫃,你知道,抗日打鬼子大家要有人出人,有槍出槍,有錢出錢,我們想請你給做棉衣,按市價付款。”

趙掌櫃干脆地答應下來,連聲說:“八路軍將士為挽救民族危亡浴血奮戰,英勇捐軀,我出這點微薄之力還能要報酬?”

“噠噠噠”,三四台縫紉機晝夜生產,第一批棉衣做出來了。

這時傳來情報:日本鬼子回兵后方已越過津浦鐵路,正向樂陵扑來。縱隊機關、邊區抗日政府決定撤出樂陵縣城,轉移到鄉村去。

李樹基跟趙掌櫃商量說:“你看能不能把裁縫鋪搬到鄉村繼續做棉衣?”

趙掌櫃收了第一批棉衣款,見八路軍紀律嚴明,說到做到,從而信任八路軍。他猶豫了一下說:“李股長,我聽你的,裁縫鋪跟你們一塊走。”

裁縫鋪搬到鄉村,后勤部從天津買來幾台縫紉機,招收了新工人。工人們都是窮人家的子弟,跟戰士們一起生活,工余學習、上課,逐漸提高了覺悟。他們說:“戰士打仗沒有錢,我們做工也不要錢,要錢不光彩。”

趙掌櫃終究吃不了苦,提出回縣城,工人們都不願意跟著回去。見此,他狠狠心把縫紉機全部作價賣給了部隊。之后,縱隊又買來一批縫紉機,增加到20台,七八十名工人,建立了自己的被服廠。

每批衣服做成后,各村婦救會發動婦女幫忙做釘扣鼻、鎖扣眼等細活。她們在村子裡找一處閑院子,或者大一點的閑屋,鋪上幾領新席,把青年婦女召集來,分發給大家做。她們靈巧的雙手三攀兩網,一件衣服的扣鼻、扣子做好了。做一件衣服的細活,被服廠付給二分錢。可是,她們哪個也不是奔著這二分錢,七嘴八舌地搶著說:“這錢捐給戰士們買菜買肉,吃得飽飽的,可勁打鬼子。”

然而,被服廠隻能保障一小部分服裝供應。寒風吹,雪花飄,這時還有一部分戰士沒有棉衣。李樹基看著心裡難受極了,戰士們卻樂觀地說:“有了被服廠還愁穿不上棉衣,一聽到‘噠噠’的機器聲,心裡就暖乎乎的。”

讓李樹基和戰士們更加溫暖的,是冀魯邊區村村寨寨都有“被服廠”。抗日縣政府給根據地民眾發放貸款,區、村婦救會組織婦女們買棉絮、紡線、織布、做軍衣。走進各村大街、庭院裡看吧,那是怎樣的一種場景啊!這裡,幾個姑娘在紡線,“嗡嗡嗡”,紡線聲如蜜蜂採蜜辛勤地飛舞於花叢中﹔這裡,幾個小媳婦在鑲機,她們手裡拿著線軸子來回小跑著,那扭動的腰肢,輕盈的步子,不亞於優美的舞蹈﹔闊屋、偏房裡,中年婦女坐在織布機上腳蹬連繒板,織梭手中飛,卷布軸在“哐當——當,哐當——當”節奏聲中越纏越厚﹔炕頭上,嬸子大娘們飛針走線做衣裳。

李樹基到集上買布,八路軍公買公賣贏得信任,每次傘蓬一撐開,賣布的婦女們呼啦一下子圍上來,麻雀樣地喳喳著:“同志,你們在集上轉轉看,沒有比俺這布更好的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看看俺的布。” 李樹基看著這情景心裡滋呀!算盤子一響:收布了!

每次收布,都有青年人自願給他們當“義務收布員”。在黃夾鎮集上,有個英俊青年每集來幫忙。他很內行,哪是干織布(梭線不濕水,這樣織出來的布線稀不結實),哪是濕織布(梭線濕水,這樣織出來的布線密結實),哪是漿線布(經線用稀面粥漿),哪是熏染布(成品布用硫磺熏白),一看便知。他量布不用尺,張開雙臂一庹一庹,就知道尺寸多少,一匹幾十丈長的布竟不差二寸。李樹基付給他工錢,他不要,便給他買包子吃。這些“義務收布員”,后來大都參加了八路軍。

鬼子頻繁掃蕩,不斷派出暗探四處尋找被服廠的蹤跡。被服廠縮小目標躲避搜查,把裁剪、縫紉、印染分散到幾個村子裡,生產改在夜間,天一亮再把布匹、衣料藏好,把縫紉機拆卸開分別藏進草垛、夾皮牆裡,埋進土裡。有時情況十分危急,便把縫紉機頭擦上油丟進水灣裡,敵人走后接著干。

1942年春節前的一天,三個偽軍突然闖進裁縫住的院子裡,抬腿就要往東屋走。東屋裡有剛裁好、沒來得及運走的一大批布料。緊急關頭,房東大爺急中生智,一邊向裁縫發出暗號,一邊把偽軍讓進北屋,然后把自己准備過年宰的兩隻雞塞到偽軍手裡。三個偽軍像叼到骨頭的狗,樂顛顛地走了。

環境越來越殘酷。1943年深秋,被服廠轉移到樂陵縣后寧寨一帶。這天天亮前剛把縫紉機分藏進村民的地瓜窖裡,鬼子就闖進了村,搜去17台縫紉機和部分單衣。同志們急得搓手跺腳,有的嗚嗚哭起來。李樹基趕到后勤部向劉印揚匯報,心咚咚咚地跳著,准備著挨批評和受處分。

劉印揚聽后自然掂得出遭受損失的分量,但他顯得很輕鬆的樣子說:“噯,我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呢,鬧了半天丟了幾台機器。”李樹基知道首長是在忍痛安慰他,越不批評,他越難受,忍不住抽抽嗒嗒哭起來。

劉印揚哈哈大笑說:“好,如果能哭來機器,咱倆一塊哭,發動機關干部、戰士一塊哭。”他拿起毛巾給李樹基擦去淚水開導說:“敵人能把機器搜去,我們就能把它奪回來!艱苦的斗爭還在后面,我們要准備作出最大的犧牲。”

李樹基昂起頭:“首長,不論有多難,我一定把被服廠辦得更好。”

冀魯邊區八路軍的被服廠在嚴酷的斗爭中頑強地發展起來。

敵后兵工廠——沒有槍炮我們自己造

七七事變后,寧津縣抗日便衣隊負責人鄭志英(新中國成立后曾在山東省委黨校任職)、王金策(新中國成立后曾在棗庄礦務局任職)帶著人馬加入了冀魯邊區“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后改為“第31游擊支隊”)。二人見隊伍兵多槍少,有些槍缺胳膊少腿不能用,趕到司令部駐地南皮縣寨子鎮黑龍村,向司令員邢仁甫(后叛變)建議說:“戰士兩手攥空拳、手持一杆破槍怎麼打鬼子?我們建個兵工廠,自己造武器。”

司令部最后議定,由鄭志英、王金策、王振漢、郭秀岩、陳道和等5人籌建修械所。他們很快動員了40多人,幾天后,修械所從寧津縣雙碓村轉到樂陵,憑借僅有的幾把銼刀、錘子、鑿子和幾塊磨刀石,開始銼銼磨磨維修壞槍。

鄭志英、王金策一心辦成兵工廠。1938年夏天,王金策在慶雲縣聯系了10余名工人,返回樂陵途中被“偽滿洲自治聯軍挺進師”劉佩臣部偽軍騙到毛圈村扣押,囚禁幾十天,遭受了非人折磨。抗日民主政府多次交涉無果,“第31游擊支隊”派出白連長打入敵人內部營救,被劉佩臣發覺槍殺。

初秋,八路軍115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開進冀魯邊區,頭一仗便是攻打駐毛圈劉佩臣偽軍,半小時全殲敵人,活捉100多人,繳獲槍支120多條,劉佩臣逃跑,解救出王金策等人和40多名抗日干部民眾。

經歷生死,王金策意志倍堅。他對鄭志英說:“沒有技術人員辦不起兵工廠,咱老家那一帶小爐匠多,我回去招人。”此后王金策從王壕、大郭家等村招來近百人。

王振漢原是南皮縣秦村鐵廠工人,他對鄭志英說:“一鬧鬼子,鐵廠停產了,我去跟廠主說說,把機器、工具折價賣給咱們,他若不賣,借給也行,將來還機器或付款。”

正在這時,八路軍打下寧津城,繳獲敵人一批槍支,其中許多槍支敵人在投降前破壞,部隊領導通知修械所從速修理。於是,鄭志英、王振漢立即前往秦村鐵廠聯系機器,八路軍五支隊支隊長曾國華派張連長帶著100多名戰士前往。

鄭志英同廠主剛談妥,可能有人向駐吳橋縣棗王庄的“國民黨河北省民軍第二路”張國基頑軍送信,他們派來6個士兵阻擋,硬說鐵廠機器早已借妥了,已歸他們所有,不准拉走。鄭志英質問說:“你們跟誰說定了?廠主就在這兒,他怎麼不知道?若是你們早說定了,廠主還能給‘一個姑娘找兩個婆家’?”

頑軍士兵語塞。

張連長手握匣子槍,朝戰士們一揮手:“裝車!”戰士們齊聲響應:“裝車!誰敢阻攔連他捎上!”

頑軍士兵一看這陣勢,慌忙從后街溜走了。

機器、工具裝了三大車,此時太陽西斜。秦庄離張國基的駐軍很近,大家顧不上一天沒吃飯,迅速離開,半夜時分走到寧津縣境內的坊子街,這才鬆了一口氣。此時人困馬乏,一個個累得東倒西歪,眾人吃點東西、喝口水,有人提出在此過夜天亮再走。張連長斷然說:“不行,再累也不能中途住宿,以防萬一,天明必須趕到縣城。”

拂曉時分,張國基的人馬追到坊子街,扑空而回。

在寧津歇了一天,鄭志英他們奔赴樂陵縣楊安鎮,立即整理機房,安裝機器。這天,挺縱司令員肖華來到修械所,看了機器、廠房高興地說:“我們就要有自己的兵工廠了。沒有槍,沒有炮,不但讓敵人給我們造,我們還要自己造。今天,我送來一位指導員和你們一起戰斗。”說著,他把楊晉介紹給大家。后來,楊晉提升教導員,肖華又派來楊雲章接任。楊雲章同楊晉一樣,與工人同吃同住同薪水(每月一元零花錢),每天菜金五分錢,還比工人低二分錢。楊雲章給工人講政治,講軍事,組織習功練武,他又成為最關心兵工的帶頭人。

300多人的兵工廠成立了,挺縱司令部從當時的友軍“曹五旅”部“借來”曹立賢技術師擔任廠長,“曹五旅”還支援了技術員和翻砂工具。1939年冬,兵工廠遷到黃夾鎮,從此開始制造手榴彈、地雷,打造刺刀、二水子彈,修制迫擊炮、平射炮。

日寇殘酷剿殺冀魯邊區根據地。1942年春天,兵工廠化整為零,跟隨部隊轉戰。他們在各縣設立原料供應、彈藥轉運站,挖地窖、地道儲藏物資,組織人員夜間肩挑人抬,車推驢馱,將槍械彈藥送到部隊。

1943年6月30日,邢仁甫指使手下殺害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黃驊等8名干部戰士,叛變投敵。秋天,邢仁甫派跟隨他的潘自強,和在邢叛變后局勢動亂嚇得精神有毛病的李白毛(因青年白發得其綽號)找到兵工廠。潘自強勸王金策說:“跟著老上級邢司令走吧,上鹽山縣海邊重建根據地,邊區的主力部隊不久都會向邢司令靠攏。”

潘自強說著拿出邢仁甫寫給王金策的信:“……今念及老同志共同開辦兵工廠之功,望快回頭,帶領全廠兵工機械往鹽山海上安家,別在內地受洋罪了。現在你們兵工無論如何出力,上級也不會高看的。如來鹽山,一定給予高官厚祿,如不來,將來必有大禍臨頭,那時悔之晚矣。”

王金策看信后氣憤地冷笑一聲說:“你們上了邢仁甫的當了,他殺害革命同志,分裂革命隊伍,好端端的隊伍讓他給破壞了,真是罪大惡極。我勸你倆趕快回頭,跟著邊區黨委走,跟著劉賢權(代)司令員走,要不然,你們真的大禍臨頭了。”

潘自強、李白毛二人聽了目瞪口呆,傻裡傻氣、癲癲狂狂地各自跑回老家去了。據說,后來二人都患精神病而死。

1944年春的一天,振華縣十裡廟村青年交通員孟傳訓得知駐樂陵的兵工廠等料開工,心裡非常著急。這時,烈屬邢萬英嫂子告訴他:“聽保長說,雙碓據點來了大批鬼子漢奸,可能又要掃蕩、抓人,你趕快想法把料運過去。”

當天晚上,孟傳訓查看行動路線,他正要從房庄跨過洪溝時被一群日偽軍抓住,從身上搜出了小手槍。

鬼子把孟傳訓帶到程庄,逼問八路軍住處、人名、活動地點和存放軍械物資的地方,孟傳訓閉口不言。鬼子軟硬兼施地說:“隻要你承認一點,就饒了你,說一句話就給你鬆綁。再不說話,死了死了的!”孟傳訓兩眼怒視著敵人還是一言不發。鬼子氣得暴跳如雷,對孟傳訓吊打、壓杠子、灌辣椒水,折磨得他死去活來,可他始終瞪著眼,咬著牙,一聲不吭。第二天,孟傳訓英勇就義。十裡廟離雙碓據點僅三華裡,住著抗日工作人員,藏著一大批軍用物資,孟傳訓用他的生命保護了同志們和這些物資。

八年抗戰期間,冀魯邊區兵工廠修復各種槍支約計萬余支,制造手榴彈、手雷、槍榴彈、地雷、刺刀幾十萬枚(柄),還有大量二水子彈。特別是他們修制的迫擊炮、自造的大型平射炮,射程轟炸威力很大。1945年八路軍攻打泊鎮據點,鬼子的工事特別牢固,射擊不頂用,手榴彈、手雷靠不上,半天打不開。兵工們把平射炮抬上去,震天動地“轟”的一聲響,一下子把崗樓掀了個底朝天,頓時火光四起,戰士們趁機沖殺,收復了泊鎮。

抗戰勝利后,兵工廠大批干部調往各地執行新任務,300多名兵工留在樂陵城西南杜劉尹村建立兵工廠,300多名兵工跟隨山東軍區轉到沾化縣大、小牟家另設新廠。

敵后醫院——多救一個戰士就多一份殺敵力量

“這原野曾流遍了英雄的血,多少戰士為祖國作了光榮的犧牲,和敵人一同倒臥在戰場上……”《勇士骨》的歌聲,是單光濤看鬲津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兼縣大隊長王道和(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上海寶鋼工程指揮部副總指揮、黨委委員)給他的信時,在腦海裡驀地響起的。

王道和信中言辭懇切:“……時值抗日戰爭艱難之際,我抗日軍民天天流血,傷病員急需救治,如果你能出山,則傷病員幸甚……”

單光濤對送信人鬲津縣抗日民主政府行政科長高漢章(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滄州地委書記)說:“你轉告王縣長,我堅決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堅決為抗日救國出力,志願竭盡全力為傷員服務,多救治一個戰士,就多一份殺敵的力量。”

單光濤原來在張學良部下做衛生工作,西安事變后回到家鄉寧津縣大單村開辦私人診所,他經常給八路軍傷員治病,因此與王道和很熟。單光濤接受王道和的邀請,1940年秋季的一天上午,他來到鬲津縣(1940年由寧津、南皮、東光、樂陵4縣各劃出一部分組成,1946年撤銷)抗日民主政府駐地,人未進屋聲音先到:“王縣長,我向你報到來了。”

王道和正跟偽頑分子送其綽號的“曹城隍”(一區區長曹茂先)、“姜閻王”(四區區長姜思民)、“徐小鬼”(三區區長徐金鋒)、“郝綿羊”(二區區長郝建寅)4位區長議事,4位區長都是對敵冷酷無情,視民如己父母,待兵親如兄弟的主兒,他們見是單光濤來了分外高興,呼啦圍上來:“哎呀,可把你給盼來了。熱烈歡迎你加入抗日隊伍,堅決支持你建立傷員醫院,要人給人,要物給物,要什麼給什麼。”

王道和站在一旁笑著說:“單大夫你都聽到了吧?他們替我表態了。”

單光濤被這熱烈的場面所振奮,雙手合抱拱手作揖,慷慨激昂地說:“鄙人不慧,有志抗日,願與各位共同抗日報國。”

王道和早已籌劃於心,他趁機說:“我宣布:鬲津縣后方醫院成立。由單光濤大夫任院長,縣大隊戰士肖玉樓給你當勤務員,李棟任事務員,其他人員由你定。”

單光濤說:“我動員了私人診所的單維山來當醫生,三區財糧干事張阜如(建國后曾任寧津縣衛生防疫站站長)同志曾經從師學醫,請把他調來任護理班長,再選招二三十名願意學醫、有文化的青少年,邊干邊學當衛生員和護理員。”

“好!”王道和干脆地答應:“我再派張維山擔當醫院的偵查員,負責敵情偵查。”后來又派閻成擔任醫院的管理員,負責傷員的食宿及其他供應工作。

后方醫院每天收治傷員20多人,多時30多人,其中有抗日民眾,有縣大隊和區中隊戰士,有八路軍大部隊指戰員。輕傷員在門診治療,重傷員住院治療。所謂住院,都是住在村民家裡,選擇住房較多的農戶,動員出一間屋做病房,一戶住一個傷員,醫護人員按時巡回檢查治療。醫院不發被褥,每到一村,醫護人員拿著“借物記”到村民家去借被褥,給自己和傷員用。每個傷員安排兩名青壯年民工負責守護,備有一塊門板,兩根繩子,一條扁擔,一旦有敵情,立即由民工抬起傷員轉移。由於准備充分,傷員們得到及時治療免受損失。

醫院跟在隊伍后面打游擊,與敵人“捉迷藏”,經常出沒於官庄、夜珠高、太平辛、張大庄和馮庄一帶。長官、大孫、黑龍村等據點的日偽軍,把醫院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多次設法摧毀醫院,逮捕單光濤,都沒有得逞。敵人得知單光濤是大單村人,又去逮捕他的家人。單光濤對此早有防備,先行一步把家屬搬到孫營盤等村一住兩年。

傷員多數是“銃創”——槍傷、炸傷,手術是取彈頭和彈片,間有截肢手術。開始,大小手術靠單光濤一人,連麻醉、止血、縫合等都由他做,工作量大,而且相對延長了治療時間。單光濤選拔一批醫務人員缺什麼補什麼,立足系統學習,著眼急用先學,邊學邊干,邊干邊學,言傳身教加臨床實踐,使單維山、呂十田(單瑤泉)、張阜如等人很快掌握了一項手術醫技,並獨立進行常規治療和急救措施。

日偽軍嚴密封鎖,醫院藥品奇缺。他們依靠敵工站和多方關系到天津、滄州、泊鎮等地購買,用重金厚利打動一些常去敵佔區的商人販賣給醫院一部分。用量多且體積大的藥品,目標大,易暴露,轉運困難,隻好土法上馬自制。他們把棉花、土布先用漂白粉脫脂,再用淨水脫漂,然后用蒸汽消毒,自己制造藥棉、紗布、繃帶等。用豬板油煉化代替凡士林,配制各種軟膏和油紗條。傷員換下來的三角巾等,洗了再洗,用了再用。在十分困難的時候,出於穩定傷員情緒,甚至用紅顏色浸染紗布條(前提必須是無菌操作),頂替紅汞紗布條。

一年夏天,一區隊送來一位大腿受傷的戰士,因醫院頻繁轉移,傷員五天后才轉到醫院,這期間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傷口化膿大量生蛆,傷情嚴重。單光濤很心疼,對張阜如說:“不但要保住他這條腿,一定把他的生命從死神手裡奪回來!”

單光濤第一次給這位戰士清理傷口、上藥用了兩個多鐘頭,然后找來一架蚊帳挂上阻擋蒼蠅。第二天換藥時,蚊帳上趴滿了綠蠅。打開傷口一看,上面是滿滿的蛆虫,活像個“葵花盤子”。咋辦?生撥,傷口會很疼痛,且難以撥淨。單光濤想了個辦法,他把麻醉藥涂在蛆虫尾巴上,蛆虫立刻變成白色死亡,很容易取下來,傷口也不疼。然后對傷口嚴密包扎,多層敷料覆蓋,及時換藥排膿。經過精心醫治和護理,傷員痊愈重返戰場。

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年75歲的單光濤回憶在后方醫院的經歷,他深情地說:“在我們醫院治療的傷員很少死亡,不是我們醫術有多高,是醫護人員視傷員如兄弟。當時,每次醫院轉移都是傷員走在前頭,醫護人員走在后頭,我這個院長走在最后頭,有時被敵人追得喘不過氣來。每到一個新駐地,醫護人員不顧自己勞累,忍飢挨渴,先去查看傷員。不論是否轉移,由我帶頭,全體醫護人員每七天每人端一盆水,親自為傷員洗腳,形成了制度。傷員們也把醫護人員看作親人,相互間感情十分融洽,醫患配合默契,相互鼓勵共同戰勝傷病。”

1944年,抗日戰爭轉入反攻,環境好轉,醫院不再頻繁轉移。單光濤從后方走上前線戰場,在一次戰地救護中負傷,又回到醫院。

日本鬼子投降,后方醫院改編為軍區醫療一所,單光濤任所長,李宗謙任政治指導員,駐樂陵縣鄭家廟(后駐高文亭村),隸屬渤海軍區一軍分區衛生處,是五個醫療所之一。醫療一所醫護人員從建院初期的30多人發展到200多人,可容納200多名傷病員。解放戰爭中,單光濤一人一天做過7台截肢手術,他採用硫酸鎂加微量石炭酸靜脈推注,配合特別護理,鼻飼供熱和營養灌腸等方法,治療傷員術后破傷風,創造了治愈率高達67%的療效。不久,醫療一所精簡隨軍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