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偉
2017年08月11日08:3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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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毛澤東在修改譚政起草《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時，提出“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
1944年4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起草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時，加寫的話中有這樣兩句特別引人注目：一句是“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並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另一句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前一句講的是人民軍隊早就創設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后一句講的是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政治工作不是附帶的，而是紅軍的生命線”
第一個做共產黨的政治工作的是周恩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創辦的黃埔軍校裡，周恩來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迅速在軍隊中“推行列寧創造紅軍經驗”，在政治部建立起新型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秩序。周恩來領導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一改過去死氣沉沉的政治工作，一下子使政治工作活了起來。就是在這種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動下，盡管環境艱苦、生活緊張，但學員們的思想覺悟提高很快，始終保持著昂揚的斗志。
1925年2月和10月，周恩來先后以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參加了廣州國民革命政府舉行的討伐軍閥陳炯明的兩次東征。被政治思想工作鼓動起昂揚斗志的黃埔學生軍，成了一支克敵制勝的勝利之師。兩次東征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的勝利，也是周恩來主持下的黃埔軍校政治工作的勝利。
對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周恩來有過一段回憶：“1924年我返國時，國民黨已改組。我到廣東，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擔任政治部主任。將近兩年間，教過四期學生。1925年參加兩次東征，任總政治部主任，打陳炯明。這時，我是以公開的共產黨身份與國民黨合作、共事，因此，與許多國民黨人認識。當時國民黨內部即有兩派，一派主張國共合作，一派反對合作，兩派斗爭甚烈。1926年3月20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借口海軍要叛變，逮捕了許多進步分子。經此事后，我辭去政治部主任之職，隻擔任教員。”
周恩來帶出了一大批黨和軍隊的政治工作的杰出人才，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會議時，談到政治工作的歷史，感慨地說過這樣的話：“第一個做政治工作的是周總理。你是蔣介石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資格最老。”
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真正的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格局，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打下的基礎。
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在每一個連隊裡都建立了士兵委員會。他告訴戰士們：士兵委員會就是監督院，是監督官長的。沒有這樣一個組織，士兵們就不敢講話，講了話也沒有作用。成立士兵委員會就是要士兵敢於講話，講話也有作用。
在毛澤東領導的隊伍中，有一個叫郭天民的人,是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他打仗很勇敢，也很有軍事才能，當時擔任工農革命軍的大隊長。因受舊軍隊習氣的影響，郭天民有時體罰戰士。以前打戰士，戰士是不敢反抗的，成立士兵委員會后，戰士們將郭天民打人罵人的情況反映給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又將此事匯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立即對郭天民進行了批評，告訴他這是不允許的，是違反紀律的。被毛澤東批評后，郭天民很快改正了體罰戰士的毛病，開始用說服教育的辦法，通過做政治工作來管理部隊，很快重新獲得了士兵們的理解和愛戴，在戰士中的威望反而比以前高了許多。
三灣改編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在人民軍隊裡建立起政治工作秩序。這一方針和秩序，一直延續至今。尤其是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給弱小的紅軍部隊帶來了無限活力。對紅軍的生活環境，從白軍俘虜或反正過來的士兵感受最深，他們說：紅軍和白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白軍裡死氣沉沉，官兵之間相互戒備，相互提防，而紅軍士氣高昂，官兵之間親密無間，沒想到紅軍這麼好。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寫的《井岡山的斗爭》這篇報告中，講到“軍事問題”這部分時，特別分析和強調了軍事斗爭中的政治工作。毛澤東講到，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像變了個人似的！什麼原因？是因為通過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讓這些士兵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紅軍廢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
毛澤東進一步講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並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
通過政治工作而樹立起“為工農作戰”“為人民打仗”信念的紅軍，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1929年1月29日下午，國民黨軍隊攻佔井岡山小井，包圍了那裡的紅軍醫院。130多個傷病員被趕到一塊稻田裡，四周架起了機槍。敵軍團長宣布說：“隻要口頭聲明不當紅軍的，站到一邊，發給銀洋放走，不聲明的馬上處決！”任憑這個團長跳著腳叫喊了幾十遍，紅軍傷員們始終沉默著，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敵人的機槍終於響了，傷員們全部倒在血泊裡，鮮血染紅了那塊稻田，又流到溪水裡……這就是我們的紅軍！
自建立中國工農紅軍開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就特別強調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始終致力於消除軍隊中的單純軍事觀點。毛澤東在1929年12月為紅四軍黨的代表大會寫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專門點明：單純軍事觀點的一個要害是“政治水平低”，“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毛澤東清楚地告訴人們：紅軍和白軍根本不同，就在於紅軍把黨的政治工作放在極端重要的位置。
懂得了政治工作，官兵就有了精神，打仗也就有了辦法。《星火燎原》叢書收錄的原福州軍區政委李志民關於第三次反“圍剿”的回憶，就談到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1931年6月，蔣介石竄到了南昌，親自組織和指揮對我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為我軍制定了“避敵主力，打敵虛弱”的方針。決定採取“磨盤戰術”，首先繞入敵背，搗其后路，為執行此計劃，紅軍主力必須以急行軍分途向贛南根據地的興國地區集結。
這是一次艱苦的進軍，全程1000多裡，又正逢盛夏時節，烈日下行軍的戰士們個個汗流浹背，腳下的石板路如同炭火。糧食也不足，部隊隻好喝稀飯充飢，病員也開始增多，中暑的、發瘧疾的、拉痢疾的，這個沒好，那個又病倒了，收容隊在不斷擴大。
在這極其困難的時刻，政治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行軍行列裡的鼓動工作，十分活躍。道邊的山石上、樹干上到處是標語口號。每到難走的地方，軍團“火線劇社”的文藝戰士或者師宣傳隊的宣傳員們就出現了，道旁留聲機吱吱呀呀地唱著，宣傳員們唱歌、呼口號，鼓動著戰士們前進。每當休息的時候，哪怕隻有十幾分鐘，士兵委員會的骨干分子們也在進行鼓動工作，來個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間進行一次唱歌比賽。山谷裡、樹林裡，到處升騰起歌聲和歡笑聲，疲勞和酷熱被忘得干干淨淨。
……
紅軍的高昂士氣和強大向心力、凝聚力來自哪裡？政治工作！
紅軍的政治工作也得到了隱蔽在上海的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視。
193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從上海發出《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信》，對軍隊政治工作的重大意義作出了全面肯定：
政治工作在紅軍中有決定的意義，每一個紅軍戰斗員不僅要能夠有充分的軍事技術——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腦子的武裝。必須充實現有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實現中央政治工作條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帶的，而是紅軍的生命線。
1934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全國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在江西瑞金召開，周恩來在開幕會上的致詞中明確提出：“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他還在會上作了題為《一切政治工作為著前線上的勝利》的報告，說明：“一切政治工作，要服從整個作戰計劃，一切政治工作，都要為著前線上的勝利。”
王稼祥、任弼時等人都贊同周恩來的講話，也多次講過“政治工作是我們紅軍的生命線”這類的話。
如何抗戰？毛澤東提議蔣介石：“改造軍隊的政治工作”
強化軍隊政治工作，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打勝仗的一個基石。
全面抗戰爆發，毛澤東立即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之下，必須有一整套的辦法，才能達到目的。”他在1937年7月23日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給蔣介石提供了“一整套的辦法”，第一條裡就有這樣的內容：“改造軍隊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軍民一致。”
政治工作如此重要，可惜蔣介石的軍隊卻做不到。這恰恰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的特點。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英國記者貝特蘭時，回答了這位英國客人對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好奇心。毛澤東清楚地介紹了八路軍政治工作的3個基本原則：官兵一致的原則、軍民一致的原則、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他告訴貝特蘭，這樣的政治工作，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優勢。
1940年8月，毛澤東在八路軍野戰政治工作會議期間，就對彭德懷、楊尚昆、羅瑞卿等人說過我軍這種政治工作的“獨立性”：“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戰中應有其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是根據黨的政策與共產黨在民族斗爭中的獨立性而來的。因此模糊我們政治工作的獨立性的原則，無視國民黨軍隊的傳統與做法對我們的惡劣影響是不對的。然而所謂政治工作的獨立性並不是要我們抄襲內戰時期一切做法，相反的我們應當根據民族戰爭的環境來確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體方針，我們應當使軍隊的政治工作變成實現黨的每個政策的有力武器。”
抗戰期間，國民黨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可是八路軍的軍紀卻沒有因長時間分文未領而鬆懈。
一次，領導山東抗戰的羅榮桓帶領部隊來到一個村庄外面，村裡的群眾因擔心軍隊擾民，不許部隊進村。疲憊不堪的戰士們隻好在野外休息。可是隻過了一會兒工夫，鄉親們卻主動過來邀請部隊進村休息。羅榮桓驚訝地問村長：“群眾放心嗎？”村長笑著說：“不放心能開寨門嗎？”羅榮桓又問：“誰給你們解釋清楚的？”村長指著長滿了大蔥的地說：“那不是？是它們把事情說清了。”
原來，我們的部隊就坐在大蔥地旁邊，山東人都愛吃大蔥，可是部隊裡居然沒有一個人拔大蔥吃。這就是因為部隊政治工作做在了前頭：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對群眾的東西不犯秋毫。村裡的群眾據此斷定：“這決不是欺男霸女的軍閥部隊。”
國民黨軍隊裡也有政工人員，也搞政治宣傳，可是國共兩軍在遵守軍紀方面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自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后，毛澤東又在紅軍時代已打下的基礎上，對政治工作的作用作了進一步的探索，對政治工作的重要意義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這一論斷，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的1944年明確提出來的。
1944年4月，在毛澤東的主持和授意下，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起草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准備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宣讀。報告系統地論述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性質、地位和基本方針、原則，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就革命軍隊的建設問題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這份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后，他加寫的文字中有這樣一些內容：
“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並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群眾，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並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
“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就是指的這個意思。”
毛澤東加寫的這些文字，真是畫龍點睛！
有黨史研究者認為，譚政的報告“既繼承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又根據抗日戰爭形勢和任務的變化，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見”，“是繼古田會議決議后關於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而毛澤東親自為這一報告加寫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的這段話，更是高屋建瓴地對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作了極精辟的概括。
“不懂政治的人就不會打仗”
經毛澤東等人修改的譚政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后來對我軍打敗敵人起了巨大的作用。
譚政在《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中，用“王道”與“霸道”作比喻，對部隊的政治教育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
在軍隊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養高度的對敵仇恨與爭取敵軍俘虜二者區別而又統一起來。沒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無前、殺敵致果的士氣﹔沒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敵軍官兵。應該使我們軍隊的指揮員戰斗員都懂得，在戰斗時，集中一切力量去壓倒敵人，迫使敵人投降，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應堅決的殲滅他們，或俘虜他們，這就是我們軍隊一往無前、殺敵致果的革命精神。這種革命精神，是我們軍隊非常寶貴的歷史傳統，今后應該在我們軍隊中大大提倡，大大發揚。但是在戰斗解決以后，對待俘虜的政策，就不是這樣。這裡應該轉變為說服態度，從思想教育上、物質待遇上、政治態度上爭取他們，將我們在戰斗前與戰斗中對於敵軍的宣傳變為事實，借以瓦解敵人的隊伍。拿中國的老話說，如果前一種態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末，后一種態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種態度應用於后一種情況，那是不對的。分別而又同時發揚這兩種態度，正是我們的歷史傳統，今后應把這一點更大地發揚起來……
人民群眾對人民軍隊的衷心擁護來自哪裡？政治工作！
譚政的報告在談及官兵關系與軍民關系的改進時，詳細論述了用政治工作克服軍黨、軍民關系中所存在的不良現象的各種辦法：
軍隊方面堅決實行了自我批評，實行了坦白運動，將軍黨之間、軍政之間、軍民之間一切不良現象，都講出來，徹底改變了干部與戰士的思想﹔對民眾關系不好者，實行改善關系，歸還借物，賠償損失，爭論事件錯在軍隊者實行向民眾賠禮道歉﹔軍隊又大規模地從事生產自給運動，改善了給養，減輕了民眾的負擔﹔軍隊又以大量的勞動力幫助民眾生產﹔這樣就使我們的軍政軍民關系大大的改善了。在軍隊內部關系上，無論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系，各部分軍隊之間的友好關系，凡屬存在著缺點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連隊軍人坦白大會上，將官兵關系上、連隊生活上、個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現象、不滿心理，都講出來，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增進了親切友愛的空氣，糾正了各種不良現象，平復了不滿心理，團結了軍隊內部……
譚政的這個報告，許多是毛澤東口授的，基本都是毛澤東的意思。當時，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正在徹底檢查部隊的政治工作，從整個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風進行全面檢討。譚政起草前，毛澤東曾經召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人賀龍、徐向前、蕭勁光、譚政等討論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初稿寫出后，不僅毛澤東親自作了修改，加寫了3000字左右的內容，他還要譚政將修改稿送周恩來、劉少奇等人審閱修改，還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征求了意見。這個報告，后來還被中央列為整風文件和部隊學習教材。
毛澤東在修改中，特別強調了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認為，人民軍隊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有機結合，“就不可能是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之所以能夠如此英勇堅持，艱苦奮斗，再接再厲，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之后，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出了關於學習譚政《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通知，特意強調：這個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其中關於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部分及組織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全體適用的﹔關於邊區經驗部分，亦值得全軍重視”。這個報告“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為全黨干部所應注意”。
在毛澤東主持下由譚政起草的這份報告，與人民軍隊的歷史經歷一樣，用生動活潑的革命戰史告訴人們：對於人民軍隊而言，政治工作就是力量源泉，就是勝利保障，就是生命線！
這一點，在解放戰爭中再次得到了驗証。
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是其中的一條重要標准。解放戰爭時期，一到危急時刻，解放軍部隊中的黨員總要站出來以身作則。行軍時，把別人的槍、背包加到自己身上，因此隻要掃一眼隊列看看誰身上多了背包和槍，就知道誰是黨員。戰斗時更不用問，沖鋒時沖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黨員，撤退時留在后面打掩護的也一定是黨員。經歷過戰爭年代的老革命都說：那時黨員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是看得見摸得著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軍隊。鞍山市原公安局局長李維民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曾潛入沈陽做地下工作，成功策反了一個國民黨新六軍軍部的譯電員。新六軍是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曾遠征緬甸重創日軍。這樣一支部隊，其指揮機構的譯電員必然是國民黨軍隊裡的骨干和中堅人員，他為何會選擇投向人民陣營？
譯電員對李維民作了如下表白：
“從前，我還認不清國民黨，現在……他們的所作所為，簡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
“遠的不說，單說軍運指揮所裡，一個主任叫韓慕洲，一個副主任叫宋國春，他們從到東北后，就不斷地從鞍山用鐵甲車大量地往天津倒運鋼管、鋼板，大發光復財。黃金摟多了，就花天酒地地過最糜爛的生活。韓慕洲已經有了兩個老婆，還嫌不夠，除了在妓院舞場亂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裡的一個年輕打字員，威逼利誘地娶為三姨太。在所裡，會溜須拍馬的爬上去，不會的踢下來，最卑鄙的人最得勢，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這是什麼世界？”
無論是投誠做地下工作的譯電員還是掉轉槍口炮口的解放軍戰士，都認為國民黨軍隊與人民軍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人民軍隊的世界是讓人向往的光明世界，國民黨軍隊是令人窒息的黑暗世界。
處在解放戰爭中的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似乎都不懂得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不明白自1946年夏天起，在兵力大大強於人民解放軍的情況下，卻在自己發動的全國規模的內戰中，短短3個月就走向節節敗退。
194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總結解放軍3個月來的戰況時，自信地說過這樣一句經典的話：“3個月經驗証明：一切軍隊必須加強政治工作。”
十幾年后的1964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依然自信地告訴外賓這樣的經驗：
“革命單搞軍事不行。”
“單有軍隊，單會打仗是不行的。”
“隻有會做政治工作的人才會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會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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