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一位攝影師與23位“慰安婦”

黃有良，女，1929年出生，2017年8月12日離世。（2005年攝於陵水）

朴來順，1915年出生，韓國慶尚南道人。1994年在保亭病故。圖為朴來順26歲在海口拍的紀念照。

王玉開（右）生於1920年，1941年嫁到臨高皇桐村。2013年12月31日，她走完了坎坷的一生。

符美菊，1925年生，儋州市大成鎮南遷村人。2017年3月8日去世。（2014年攝於澄邁）

黃伍仲，保亭人，黎族，1926年生。2005去世。（資料圖片）

蔡愛花，漢族，1926年生，澄邁中興鎮東嶺村人。2011年去世。（2005年攝於澄邁）

陳金玉，生於1925年，保亭南茂農場北懶下村人。已去世。（2005年攝於保亭）

李美金，漢族，1927年生，澄邁和嶺農場茅園村人。（2014年攝於澄邁）

陳林村（左二），黎族，生於1926年，保亭加茂毛立村人。（2015年攝於萬寧）

卓天妹（左），黎族，生於1926年，陵水祖關鎮宿風村人。 （2005年攝於陵水）

王志鳳，漢族，1928年生，澄邁山口鄉美萬村人。（2005年攝於澄邁）

劉文英，漢族，生於1920年，文昌市潭牛鎮人。已去世。（2006年攝於瓊海）

林石姑，黎族，生於1920年，陵水光坡鎮港坡村人。已去世。（2005年攝於陵水）

鄭金女，1926年生，黎族，陵水祖關鄉弄清村人。已去世。（2005年攝於陵水）

楊亞榜，1920年生，黎族，保亭保城鎮什曼村人。2006年6月去世（2005年攝於保亭）

鄧玉民，苗族，1927年生，保亭響水鎮什齊村人。已去世。（2005年攝於保亭）

林亞金，黎族，1924年出生於保亭南林鄉什號村，已去世。（2005年攝於保亭）

符桂英，1919年3月出生，系澄邁福山鎮美傲村人。已去世。（2005年攝於臨高）

林愛蘭，1925年出生在臨高南寶鎮鬆梅村一個中醫家庭。2015年12月去世。（2005年攝於臨高）

陳金美，漢族，生於1922年，臨高新盈人。已去世。

蔡美娥，漢族，1927年生，瓊海龍江鎮紅星大隊紅森村人。已去世。（2005年攝於瓊海）

陳亞扁，黎族，1925年生，陵水祖關鎮祖孝村人。2017年5月11日凌晨4時，陳亞扁因病離世。（2005年攝於陵水）

譚亞洞，黎族，生於1926年，保亭南林鄉萬如村人。已去世。（2005年攝於保亭）

黃一鳴採訪拍攝“慰安婦”工作照

編者按

8月14日是第五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首部反映中國“慰安婦”幸存者生存狀態的紀錄電影《二十二》上映，影片用客觀的鏡頭，將歷史的碎片打撈起來，以現實的視角，單純紀錄這群幸存老人的生活狀態，引發關注。在海南，同樣有一位“慰安婦”幸存者的記錄者，12年，他用相機記錄下23位老人的生活，無聲地訴說一段無法忘卻的歷史。

8月14日，第五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中國大陸最后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海南陵水阿婆黃有良入土為安的日子。

早晨9點，長期拍攝記錄海南“慰安婦”的57歲攝影人黃一鳴捶了捶有些酸漲的腰部，又看了看手中的相機，還是決定去陵水送黃阿婆最后一程。

12年了，盡管有許多海南“慰安婦”阿婆們陸續去世，但她們永遠活在黃一鳴的鏡頭中。

他把鏡頭對准“慰安婦”

時間的指針倒回到12年前。2005年5月的某日午后，時任中國日報記者站站長的黃一鳴正在辦公室小寐，一個念頭突然在他腦海閃過：海南“慰安婦”題材可以做！可以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小專題報道。

由於之前看過一家報紙對於“慰安婦”的報道，黃一鳴按圖索驥，來到了陵水祖關鎮祖孝村的黎族阿婆陳亞扁家裡。

“慰安婦”這三個字的敏感，讓黃一鳴很是忐忑。第一次見面，他只是像晚輩看望長輩一樣，跟陳亞扁聊聊家常，不敢也不忍提其他。

或許是阿婆已經對外公開了“慰安婦”的身份，當黃一鳴再次造訪時，陳亞扁說出了自己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往事：“說說停停，說到難過的時候就流淚。”

耄耋之年的阿婆，淚水在布滿溝壑的面龐上無聲流淌，也在黃一鳴的心上流淌，而阿婆隻字片言的敘述，道不完的是侵華日軍在海南島犯下的滔天罪行。

最初，黃一鳴只是想完成一個專題，拍完照片在報紙上發表，就意味著任務完結。可是，漸漸老去的阿婆，她們不堪回首的往事，那段被日軍蹂躪踐踏的屈辱歷史，這一切串聯起來，讓黃一鳴覺得，對海南島境內慘遭侵華日軍蹂躪的“慰安婦”的尋訪，這才只是開了個頭。

不過，他沒想到的是，這一拍，就是12年。

尋訪之路超乎想象的艱難

“大部分都是阿婆自己說，誰誰誰跟我一起被日本人抓過，現在可能在哪個地方。”黃一鳴回憶說，2005年，他在採訪符桂英阿婆時候，打聽和她同時被日軍抓到碉堡裡一個女孩，叫符玉開，幾個月裡被強奸被蹂躪。巧合的是，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就有一個阿婆不停在符桂英阿婆家進進出出，不時看著黃一鳴欲言又止，可是后來卻什麼也不肯說。“這位阿婆就是符玉開，不過我后來沒等到機會去拍她，她就去世了。”

黃一鳴告訴記者，最讓阿婆們難以釋懷的，就是鄉鄰們的閑言碎語和家人的反對，“比如我去探訪時，她說要把經歷告訴我，但是我到了她家以后，可能由於家人反對，臨時打消了念頭。”甚至有一次，黃一鳴剛剛來到一個阿婆的家裡，還沒開始聊天，就遭到了阿婆女兒的驅趕。

除了“慰安婦”家人的阻力外，拍攝敏感話題素材，也受到了業界同仁的質疑。

“拍這個能發表麼？不能掙錢還倒貼，趁早拉倒吧。”同行的各種聲音，反而讓黃一鳴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攝影作品的價值，並不是靠金錢來衡量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品的價值才會慢慢顯露出來。“說不定有一天，就對‘慰安婦’阿婆打官司有用了呢，哪怕有一張有用，也值了。”

在拍攝記錄“慰安婦”幸存者的過程中，黃一鳴也有自己的顧慮，經常有“慰安婦”幸存者家人會說：你報道以后，官司沒有打贏，還讓老人被周圍人說閑話。

黃一鳴內心糾結過，可是最后依然堅持地走了下去。“要讓年輕人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侵華日軍在海南的罪行是不能被饒恕的。如果我不做，時間久了，記憶會淡化。我要通過我的努力，用各種手段把這些記錄下來。”

從2005年到2006年，一年多時間裡，黃一鳴走訪了陵水、保亭、瓊海、澄邁、臨高等十多個市縣，行程約4000多公裡，陸陸續續找尋和拜訪了23位海南“慰安婦”幸存者，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她們的善良和堅強

在黃一鳴心裡，第一次把“侵略”和“殺戮”這些字眼具像化，並不是因“慰安婦”而起。他的爺爺，就是被日本人殺害的。在他很小的時候，奶奶曾無數次提起這段往事。

同樣是受害者，這無疑拉近了黃一鳴與海南“慰安婦”的心，更堅定了他找尋“慰安婦”的想法。“她們跟我奶奶年齡差不多，有的甚至長相也很像，我把她們當自己的奶奶一樣。”

“兒子啊，你又來了，你要再不來，就見不到阿婆了。”陳亞扁阿婆每次見到黃一鳴，總會喚他兒子，接著親切地跟他聊聊家常，“比如母雞又生了幾個蛋，小雞是吃稻谷還是吃小米。”一如家人一般。

黃一鳴很少主動提起阿婆的傷心往事，對她們過去的了解多半是聊天時不經意間提及，將阿婆們的記憶片段慢慢拼湊成了完整的故事。“我有一次去看望卓天妹阿婆，正是收稻谷的時候，她說她當時被抓時也是收稻谷的季節，就慢慢打開了話匣子。”

作為攝影記者，黃一鳴每一次看望“慰安婦”阿婆時，都會帶著照相機，但並不是每次都派得上用場，“熟悉了之后，我提出拍攝的想法，如果老人同意，我再到車上拿相機。”

除了阿婆的臉部特寫外，黃一鳴照片中記錄的，更多的是阿婆的日常生活——她們閑不住的狀態，這也是最打動黃一鳴的。“她們經歷了我們無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到了晚年，還在盡自己的能力勤勞地生活。”

每次見到阿婆們，她們都在干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黃有良阿婆在山裡放牛，林亞金阿婆在農田裡趕鳥……很多阿婆都是自己挑水、自己煮飯。

“這就是她們面對人生苦難的態度，雖然早年的遭遇帶給她們身體上很多病痛，但是她們不抱怨，依舊平和樂觀的活著，生活著。”

那些故事不會畫上句號

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黃一鳴拍攝的“慰安婦”阿婆，如今僅有4位幸存於世。

4名“慰安婦”阿婆終有一天也會離我們而去，黃一鳴的“慰安婦”專題會不會隨著她們生命的逝去而終結？

對於這個問題，黃一鳴搖了搖頭，他說，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把所有影像資料整理齊備，隨時准備提供給國家，或者捐給需要的紀念館，作為檔案留存。

“如果我的身體情況允許，我還會做‘慰安婦’遺址的考察探訪拍攝，這個之前也沒有人做過。”黃一鳴眼神裡閃著光亮，“能為她們做的事情還多著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