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時期的紀律建設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在艱苦卓絕的井岡山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以鐵一般的紀律鍛造鐵一般的革命隊伍，成功粉碎敵人軍事“會剿”和經濟封鎖，取得了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偉大勝利。

縱觀這段歷史，正是共產黨人堅持強化紀律監督，嚴懲違紀行為，當好清廉表率，打造了一支聽黨指揮、紀律嚴明、能打勝仗的工農紅軍，取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進而喚起工農千百萬，從而將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中國。

成立士兵委員會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就什麼是井岡山精神，有過一次意味深長的對話。他說：“在井岡山時期，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永新縣的三灣村，針對當時部隊存在的編制不健全、官兵思想混亂、殘存軍閥主義習氣嚴重等問題，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全面整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除了整編部隊、“支部建在連上”等重要內容外，還有一項創舉就是在部隊中實行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關系，在連以上設立士兵委員會，每連推選產生1名主席、7至9名士兵委員會執行委員。

士兵委員會是加強監督、實現民主、維護紀律的一個有效組織形式，士兵委員會的任務和職責是五項：參加軍隊管理、維持紅軍紀律、監督軍隊經濟、作群眾運動、作士兵政治教育。它在擴大軍隊民主、反對軍閥主義，克服官僚主義，密切黨與士兵關系的同時，對維持部隊紀律、提高紅軍聲譽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譚冠三中將回憶說：“士兵委員會可以保証上級命令的執行，檢查軍隊紀律執行的情況……教育士兵由不自覺到自覺地遵守各種紀律，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原先在個別地方也有搜俘虜腰包的，士兵委員會就對大家進行教育。通過教育，士兵們慢慢克服了搜腰包發洋財的不良現象。”

士兵委員會除對違反群眾紀律的行為進行制止外，對違反軍人紀律的行為也會進行干涉。紅三十二團戰士左盤生、劉良益回憶：“有一次，他們連士兵委員發現連長徐彥剛與一些干部賭錢，便將情況報告軍士兵委員會主任陳毅。陳毅對徐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其錯誤的危害性。徐彥剛主動請求組織處分。陳毅見他認識到錯誤，但考慮要以此教育全連官兵，趁著湘贛邊界‘一大’召開之際，罰徐彥剛為大會站崗三天。此事在當時反響很大，對整個四軍作風整頓起了很大作用。”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在井岡山地區流傳著歌頌紅軍的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朱德后來在回憶中說：“在井岡山時候，被敵人一直追了一二千裡路，敵人一個也未消滅我們，反被我們消滅了很多，原因就是紀律好！過年時老百姓都跑了，部隊幾天沒吃飯，吃了老百姓的東西，第二次回來，都算了賬，還了錢。老百姓說：‘這個隊伍真了不得！’紅軍的招牌一下就響了。”

井岡山斗爭時期，黨和紅軍堅持把紀律建設擺在首要位置，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不斷制定和完善政治、組織、群眾紀律。

1927年10月24日，在荊竹山的“雷打石”前，毛澤東簡略地介紹了去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的情況，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系。並正式宣布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這一規定，就使工農革命軍與國民黨軍閥部隊的作風形成了鮮明對照。

1928年1月，部隊來到遂川縣城，由於分散活動，紀律方面出現了一些情況。如：有的戰士借了老百姓的門板和稻草沒有主動歸還﹔在許多同樣的門板中，又往往弄錯。這些，引起了群眾的不滿。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和警覺，為了維護群眾的利益，有針對性地對部隊進行紀律教育，1月20日，毛澤東在遂川縣城李家坪，召開了全體革命軍指戰員大會，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六項注意”：一、還門板﹔二、捆稻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六、不打人，不罵人。並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檢查“六項注意”執行情況，做到對群眾秋毫無犯。

紀律公布后在實踐中不斷出現新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及時進行了修改。如“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有人鑽空子拿群眾的雞鴨蛋，就改成“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在“還門板”的問題上，有時會發生還錯的情況，把“還”改成“上”字，即“上門板”，等等。

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省桂東縣的沙田村把修改后的“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合在一起正式向部隊進行了頒布：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從此成為人民軍隊的基本守則，並逐漸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作為一個完整的紀律體系，從制度上嚴明了部隊的紀律，有效克服了軍隊內部的紀律觀念淡漠、流寇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錯誤思想，形成了軍民一致、秋毫無犯的新型軍民關系，對於團結人民群眾和瓦解敵軍，都起了重大作用。

執行“鐵的紀律”

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在團長陳皓的率領下攻佔了茶陵縣城。按理，陳皓打下茶陵后，應該去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真正的紅色政權。但他只是象征性地組織了一個茶陵縣人民委員會，仍像舊政權一樣向群眾派捐派款。自己則與副團長徐庶等人花天酒地過起腐化墮落的生活。這種玷污軍譽、違背軍紀的行為，為黨和工農革命軍所不容。一營黨代表宛希先向前委書記毛澤東寫信報告該情況，因腳疾未隨部隊行動的毛澤東收到宛希先的信后，回信要求“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成立工農兵政府”。22日，新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茶陵縣人民委員會被撤銷。陳皓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圖謀叛變。毛澤東不顧腳疾，連夜趕至湖口，截住了被陳皓挾持前往攸縣方向的部隊，逮捕了陳皓、徐庶等叛徒，將部隊帶回了寧岡龍市。在龍市的河東沙灘上，毛澤東組織召開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全體軍人大會，公審並處決陳皓等叛徒，並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井岡山斗爭時期，對腐化現象和腐化分子，黨和紅軍都堅決進行懲處，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樹立黨和紅軍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和崇高威信。

《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明確提出：“‘鐵的紀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精神，隻有如此，才能抑止黨走向非無產階級的道路。消滅機會主義分子，洗刷不斗爭的腐化分子，隻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進分子的力量在黨的周圍，使黨壁堡森嚴、步伐整齊的成為強健的斗爭組織……”

寧岡縣壩上鄉工農兵政府主席李某，伙同秘書各貪污公款 20 塊銀元﹔古城區長溪鄉工農兵政府軍事委員、鄉赤衛隊隊長謝某對關押的土豪女眷行為不軌，民憤極大。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在查實案件后，立即撤消了這兩個腐敗分子的職務，向群眾公布他們的丑行。這些，使根據地群眾看到了共產黨和紅軍懲治腐敗的決心，使黨政軍各級工作人員警鐘長鳴。

八角樓的燈光與朱德的扁擔

當年，井岡山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反復進攻和嚴密封鎖，井岡山軍民遭受的經濟困難是空前未有的。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寫道：“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糧食不夠，就用紅米飯、南瓜代替，有時還要靠野菜充飢。沒有被子，就蓋稻草。同時，鹽、藥品等日用必需品極缺，有時真是到了極度。

在如此困苦的條件下，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渡過困難和危機，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同志以身作則，勤儉節約，自力更生，軍民一心、官兵一致，開展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生產自救和反經濟封鎖的斗爭。沒有飯吃，毛澤東就和戰士們一起吃野菜，還風趣地說“野菜很苦，但有豐富的政治營養”。為了節約用油，毛澤東在一根燈芯的昏暗油燈下徹夜筆耕，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等光輝著作。為了打破敵人的“會剿”，儲備充足的糧食，朱德不顧自己年事已高，與戰士們一起挑糧。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八角樓的燈光》《朱德的扁擔》的故事。

不但毛澤東、朱德是遵守紀律的典范，根據地其他黨政領導也自覺看齊，嚴格遵守紀律。余賁民從秋收起義前的一位師長到上井岡山后擔任隻有幾個工人的被服廠廠長，毫無怨言。當被服廠第一批棉衣出廠時，后方留守處主任鄧允庭考慮到余賁民患有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勸他留下一套，但余賁民堅辭不受，全部送到基層士兵的手裡。后來，余賁民出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財政部長兼紅四軍軍部財務總管。紅軍打土豪收繳的錢財，統一由財政部管理調配，而那些金條、金磚、金鐲、金戒指等，都由余賁民親自保管。可這位“財神爺”連一雙6角錢的雨鞋都舍不得買，一年到頭都穿著自己編織的草鞋。

楊至誠上將后來回憶說：“我們在井岡山的歲月中，從毛黨代表、朱軍長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樣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紅米，有時紅米都吃不上，隻吃到南瓜，每人每天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菜錢，有時連油鹽都吃不上……但是同志們對於井岡山的艱苦斗爭是有信心的，我們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

縱觀井岡山斗爭歷史，正是當年一代共產黨人始終堅持挺紀在前，強化紀律監督，嚴懲違紀行為，當好清廉表率，打造了一支聽黨指揮、紀律嚴明、能打勝仗的工農紅軍，取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進而喚起工農千百萬，從而將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