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紅
2017年08月24日08: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王淦昌，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我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他一生致力於科學研究上的求新與創造，他的名字始終和科學上的重大發現緊緊聯系在一起：探測中微子、宇宙線研究、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兩彈突破、大型X光機、慣性約束聚變……對於王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評論說：“任何人隻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項，就足以在中國科技發展乃至世界科技發展歷程中名垂青史。”王淦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感召著一代又一代年輕的科技人員。
一
王淦昌，1907年5月生於江蘇常熟縣楓塘灣，父母在他未成年時就過世。1920年，他到上海浦東中學讀書，1925年考進清華學校，在物理系學習。清華良好的氛圍和兩位中國近代物理學先驅葉企孫、吳有訓的引導，使他走上了實驗物理研究的道路。
就讀清華期間，親歷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凌辱和當時政府的軟弱無能，這逐漸使這位熱血青年成熟起來。1926年3月18日震驚中外的 三一八慘案發生，北平多所高校學生和群眾為抗議日本侵略罪行一起上街游行卻遭到反動政府的大屠殺。游行隊伍中的他親眼目睹了身邊同學慘遭殺戮，義憤填膺。他找到老師葉企孫傾訴。承蒙老師啟迪：“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國家太落后了，如果我們像歷史上漢朝、唐朝那樣先進、那樣強大，誰敢欺侮我們呢？要想我們的國家強盛，必須發展科技教育，我們重任在肩啊！”師言有如醍醐灌頂。他努力學習，不再是為報效父母養育之恩而是為了拯救中華民族。他才思敏捷，對物理學概念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對未知世界有著執著的探索精神。吳有訓十分喜愛這個天資聰穎、后天勤奮的學生，讓他畢業后留校當了助手，並指導他撰寫出論文《北平上空大氣層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國柏林大學，繼續研究生學習，師從著名核物理學家萊斯•梅特納。他是這位女科學家唯一的中國學生。1934年春，在苦學4年取得博士學位后，他毅然決定回國。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國那麼落后，你回去是沒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他堅定地說：“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出來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報效我的祖國，中國目前是落后，但她會強盛起來的。”
回國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在戰亂中的浙大教書14年。1950年后，他調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6年9月，王淦昌作為中國的代表，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基本粒子研究。1959年和1960年間，王淦昌領導的物理小組率先發現了一種反物質———反西格馬負超子（世界物理學界公認：這是王淦昌第三次與諾貝爾物理學獎擦肩而過的重大發現﹔前兩次是：1931年發現中子，1942年發現中微子），把人類對物質微觀世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轟動。
后來由於王淦昌回國研制核彈而在科學界突然“人間蒸發”，故而反西格馬負超子的諾獎申請因無人牽頭而放棄。
1961年，王淦昌在莫斯科約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他掏出了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積累的14萬盧布，全部交給了組織，請劉大使轉交飽受災害的祖國人民。面對價值近3萬人民幣的盧布，望著遠道趕來的王淦昌，劉大使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劉曉知道，王淦昌1933年從德國獲得博士學位歸來，將家中的白銀、首飾捐出打鬼子，而自己卻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眼下，王淦昌的生活並不富裕（夫人和4個孩子都靠王淦昌的工資為生）。這筆錢是王淦昌從牙縫中擠出來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接收啊。王淦昌明白大使的好意，但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動情地說：“游子在外，誰不惦記家中的父老鄉親？給家中父母用錢，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眼看著國家遇到了困難，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難道不應盡一點兒心意嗎？”劉大使聽到王淦昌這落地有聲的言辭，隻好違心地全部收下。
二
如果說，淡泊名利的王淦昌讓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懂得勿忘初心，那他50多年前擲地有聲的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足以氣壯山河。
1959年，蘇聯背信棄義撕毀了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企圖把我國原子能事業扼殺在搖籃裡。黨中央決定自力更生建設核工作。
1961年4月1日，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擻地奉命來到主管原子能工業的第二機械工業部辦公大樓，原來他接到了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紙通知：劉杰部長約他即刻見面。
在辦公室，劉杰與錢三強向王淦昌傳達了中央的重要決定：希望他參加中國的核武器研究，並要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最后問他是否願意改名。王淦昌毫無遲疑，當即寫下了“王京”兩個字，並擲地有聲地說：“我願以身許國！”這句脫口而出的話，是從他心裡迸發出來的﹔這句話，不是什麼豪言壯語，它意味著，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學術領域拋頭露面，不能交流學術成果，不能獲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按照自己的興趣進行科學探索，更不能實現自己成為世界頂尖科學家、摘取諾貝爾獎的夢想。
從此以后，王淦昌毅然放棄了自己得心應手的物理學基礎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個全新的領域秘密研制核武器，開始負責物理實驗方面的工作，在中國科學界隱姓埋名整整“失蹤”了17年。他化名“王京”，背井離鄉、隱姓埋名、斷絕一切與海外的關系，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當中。家人和他通信就用這個名字，地址是某某信箱，什麼單位、在哪裡工作一概不知。
多年后，說起當時毫不猶豫的決定，王淦昌說：“我認為國家的強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報效國家的時候。”
某一年除夕夜，王淦昌與鄧稼先在帳篷裡相互敬酒。鄧稼先對他說：“叫了王京同志幾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言畢，兩個人抱頭痛哭……
三
當時，還沒有試驗場地，借用的是部隊的靶場。王淦昌和郭永懷走遍了靶場的每一個角落，和科技人員一起攪拌炸藥，指導設計實驗元件和指揮安裝，直到最后完成實驗。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彈內爆的手段和實驗技術。
在北京郊區的爆轟實驗場，嗆人的炸藥粉塵在攪拌中沖鼻而入。擔任這一試驗的試驗組組長王淦昌堅持要做這項工作。大家怕影響他的健康，有時硬是把他推出帳篷。可一會兒不注意，他又回進了帳篷，並說：“你們不要勸我，我是不會離開的。”
隨著研制任務的深入，爆轟試驗場須遷移到西北高原。就在離開北京實驗場那天，55歲的王淦昌拔下幾根白發，悄悄地放在北京古長城的石縫中留作永久的紀念。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別自己的家和親人，扛起簡易的行李卷和背包，動身開創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剛剛開始建設的基地條件極為艱苦，3200米的海拔讓很多人高原反應不斷。但他堅持深入到車間、實驗室和試驗場地，去了解情況和指導工作，興致勃勃地和大家討論問題，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對每個技術、數據和實驗的准備工作，他都一絲不苟嚴格把關，保証了一次次實驗獲得成功。在人跡罕見、荒涼偏遠的爆轟試驗隊的西北高原核基地，王淦昌面對年邁、缺氧、高血壓、鹽鹼水，他毫無怨言，在一年之內得到了數千個元件爆炸數據，為我國核武器研制作出了巨大貢獻。
王淦昌是原子彈冷試驗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指導了中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領導並具體組織了中國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試驗。主持指導的爆轟物理試驗、炸藥工藝、近區核爆炸探測、抗電磁干擾、抗核加固技術和激光模擬核爆炸試驗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與蘇聯著名科學家巴索夫同時獨立地提出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新概念。他是中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的奠基者﹔積極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聯合實驗室，並一直指導慣性約束核聚變的研究﹔積極指導原子能研究所開展電子束泵浦氟化氫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為第一顆原子彈冷實驗的總指揮，大到實驗方案的設計、數據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實驗場每隻雷管的安裝，王淦昌都親自督陣甚至動手，要求大家做到“萬無一失”。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已57歲的王淦昌親自坐著吊車，到爆炸塔頂對裝置進行驗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頭安裝是否可靠、電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原子彈成功爆炸。在觀察所裡的人們叫著、跳著互相祝賀，王淦昌流下了激動的熱淚。1967年6月 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又爆炸成功，這裡也有他的心血。1969年，他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之后又領導了我國前三次地下核試驗成功。人們稱王淦昌為 “核彈先驅”。他卻說：這是成千上萬科技人員、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員。
1969年初，中央決定進行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當時，核大國對我國發展核武器設置重重障礙，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地下核試驗這一關。王淦昌作為地下核試驗的倡導者和領導者，深知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然而正值“文革”，研究院許多黨政干部、科技人員都被扣上了“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的帽子……青海基地處於半癱瘓狀態。
對此，王淦昌著急地白天深入到兩派群眾中去做工作：“我們的時間很寶貴，與西方核大國比，誰贏得時間，誰就主動”，勸大家“要顧全大局，以國家利益為重，團結起來，共同做好地下核試驗工作”。晚上又到職工宿舍挨家挨戶動員大家參加科研生產。
有一次，好不容易叫到一些人開工生產。忽然，有人哄鬧著不干了。王淦昌急了，攔住問：“工作還沒干完，怎麼能走呢？”“王老，我們不走不行啊，食堂的師傅都去‘鬧革命’了，沒人給我們做飯，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干活啊！”王淦昌沒有辦法，隻好去軍人服務社臨時找幾個家屬幫忙，服務社的人手一攤：“干活的人好找，可是誰給她們工資呢？”“我出！”王淦昌干脆地說道，“我這兒的錢你先拿去，不夠，從我的工資裡扣。”
身處那個特殊的年代，年過花甲的王淦昌不顧條件惡劣背著氧氣袋四處奔波，以拳拳之心、赤誠之意奇跡般地化解了兩派間的對立情緒，共同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精誠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四
1978年，王淦昌被任命為二機部副部長、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他積極推進中國核科學的發展，在他倡導下我國相繼建設了秦山和大亞灣核電站。就在這年，王淦昌實現了自己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82年，王淦昌主動辭去了核工業部副部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專門領導一個小組，繼續從事激光核聚變研究。古稀之年，他辭去“大官”做“小官”，閱讀文獻、指導科學研究、關注著世界科學發展的每一個新動向，保持著一個科學家的本色。他曾說：“要做科學家，不做科學官。別人可以擔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擔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項工作我是不會辭掉的，就是科研。”
1986年3月2日，為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事業的發展，王淦昌與同樣在1999年國慶節前夕我國同時授予23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獎者中的王大珩(1915-2011)、楊嘉墀(1919-2006)、陳芳允(1916-2000)，聯名向中央提出了《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建議說，國家應不斷縮小我國與先進國家間科技水平的差距，在有優勢的高技術領域創新，解決國民經濟急需的重大科技問題。他們的這一高瞻遠矚合理化建議，立即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3天后，鄧小平在上面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並指示專人抓辦此事。隨即，國務院在聽取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快馬加鞭地很快制定了我國高技術發展的 “863計劃”，為我國高技術發展開創了新局面。1991年，王老的學生諾獎得主楊振寧去王老木樨地寓所看望王老。在談話中當楊振寧提及“您提出的863計劃舉世矚目”時，王淦昌謙虛地說：“863計劃是4個人共同提出的，他們3個（指王大珩、楊嘉墀、陳芳允）推我到前面，那是因為我的年齡比他們都大。”
1992年，王淦昌的學生諾獎得主李政道去北京木樨地寓所看望王老。臨別前，李政道提了一位傳記作家托問的一個問題。李政道問王老：“您認為您最為滿意的一項研究是什麼？”王淦昌的回答令李政道大感意外。李政道后來回憶說：王老最滿意的研究居然不是1931年發現中子，也不是1942年發現中微子，更不是1961年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而是1964年他首次提出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想法。因為這一想法極有可能在實驗室常溫常壓的條件下，創造出類似星球內部的高溫與高壓條件，進而有可能使人類實現熱核聚變的和平利用，解決人類面臨的能源短缺的問題。
1998年夏，王淦昌的發妻、94歲的吳月琴老人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股骨頸骨折。由於年高體弱不能手術，於是她隻能臥床養傷。不久這位陪伴王老78年的老人便撒手人寰。吳月琴老人沒有文化，16歲就嫁給了王淦昌，她一生默默無聞地陪伴著王淦昌並操持著家務、精心撫養著孩子們。但正如她的孩子們所說的：“媽媽有一顆金子般的心，爸爸科學上的所有成就，都有媽媽的一份。”
攜手人生漫長路的發妻的突然辭世，使得王淦昌的身心受到了難以治愈的重創。幾個月后，即1998年12月 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
為了表彰王淦昌的突出貢獻，1999年國慶節前夕，國務院、中央軍委追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他以自己的一生詮釋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願以身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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