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潤明
2017年08月24日08:5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長城內外， 大江南北，到處燃起抗日的烽火。為了抵御外侵，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中國人民進行了頑強不屈的斗爭並取得偉大勝利，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格局與進程。
抗戰時期，重慶作為中國的戰時首都， 為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那麼，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為什麼要遷都重慶？遷都重慶的背景怎樣？遷都的決策與經過又是如何？遷都重慶的作用及其對重慶的影響又有哪些？ 值此紀念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之際，本刊特邀重慶著名抗戰史研究專家、重慶市檔案館研究館員唐潤明為讀者朋友一一道來。
面對近代國際局勢的中國國防戰略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長時期的友好關系。但自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之后， 日本逐漸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並由此走上對外擴張和侵略的道路，成為典型的軍國主義國家。而一水之隔的中國，既擁有眾多的人口、廣闊的市場，又擁有廣袤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加之近代以來國貧民窮，長時期處於動蕩與混亂之中，所以侵略並佔領中國，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首要目標。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其野心躍然紙上。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步步進逼，中國的有識之士，紛紛提出御敵方略——“拖”及向中國“內陸”轉移。
中國國防大勢的轉變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以漢族為主體，同時融合了眾多少數民族。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融合、變遷與發展中，雖然中華民族的版圖不斷拓展、擴大，但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甘肅、湖北等省在內的廣大的中原及部分西北地區，最早且一直是漢民族的主要活動地。自古以來，中原地區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西北的陝西、甘肅等地，被譽為中華文化的發源地。
在長時期的民族斗爭與融合中，中華民族也曾遭到外來民族的多次“入侵”。但這種“入侵”勢力，直到明代中葉以前， 除東南沿海地區有少量的倭寇（即日本海盜）騷擾外，主要來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如漢時的匈奴、南北朝時的鮮卑、北宋時的蒙古、明朝時的滿人等。因為古代中國的主要危險來自北方，所以我國古代的國防防御，大多採取陸上的東西橫向防御。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至遼寧虎山，橫跨15省區市，綿延2萬余公裡的“萬裡長城”，就是古時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在不同歷史時期修建的大型軍事防御工程。
除了用人工修建萬裡長城， 漢民族國家的防御方式還包括固守三條天然河流，作為防御北方“入侵”勢力的基本策略：第一步守河（黃河）﹔河不能守時， 第二步守淮（淮河）﹔當淮河也守不住時，則取第三步守江（長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學家顧炎武，對這種防御策略作了深入的研究與總結，在其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專門提到，大意是：當沒有外敵入侵時，則中原無事，漢民族國家可在中原地區立國﹔當北方民族入侵中原、中原多事之際，漢民族國家就隻有遷居長江之南了。這也就是中國古代史上所謂的“中原板蕩，衣冠南渡”。
進入18世紀，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相繼完成工業革命，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作為東方島國的日本，受此影響， 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逐漸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而中國，仍處於清王朝閉關鎖國的統治之下，清王朝雖締造了歷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 但此時已走向腐朽沒落。當資本主義各國因國內原料市場不能滿足其需要時，就開始了瘋狂的對外侵略和擴張。不幸的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市場廣大的中國，淪為了資本主義各國瓜分、吞噬的首要對象。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憑借船堅炮利，從海上向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1840年的鴉片戰爭，接踵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無一不是從中國東部沿海各港口城市進入中國大陸。與此同時，沙皇俄國、大英帝國也在陸地上覬覦中國的東北、新疆與西藏。近代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各種矛盾錯綜交織。
為應付復雜多變的局勢，中國的國防大勢開始由單純的陸上防御（即陸防，也稱塞防）向“海防”或“海陸防”並重的方向轉變。如發生於清朝中后期的有關“海防”“塞防”之爭， 就是中國國防大勢由單純的陸上防御轉向“海防”的最好說明， 也是中國國防由古代的國防形勢（進攻者從北向南，防御者自東向西橫向防御）轉向近代國防形勢（進攻者從東向西，防御者自北向南縱向防御）的標志。而發生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則是這種轉變的最后完成。
與這種轉變緊密相聯的是， 作為一國之都的首都，由過去的“衣冠南渡”轉向了抗戰時期的“衣冠西遷”。
中國歷史上的遷都
所謂“首都”，即一個國家的國都，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所在地。首都設在什麼地方，對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有著重大的意義和影響， 首都之於全國，猶如人的大腦之於全身，被稱為一個國家的“神經中樞”。
首都地位顯赫，歷代統治者十分重視首都地點的選擇與首都本身的建設，視為“國之大事”。一朝之內，國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權更迭、朝代變遷， 否則輕易不會變動。縱觀數千年的中國歷史，因種種原因而遷都的，大致可分為兩種，即積極主動的遷都和消極被動的遷都。
中國歷史上，不乏積極主動的遷都。如商代的“盤庚遷殷”，漢朝劉邦自洛陽遷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 明朝明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 遼、金、元等少數民族建國后將國都由北方偏僻地區遷都北京等，均屬此類。雖然遷移方向各異，但遷都目的相同——都是為了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拓展統治區域，以便更好地駕馭全國局勢。因此，遷都之后的這些朝代，都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如“盤庚遷殷”，造就了商代穩定的政治局面，實現了商朝的中興，為商朝取得燦爛文明創造了先決條件﹔北魏孝文帝的遷都，不僅加速了中華民族融合的步伐，而且有力地推進了孝文帝的漢化改革，鮮卑人也因此結束了在中原漢人心目中的“胡虜”形象，達到了鞏固統治的目的。
也有一些朝代，在經歷國勢衰頹、“外敵”入侵之際，為挽救危局、延續統治而被迫遷都。如西周末年，周平王面對西戎的進逼，被迫將國都從強敵環伺的豐鎬（今陝西西安）遷到較為安全的東都洛陽﹔北宋滅亡后，趙構在歸德（今河南商丘）做了皇帝，但為了避金國之鋒芒，將國都自歸德遷到臨安（今浙江杭州），偏安東南﹔金朝末年，蒙古人在北方迅速崛起，並攻城略地，不斷南下，金朝為了延續其統治，不得不將國都自中都（今北京）遷至汴京（今河南開封） 等。這些遷都，大都發生在其統治末期，是一種喪失了政治、軍事主動權后的被動行為。遷都之后，雖勉強延續其統治，但很難有大的作為。
中國歷史上的遷都，被稱作“是中國歷史劇烈震蕩的政治波譜圖，是中國政治變遷的晴雨表”，其影響可見一斑。
孫中山建立“海都”“陸都” 的構想
南京，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因兼有江淮之利、太湖之饒與鄱陽之富，加之在軍事上龍蟠虎踞，長江及其附近的山脈形成天然屏障，攻守兼備，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歷史上，南京素有“象天設都”“金陵王氣”“金陵自古帝王州”的說法。先后有多個歷史朝代與政權，選擇在南京建立國都，南京也因此成為與西安、洛陽、北京齊名的“四大古都”之一。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將南京作為中華民國的國都，但孫中山是主張以南京為國都的，並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在隨后與袁世凱的南北議和中，孫中山同意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但附加了條件：“（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后，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辭職。”孫中山堅持認為， 自己辭職后的臨時政府地點，必須設在南京。
在這場“南北二京”的爭奪戰中，雖然孫中山最后失敗了， 但他對南京情有獨鐘，矢志未移。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臨終前，專門留下遺囑，要求死后歸葬南京鐘山之下。
孫中山生前對南京的發展與建設，也極為重視。在其所著的《建國方略》之《實業計劃》中，對南京作出了高度評價並對未來南京城市的發展，制定了詳細的建設計劃。孫中山認為： “南京為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鐘毓一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長江下游兩岸最豐富區域之中心，雖現在已殘破荒涼，人口仍有一百萬之四分一以上。且曾為多種工業之原產地，其中絲綢特著，即在今日， 最上等之綾及天鵝絨尚在此制出。”孫中山堅信：“當夫長江流域東區富源得有正當開發之時，南京將來之發達，未可限量也。”為此，孫中山建議，整治長江航道，“削去下關全市”， 以拓寬長江水道，將沿江碼頭移至江心洲，並阻塞江心洲上游長江支流，形成天然港埠，以便於巨型船舶的航行、停靠，同時購買城市界外界內的土地作為國有，“以備南京將來之發展”。除此之外，孫中山還建議將南京長江北岸的浦口，建設成為長江與北方各省鐵路載貨之大中心， 橫貫大陸直達海濱的主要干線。同時建設長江過江隧道，以連接長江南北兩岸的兩個重要交通樞紐——鎮江與浦口，加強南北的交通聯系。
孫中山對南京十分看重，但對南京所面臨的日益復雜而險惡的國際環境及國防上的局限性，也有清晰的認識。早在民國初年，孫中山主張以南京為中華民國首都時，就有建立兩個“都城”（一個陸都，一個海都）的構想。他認為，南京具備山地、水地、平原三要素，在平時可以南京為首都（即海都）。但南京地接沿海，中國若與外國如日本等發生沖突或戰爭，或者日本與美國發生戰爭，日本都會先攻擊我沿海各省，“南京一經國際戰爭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孫中山主張“要在西北的陝西或甘肅，建立個陸都”，並以此作為“作戰的根本，掃蕩入侵之敵人”。
如此看來，當年孫中山親手規劃設計的發展藍圖，可謂高瞻遠矚，影響深遠。既為中國后來的仁人志士在闡述、制定應對外來侵略之方略時所遵循和弘揚， 也為1932年中日局部戰爭爆發時國民政府遷都洛陽、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時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提供了理論依據。
中日局部戰爭態勢下國人的御敵之策
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受交通、氣候、地勢及開發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跨入近代門檻以后的中國，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極不平衡，國家政治中心的建立、經濟事業的設置、文化教育的開辦以及軍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華北、華東等東部沿海地區。這不僅造成了中國東西部地區各方面的巨大差異，也給沒有強大海空軍作支撐的軍事防御、國防部署帶來諸多不利。
這些不利因素，到了20世紀20年代，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相繼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掠取中國東北、侵略中國最大中心城市上海，其吞並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現得更為明顯和突出。
面對一觸即發的中日戰爭，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傅斯年、胡適、蔣百裡、 錢端升等有識之士，深刻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復雜性和緊迫 性，並以他們的所學、所思與所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針、步驟與辦法。
傅斯年：“中華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
1932年8月，傅斯年在剛剛創辦不久的《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倡導積極抵抗日本的侵略。他認為：“中國在開戰之初，不能打勝日本，卻可以長久支持，支持愈久，對我們越有利。”“中國人之力量在三四萬萬農民的潛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統治者及領袖﹔中國的命運在死裡求生，不在貪生而就死。歷史告訴我們：中華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事實告訴我們：日本不是一個能成大器的國家。”
9月18日，時值“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在這一天出版的《獨立評論》第18號上，傅斯年再次發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文中,他犀利地指出：“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也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我們以這一年的經驗，免不了有些事實的認識。我們縱觀近代史，瞻前顧后，免不了有些思慮。假如中國人不是豬狗一流的品質，這時候真該表示一下子國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開倒車的，倭人早晚總得到他的懲罰。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淺看出來，我們正是無限的悲觀，至於絕望﹔若深看出來，不特用不著悲觀，且看中國民族之復興，正系於此。”
傅斯年詳細分析了“淺看中失望”的四個方面：第一失望是在如此嚴重的國難之下，統治中國者自身竟弄不出一個辦法來﹔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夢中而毫無振作的氣象﹔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對此事件反應之麻木﹔第四失望是中國的政治似乎竟沒有出路。隨后，傅斯年又從地理、歷史、人文等方面分析了“我們不應該失望而應該抱有希望”的原因。他認為，中華民族經歷了3000多年的風風雨雨，仍然能夠屹立於世，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自有其潛藏的大力量”。他指出：“中國人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歷史上與中國打來往的民族，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國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勞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環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狀態中進展文化。這或者就是中國人不能特放異彩，如希臘人如猶太人的原故，然而，這確是中國人萬古長存的原故。”最后，傅斯年得出了“今日中國事，皆不足悲觀”的結論。因為“中華民族自身有其潛藏的大力量，30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滅不了的”。
當年，在日本軍國主義咄咄逼人氣勢之下，像傅斯年那樣堅持“中華民族不可亡”信念的人，並不是少數。
1934年2月24、25兩日，著名政治學家錢端升在《益世報》發表了題為《復興民族幾個必備條件》的文章，也以大量的事實，闡明了這一論點。文章寫道：“以吾族論，具有數千年悠 久之文化，永有數千萬方裡之廣土。過去興亡，非止一次，今后成敗，誰能斷言？平心而論，吾族數千年來經列祖列宗發揚化育，慘淡經營，優美之德性，偉大之精神，已深植於吾輩不肖子孫心坎與血液。吾人今日有共同惟一之信念焉，即今后無論經過如何困苦艱難，盤根錯節，吾族終不失為人類最優秀民族之一種﹔吾人更自信中國民族決不會亡！即亡亦當與世界人類皆亡耳！此非豪語，此非狂言，此乃吾族心理上偉大堅韌之基石！”
不可否認，眾多專家學者關於“中國必勝”“中華不會亡”的深刻論述及其廣泛宣傳，給當時的中國人民樹立了“堅持抗戰”“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胡適：“長期苦斗為不可避免的復興條件”
作為學者和文人，胡適同樣站出來，不時大聲疾呼。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蠶食鯨吞，胡適通過自己主辦的《獨立評論》，經常發表自己以及當時一大批專家學者的時評和政論文章，全面闡明中華民族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應對之策。面對當時中日兩國的實際情形與巨大的國力差異，如果戰爭一旦爆發，將出現怎樣的慘烈場面？戰 爭的進程會一帆風順嗎？中國的抗戰將面臨如何困難？……這一系列問題，當年有不少有識之士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研究。當中最典型的代表，非胡適莫屬。
1933年3月27日，日本因國際聯盟調查並一致通過對其侵略中國東北的譴責，宣布退出國聯。嗣后不久，胡適即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慷慨陳詞：“我們要准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信心，才經得起大犧牲！”“全世界道德的貶義是在我們敵人的頭上，我們最后的勝利，是絲毫無可疑的。”
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后，進一步窺視華北，並於1935年5月起在華北制造一系列事端，鼓動漢奸流氓發起“華北自治運動”，推進“華北特殊化”。面對日本的無恥行徑，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卻一再退讓。
6月27日，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賢二在北平（今北京）訂立《秦土協定》，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
此前的6月20日，身在北平的胡適曾寫信給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杰，闡述對時局的看法，主張對日本要有一個應對辦法，不能讓日本再將察哈爾、河北、北平、天津侵佔。胡適希望政府當局：“對世界固應趕緊結合，對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種可以使我們喘氣十年的ModusVivendi （權宜之計）。若無一個緩沖辦法，則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許蔣先生安然整軍經武，此可斷言也。”同時，他對未來中國以及世界局勢的發展進行了大膽預測：“（一）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唯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二）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適希望將此預測作為“我們一切國策的方針”，同時也希望王世杰能慎重考慮，並設法將他的想法轉告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
為了促成“不很遠的將來”的到來，以求得中國“翻身的機會”，6月27日，胡適再次寫長信給王世杰，坦陳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在信中，胡適寫道：“欲使日本的發難變成國際大劫，非有中國下絕大犧牲決心不可。”
這個“絕大犧牲”的限度，就是“先下決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為此，他主張：“我們必須准備：（一）沿海口岸與長江下游的全部被侵佔毀滅，那就是要敵人海軍的大動員。（二）華北的奮斗，以至冀、魯、察、綏、晉、豫的淪亡，被侵佔毀壞，那就是要敵人陸軍的大動員。（三）長江的被封鎖，財政的總崩潰，天津、上海的被侵佔毀壞，那就要敵人與歐、美直接起利害上的沖突。”胡適也指出，上述三方面的毀滅與犧牲，“都不是不戰而退讓，都是必須苦戰力竭而后准備 犧 牲 。 …… 我們必須要准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隻能期望在我們打的稀爛而敵人也打的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
在這封長信中，胡適明確反對蔣介石的“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思想。認為“敵人不是傻子，他們必不許我們‘准備好了打他們’。……我們若要作戰，必須決心放棄‘准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三年的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作戰場、一切文化中心作魯文大學。但必須步步戰﹔必須雖步步敗而仍步步戰﹔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此外別無作戰之法”。胡適在信中反復強調：“我們如要作戰，必須下絕大決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絕大苦痛。”“公等如不甘僅僅作誤國的‘清流黨’，必須詳細計畫一個作三四年長期苦斗的國策，又必須使政府與軍事領袖深信：此長期苦斗為不可避免的 復興條件。”“我們如認定，無論如何屈辱，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氣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准備作三四年的亂戰，從那長期苦痛裡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
當時與胡適持同一見解者，亦不在少數。據王世杰7月11日復胡適的信中稱，國民黨中央的高官如戴季陶、居正、孫科等人，其見解“與兄第三函（即6月27日長函）所言略同，而其主要方法則在‘團結’。”著名軍事家蔣百裡在回答友人“中國打得過日本嗎？”這一問題時，其回答也是：“感謝我們的祖先，中國有地大、人眾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運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事合流，把敵人拖倒了而后已。”
以后，隨著全面抗戰爆發后最初三四年抗戰形勢的演變，証明了胡適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蔣百裡的御敵理論
傅斯年、胡適等著名學者，以自己淵博的學識和獨立的思考，紛紛提出御敵之策。那麼，那些帶兵打仗的將領以及研究戰爭與軍事的戰略家們，對此又有什麼高見呢？
蔣百裡，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而后專赴德國研習軍事，系我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戰略家，被譽為“觀時局，崇國防，論抗戰，紙上能談兵，當真國士無雙”。他自然對日本侵略我國的陰謀感悟更多，也提出了更加適合我國的御敵之策。
蔣百裡在其早年撰寫的《裁兵與國防》一文中，不僅將日本作為未來侵略中國的惟一假想敵，表現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高度警惕，而且還提出了一旦中日戰爭爆發，中國的應取之策。他在文中寫道：“嗚呼，我國今日，乃日日在威脅中者，非彼侵略性之國家為厲哉？然則彼利急，我利緩﹔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勢，而不可逆者也。”
1922年，蔣百裡又於《軍國主義之衰亡與中國》一文中，充分闡明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特性，表明了誓死守衛國土的決心：“我國民當以全體互助之精神，保衛我祖宗遺傳之疆土。是土也，我衣於是，我食於是，我居於是，我祖宗之墳墓在焉，妻子之田園在焉。苟欲奪此土者，則是奪我生也，則犧牲其生命，與之宣戰。”與此同時，蔣百裡還明確指出御敵制勝的惟一方法：“即是事事與之相反：彼利速戰，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儕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處用。”
1923年，蔣百裡因母親去世，由北平返浙江硤石老家奔喪，事后偕湖南吊喪代表龔浩返回北平。當乘坐的火車經過徐州時，蔣百裡若有所思地說：“將來對日作戰，津浦、平漢兩線必然被敵軍佔領。現代國防應以三陽為根據地，即洛陽、襄陽和衡陽。”龔浩聽到蔣百裡這樣說，並不當成一回事，反而認為是他的老師太敏感。在龔浩看來，“將來無論怎樣，中國半壁河山不會淪於敵手的”。只是礙於老師的面子，不好抬杠，“隻好付之一笑”。
不曾想，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蔣百裡的話就應驗了。不僅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很快淪陷，連河南省政府也被迫從開封遷到南陽。此時已升任第一戰區參謀長的龔浩，憶及蔣百裡十幾年前的預言，敬佩之余，“乃在臥龍岡造了一座小亭，顏曰‘澹寧讀書台’，還鐫碑記載當年津浦車中的一席話”，留為紀念。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剛剛出獄不久的蔣百裡，即向蔣介石建言，稱中日必有一戰，要警覺日寇模仿800年前蒙古鐵騎滅亡南宋的路線，即由山西打過潼關，翻越秦嶺，佔領漢中，再攻四川與湖北，彼計若成，亡國無疑。必須採取抗 戰軍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陝西、四川、貴州三省為核心，甘肅、雲南、新疆為根據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戰，等候英、美參戰，共同對敵的策略，方能最后勝利。在蔣百裡看來，無論從地理上看，或是從民族性講，湖南都是中國的心臟，如同歐洲的德國。“一旦戰事爆發，沿海一帶首遭蹂躪，工業計劃應著眼於山岳地帶，而便利防空及軍事守險，應以南岳為工業核心，而分布於株洲至郴州之線”。
1937年初，蔣百裡奉命秘密視察中國南北各地的防務，他的足跡走遍了北方的青島、濟南、北平、太原、石家庄、鄭州，也涉足中部的武漢、長沙、衡陽，還到了南面的廣州、香港與福州。在福州，他與陳儀“談到中日問題，兩人同以為戰爭不能免，而且短期內不能解決，戰局必逐步西移”。同時認為“將來的對外戰爭，民兵制和游擊戰，都是弱大的國家所應採行的”。至於中日之戰的最后結果，蔣百裡在1937年結集出版的《國防論》之扉頁中，開宗明義地告訴人們：“千言萬語，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同時，他指明了抗戰的方略，那就是“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它講和！”蔣百裡相信：雖然日本侵略中國是勢在必行，但其最終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傅斯年、胡適、蔣百裡等人有關中國對日抗戰所採方針策略的主張，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國民黨高官要員以及蔣介石的手中，同時也得到了執政的國民黨中央一些高官要員的認同和支持，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當時中國最高軍事領袖——蔣介石的對日方略。
推薦閱讀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