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民
2017年08月30日08: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1937年10月，一部“絕對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統的文獻”（作者語）的採訪紀實報告集，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僅僅幾個星期，該書竟行銷5版，10余萬冊﹔第二年1月，此書美國版又由著名的蘭登書屋發行。接下來，俄文、法文、瑞典文本等又陸續面世。很短時間，該書成了一部國際暢銷作品，而且在中國國內，它也成了一部傳播很快，影響甚廣、甚大，至今看去仍然富有教益的著述。這部作品，就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此前不久冒險深入正被圍攻的陝甘寧邊區，與一批著名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交談、採訪，寫作完成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今譯名《西行漫記》）。
一
1936年6月，已在中國待了幾年，但對這個國度許多問題仍然不能清楚的斯諾，帶著對革命與戰爭、原因及目的等眾多疑問，尤其對中國西部那一塊被宣傳為可怕的“共匪”區域，充滿了解的渴望。經過一些共產黨員及愛國人士的幫助，他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成為來到這個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記者。
到達陝北后，斯諾見到的中共第一個高級領導人是周恩來。很短時間的接觸，使斯諾對周恩來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9年來誣蔑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此后，斯諾見到了毛澤東、彭德懷、林伯渠、林彪、徐海東、徐特立……這一批被外界傳為可怕的“匪首”人物，並與他們進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談。此外，為獲得第一手資料，斯諾還從保安（當時的臨時“紅都”）出發，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是和國民黨部隊作戰的前沿陣地了，然后冒著炮火折返保安。在獲得了大量、豐富、新鮮的採訪及實地考察資料后，返回北平的斯諾，開始寫作系列通訊報道。這批報道最先在斯諾供職的英、美數家報紙發表。發布之初，便因其全然不同的形象和聲音，引起轟動。接下來，這些作品被匯聚起來，由英、美幾家大的出版公司發行，這就是《紅星照耀中國》的大致來歷。
這樣一部作品，對於隻能通過合法政府的宣傳來了解中國現實的外國人士來說，當然是異常新穎的，所以，受到歡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可在中國國內，由於當時資訊不發達，由於一邊倒的媒體宣傳，真正了解這些內容的人並不多，所以將它們傳遞出去，甚至比向國外發行更重要。當然，由於當時國內的政治背景，要將《紅星照耀中國》出版發行，難度反而比向國外發行要大得多。
然而，距離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不過4個月，一部以“復社”名義印制的中文譯本居然在國內發行出來。是誰，在怎樣一種機緣下，又冒著怎樣的風險，組織翻譯並出版了這部“違禁”書籍？這部《紅星照耀中國》的中文譯本的組織翻譯出版者，就是當時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人——胡愈之。
二
胡愈之負責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是專門對外國記者發布消息的一個機構。當時的上海，每天下午3時，都在國際飯店頂樓召開茶話會，招待外國記者。會上，負責人胡愈之先請國民黨部隊的代表報告戰訊，公布消息。為了傳布真實消息，宣傳委員會把當時從秘密的中共臨時辦事處（即八路軍辦事處的前身）那裡得到及聽到的消息，編成文稿，譯為英文，印成單張，等到國民黨代表一講完，就把這份材料分送給記者，受到外國記者的歡迎。通過這辦法，胡愈之結識了很多外國記者。斯諾就是這些外國記者中的一個。
斯諾當時的公開身份是燕京大學教授。北平淪陷之后，他來到上海重操舊業當記者，替幾家英、美報刊寫稿。與胡愈之認識之后，斯諾告訴對方，自己曾去過陝北，還給胡看過許多自己在陝北期間為一些戰士、群眾、共產黨領袖人物拍的照片。一天，斯諾收到英國航空寄來的一部作品樣本。外國出版社有規定，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樣書送給作者審查，所以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胡愈之便向斯諾借閱，這就是那部后來聞名中外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原本。
胡愈之仔細閱讀了該書后，發現這真是一本難能可貴的著作。由於當時胡愈之還不完全了解斯諾的情況，對這部書內容的可靠性，還不能確定。於是，他去找上海中共臨時辦事處的劉少文了解情況。劉少文剛從陝北來不久，他告訴胡愈之，斯諾確實到了陝北。毛澤東親自接待了斯諾，他們之間談了很長時間。斯諾的許多材料，都是經過記錄、翻譯，又經毛澤東審定的，所以書的內容是可靠的﹔從斯諾文章表達的態度看，對我們也是友好的。經過這樣一番了解，胡愈之決定組織人手，馬上把這部書翻譯過來。
當時，胡愈之與一些進步文化人，組織了一個“星二座談會”，即每周二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地下室餐廳集會，討論研究抗日宣傳問題。這些文化人中，有王廠青、梅益、林淡秋、馮賓符、傅東華、許達等。胡愈之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出了翻譯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想法。大家聽后，一致表示支持。
當時局勢比較動蕩，胡愈之沒有什麼資金支持。得知這一情況，這些進步文人在同意參與翻譯該書的同時，相約不取稿酬，有能力者還須為書的出版奉獻一點資金。之后，胡愈之找到斯諾，希望他能將該書交由他們翻譯出版。斯諾了解到這些情況，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不僅將自己珍貴的樣本贈送出來作翻譯底本，還將版權無條件讓出﹔更就該書出版后發現的一些時間或史實上的錯誤等做了多處訂正，有的章節進行了重寫，這樣就保証了這部在中國出版發行的作品，相較英美文本，更加可靠，更為完善。
參與這部書翻譯的文化人共有12位（一說11位）。他們是應該被歷史記住的：王廠青、林淡秋、梅益、陳仲安、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馮賓符、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紅星照耀中國》一共12章，30萬字，這12位文化人每人分得一章。由於沒有更多底本，這本珍貴的樣書，被拆散開來，各人拿一部分回去自己翻譯。
作為組織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許多內容，以前完全不了解。一些事件、人物，幾乎不知道該如何翻譯。胡愈之一方面找原作者斯諾進行詢問，另一方面通過劉少文了解。盡管如此，到翻譯完成准備出版時，一小部分英譯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仍然無法落實，隻好音譯。
三
在翻譯過程中，胡愈之對該書的形成，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諾告訴胡愈之，他在陝北與周恩來談話時，是詳細作了記錄的。之后再念給周恩來聽，經過周的核正，才寫成校訂過的草稿。對毛澤東的採訪，是由吳亮平做翻譯，連續10多日。當時毛澤東談興很濃，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毛澤東在講述時，斯諾先按口譯的英文記下，然后整理、進一步謄清，由中英文俱佳的黃華（按：后來曾任外交部部長）翻譯為中文，交毛澤東審閱、修改后，將修改內容再通過黃華在英文稿上改訂，退還斯諾。所以有關毛澤東的談話部分，斯諾認為是忠實談話者原意的。這一部分，成了后來許多年人們了解、研究毛澤東的最原始、也最基礎的材料。
斯諾還告訴胡愈之有關該書書名的來歷。當初定書名時，斯諾曾擬過五六個，幾位朋友一致選中《紅星在中國》（《Red Star in China》）。后來，斯諾在美國的出版經紀人海瑞塔·赫茨在給斯諾回信，敘述她是如何賞識這部書稿時，卻將書名寫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這也許是赫茨內心的一個想法，可寫出來卻實實在在是一個誤會。當斯諾看到這個陰錯陽差的書名后，不禁拍案叫絕，立即決定用它作正式的書名。
翻譯工作即將完成時，胡愈之提出請斯諾寫一個序言，斯諾在很短時間完成了。在這篇序言裡，斯諾表達了這樣的認識：
“這一本書出版之后，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罷。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
對於書中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等紅軍著名領袖口述的內容，以及與其他數十位普通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談話，斯諾以為“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對於毛澤東和彭德懷的長篇談話，斯諾更如此形容：“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面對本書內容的提供者，斯諾親切地說：
“我願意感謝在前紅軍中各位朋友，因為當我在他們那裡做客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慷慨而親切的款待。我以門外漢的資格，來寫他們的故事，一定有許多缺點和不正確的地方，這得請他們原諒。創造這本書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戰士，現在正在每天用了英勇的犧牲精神，在寫著許多的別的書，對於這些男女戰士，我願意和他們握手道賀。原來在這些老資格的‘赤匪’之中，有許多位，是我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優秀的男女哩。”
對於這個中文譯本，斯諾說：“現在這本書的出版與我無關，這是由復社發刊的。據我所了解，復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的出版機關。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希望這一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於中國會有些幫助。”
斯諾序言之外，胡愈之還寫了一個譯者附記。在這篇“附記”裡，胡愈之對本書作者斯諾的生平作了介紹，對這個中文譯本有關情況作了進一步交代：“英文初版發行后，作者發現了許多錯誤，決定在再版修正，第十一章中刪去了一個整節。第十章中關於朱德的一節完全重寫過。此外還改正了許多字句。現在中譯本，系照作者的修正本譯出。有許多字句和英文初版不相同的地方，都是作者自己改正的。”
除此之外，這部中文譯本，還有比其他英文譯本更完善的地方：“中譯本所用圖片，差不多全部是英美版本所不曾登載過的。其中許多人物照片，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公開登載。”當然，限於條件，該書即使在中國出版，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在翻譯本書的時候，曾經用極大的力量查出了那些英譯人地名及各種專名的原文。這對於讀者有很多的便利。自然還有一小部分無法查出，隻好譯音。”翻譯者十分誠實，他們還希望“讀者有知道這些原名的，希望通知，在再版改正”。
當然，胡愈之還特別感謝了斯諾及其夫人：“但是無論如何，讀過這一本書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作者和他夫人韋爾斯女士是真正的中國的朋友。假如沒有熱誠和豐富的同情，不能寫出如此動人的報告文學，而對於這在艱苦的經歷中斗爭的中國民族，沒有深刻的理解，也斷不能有像本書作者那種奇異的收獲。”
應該說，斯諾的這一部作品，“在這偉大的艱苦的年頭，沒有比中美兩大民主共和國的友誼，更值得重視的。而埃德加·斯諾先生這一本巨著，卻是用這偉大的友誼當作養料所栽植的鮮艷的花。我們從這裡更加堅信全世界民主國聯合戰線的勝利前途了”。
四
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全書便翻譯完成。但是，在當時要出版這樣一部書，是相當困難的。由於該書的敏感內容，沒有出版社願意接受出版﹔再就是缺乏資金，連買印刷紙的錢都沒有。怎麼辦？沒有出版社，就自設一個。設一個什麼好呢？胡愈之臨時想了一個“復社”的名字。中國當時處在民族戰爭的危難關頭，“復社”者，復興中華也。復社地址就設在胡愈之的家裡，對外用“救國會”同仁張宗麟為“經理”的名義。沒有資金，胡愈之除去四處找人幫助。（筆者按：有資料說，當時組織指派艾思奇去向上海市各界后援會主席杜月笙介紹情況，杜為抗日拿出1000元支持出版《西行漫記》一書。還與印刷廠進行了聯系。）
當時大部分書店、出版社都搬到了內地，可印刷機器笨重，無法搬走。印刷廠的職工也失業了。胡愈之與他們商量，可否先幫助印刷，等書籍賣出錢后再付印刷費，工人們同意了。可買紙的錢還是沒有，咋辦？一起參與翻譯的同仁先湊一點，其他便用預約的辦法籌集。這本書的定價是2.5元，預約隻用交款1元，發一張預約券，書出版后憑券就可以領書，這樣就優惠了1.5元。通過這樣的方法，終於籌到了可以買紙的1000多元資金。
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斯諾這部書的書名——“紅星照耀中國”實在“扎眼”。為了能夠較為順利地發行，胡愈之決定用一個既普通又能夠反映出書中內容的題目，於是，《西行漫記》便出現了。
為什麼用這樣一個名字，后來胡愈之解釋說：“斯諾的原書名直譯過來是《中國天空上的紅星》，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照譯。我們就改用一個隱諱些的書名。為什麼要叫《西行漫記》？因為在工農紅軍長征以后，關於我們黨在西北情況的比較真實客觀的報道，隻有一本書：范長江同志寫的《中國的西北角》。范長江同志當時是《大公報》記者，他跟隨國民黨部隊去了西北，寫了一系列關於紅軍的報道，后來集印為這本書，限於當時條件，不能寫得很明顯，但是已經很受歡迎了。從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們黨所在地的代稱。《西行漫記》這書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聯想到我們黨。”
就在該書英、美版印出不過數月后，中文譯本也於1938年2月出版發行。因為資金等問題，第一次的印數隻有1000本（一說2000本。此處取胡愈之回憶說法）。雖然從書名看，人們還不大容易猜到書的內容，等一發行開來，讀者知道其中是寫紅軍，寫共產黨，寫陝北根據地的情形，買書的人便踴躍起來。同年4月《西行漫記》再版，10月出第三版，11月出第四版。不到一年功夫，竟連續出到四版。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歷史環境裡，一本書能印出這麼多，真正不易。當然，紅軍戰士和領袖共同英勇奮斗，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內容，給了正遭受外敵侵略的國人以勝利的鼓舞和信念，這應當是真正吸引讀者的關鍵。
《西行漫記》正式發行之前，還出了這樣一個插曲：樣書印出后，胡愈之十分高興。他趕緊拿上幾冊，給作者斯諾送去。見到自己的作品這麼快順利地出版，斯諾非常高興甚至感動。可第二天一早，斯諾找到胡愈之，說夫人韋爾斯昨晚和他吵了半夜。原來，胡愈之在“譯者附記”中，按照中國人的一般習慣，在感謝作者斯諾和夫人這段文字裡，將韋爾斯稱作“愛人”。在西方，愛人即情人，而非夫人。韋爾斯女士看了大發脾氣，斯諾解釋說這是中國人的習慣稱謂也沒有用，隻得一大早來告知胡愈之。幸好此時隻印了一批樣書，胡愈之趕緊將“譯者附記”部分紙型進行挖改，一場意外風波才算平息下去。
胡愈之在“譯者附記”中這樣說：“這是復社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自己編印，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書。這種由讀者自己組織出版的事業，是一種冒險的實驗。這種冒險的實驗，要是能夠成功，固然倚靠一切文化人的贊助，同時也是倚靠這第一本書的內容，能夠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但是我們相信這冒險是一定成功的，也正像本書作者的‘冒險’成功一樣。”確實，這次“冒險”的出版行為成功了，不僅如此，這樣的冒險經驗，很快還用在了《魯迅全集》的出版上，雖然這已是可以另外行文的事了。
五
《西行漫記》出版后，從復社的印數上看雖然不很大，可不到幾個月時間，就轟動了國內甚至國外華僑界。后來胡愈之為抗日戰爭籌集資金到海外活動，在那裡見到了無數《西行漫記》的重印本和翻印本，可見這本書的影響程度。斯諾本人也見到了自己作品在海內外的巨大反響。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在中國和菲律賓等地，經常看到未經申請版權而私印的《西行漫記》中文本。成千上萬的中華熱血青年，競相閱讀《西行漫記》。海外僑胞后來積極而大量為抗戰捐助，與這部作品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黃華在紀念斯諾的一次講話中說：“《西行漫記》的出版，不但打破了國民黨10年的新聞封鎖，揭穿了它的造謠污蔑，打開了人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也鼓舞了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各國人民。”從實際看，《西行漫記》確實發揮了這樣的作用。
正因為此，《西行漫記》成了一部禁書。在國民黨統治區，如果發現有人閱讀這部書，就有可能被認為是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同情分子被抓起來。然而，許多有志青年卻正是因為讀了《西行漫記》，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不惜冒著危險，跋涉千山萬水，去往陝北，為中國革命的成功，輸送了大量人才。著名漫畫家華君武，曾在后來的回憶中這樣談自己的親身經歷：“我的好友黃嘉音某天遞給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記》，讀著讀著，我被它吸引住了。從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老百姓的關系，原來中國還有這樣一塊地方——陝北。那是和我所厭惡的國民黨統治區和丑惡的十裡洋場完全不同的一塊淨土，那邊空氣新鮮，人和人的關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產黨和紅軍是一貫主張愛國抗日的。《西行漫記》用大量的事實，給我澄清了國民黨對共產黨長期的造謠污蔑、反共宣傳。1938年上海淪陷，我更加處於一種不甘心當亡國奴又不願跟著國民黨走的狀況中，斯諾的《西行漫記》真可以說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瞞著家庭、親戚、朋友和同事，由黃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輪船，秘密地離開了上海。我從未出過遠門，這時我單身一人經過3個月的長途跋涉，途經香港、廣州、長沙、漢口、重慶、成都、寶雞、西安，最后到達了陝北，當時已是隆冬季節。這都是《西行漫記》給了我力量。”
后來新譯了《西行漫記》的翻譯家董樂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起該書的影響：“然而，它（《西行漫記》）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流傳越來越廣，如當時中國夜空上的一顆明亮的星星，指引著成千上萬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熱血青年，就是讀了這本書以后，開始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了認識，有的因此千裡迢迢，排除種種艱難，奔赴當時的抗日聖地延安。有的就在當時當地，不論是深陷敵后的上海，或者白色恐怖的所謂大后方，參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這個行列中的一員。”
不僅國內，《西行漫記》還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據有關資料記載，加拿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等，在奔赴中國支援抗日戰爭之時，都曾閱讀過《西行漫記》，並從中受到鼓舞。據斯諾回憶，他在二次大戰期間，見到過蘇聯及其他國度一些愛國青年，他們也讀過《西行漫記》。從書中他們不僅了解到中國革命，也從中學到了一些革命的經驗和理想。
美國有學者認為：“《紅星照耀中國》成了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學家的主要資料。”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為斯諾另一部《紅色中國雜記》寫序言時這樣說過：“1938年他寫的《西行漫記》一書出版的本身，就是當代中國史上的一件大事。這部書引人入勝……此書對那些處於劣勢、俠盜式地活動在窮鄉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愛的人們，進行了細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寫。”“《西行漫記》描述了一場堅定不移地為共產主義而斗爭的革命運動。”
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1942年2月，為了解遠東情勢，羅斯福專門接見了斯諾。羅斯福說，他從《西行漫記》及其他文章中知道了斯諾……
以描寫中國題材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也認為：“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非凡記述的每一頁都富有意義。”
美國歷史學家拉鐵摩爾在為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作序言時，曾形象地描述：“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裡沒有什麼宣傳，隻有對實際情況的報道。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斯諾給我們轉述了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這些談話不是背誦教條的留聲機唱片，而是適合中國國情、可以據以組織抗日的精辟主張。不僅如此，《西行漫記》是一部巨著，它的長遠的重要意義，絕不僅是由於書中記錄了一些領導人的講話。斯諾是最早描寫中國革命進入由共產黨領導的新階段的作家﹔這場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革命運動日益發展，吸引著越來越廣大階層民眾的衷心擁護。”
一些學者還研究証實，正是因為《西行漫記》在美國的出版，改變了一些高層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提高了他們的重視程度，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也相應做出了適當調整。
六
有意味的是，胡愈之為之付出艱辛努力，這部為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勝利做出巨大幫助的《西行漫記》，在1949年之后，卻長期未能與新中國讀者見面。由於政治上不斷的所謂路線斗爭，作品中一些人物命運不斷發生變化，所以雖然這部作品仍在世界各地繼續銷行，可在本應該得到重視的中國反倒遭到冷落。1960年，對中國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諾，再一次踏上中國大地。大約為配合這位友好人士訪華，《西行漫記》才由三聯書店依據“復社”舊版印行一次。顯然，有關部門是不大願意讓更多人讀到的，故此，該書是在標明內部讀物，限“內部發行”之后出版的，印數當然十分有限。一部曾經幫助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著名作品，在取得紅色政權后，卻被人如此淡漠處理，其緣由，實在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時期，《西行漫記》的下場更慘。一位讀者回憶，他曾因宣傳工作需要，按照有關規定，持蓋有中央國家機關大印的公函，前往國內主要圖書館查閱“復社”版的《西行漫記》，不料在報告文學欄目及新聞報道等專業書籍內遍查不著，最后卻在“嚴控”類書目裡，發現它與希特勒《我的奮斗》等臭名昭著的書籍，歸並放在同一目錄卡片盒內。
《西行漫記》的命運轉變，發生在197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標志著一個全新時期的開始。恢復歷史原貌，成了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內容，基於此，《西行漫記》得以從塵封中露面。當然，它的出版，還有一個重要的契機——中美建交。在這幾重因素影響下，一部新譯本《西行漫記》於當年風行問世。
這部《西行漫記》新譯本，是由早年曾從該書獲得滋養的資深翻譯家董樂山翻譯的。鑒於胡愈之當初在出版該書方面的極大貢獻，三聯書店特別請他為新譯本寫序。
在這篇“中文重譯本序”裡，胡愈之深情地回憶道：“假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於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麼就中美兩國關系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在彌留之際，他（斯諾）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生為首的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我熱愛中國。’”
當然，時間已經進行了嚴格的選擇。胡愈之認為：“唯有43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之后，它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它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並不奇怪的。”“由於斯諾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當然，時間畢竟過去了40多年，對於革命實踐，胡愈之也有了更深刻、深切的認識。在《西行漫記》的結尾處，斯諾曾引述了革命導師列寧的一段語錄：“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隻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於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斗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
胡愈之也將此段名言引用下來，並且深有感觸地說：“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領袖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可以說，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
這部新譯本，收錄珍貴照片69幅，初版一口氣就印了30萬冊，很快售罄，接連加印，兩年左右時間發行數有165萬冊之巨，真正風靡一時。就在今天，許多人對一些革命領袖的生平知識，還來自於此﹔對於革命的實際狀態的了解，也來自於此。可以說，這部書，對於新時代的人們，也起到了對真正革命知識的啟蒙作用。
值得一提的還有，這部新譯本的出版，雖然已沒有了任何隔礙，可由於歷史的巨大沖擊能量，它並沒有用作品那個鮮明的本名《紅星照耀中國》，而仍然沿用了《西行漫記》這個當年帶有遮掩意味的書名。應該說，這是很適當的。這部書當年能夠被出版，全靠胡愈之及一批有志的文化人的忘我努力，這是不能忘記的。使用這個當年的名字，應該是對斯諾的作品以及胡愈之等人“冒險”的尊重，是向他們為革命奉獻，為民族發展奉獻無限熱情所致奉的崇高而感激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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