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
2017年09月01日08: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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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湖南瀏陽人，德高望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交通運輸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他與湖南老鄉毛澤東結下了深厚情緣：早年在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親耳聆聽毛澤東講課，踏上革命征程﹔在艱辛的革命斗爭歲月中，得到毛澤東的多次具體指導﹔新中國成立后，兩人仍保持著書信往來……
講習所裡親耳聆聽毛澤東講課
“瀏陽男兒多豪杰，湘東女子倍嬌嬈。”1906年4月13日，王首道出生於湖南瀏陽河畔張坊區上洪鄉一個農民家庭，本名王芳林。兄弟姊妹7人，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四。一家9口的生計，僅靠父親王文禮每天挑著百斤的擔子，往返四五十裡路，賺點腳力錢維持著，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
盡管家裡的日子很艱苦，1915年，9歲的王首道還是被父親送進上洪小學學習。貧苦農家出生的他，深知讀書機會來之不易，總是努力苦讀，年年都考第一。在好心老師的極力推薦和族人的熱心幫助下，王首道取得了受資助上高級小學的優待。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在張坊區高等小學讀書的王首道，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和同學一道組織了學生會，並被選為學生會會長。1922年，高小畢業的王首道進入長沙讀農校。在那裡，王首道利用課余時間閱讀了大量書籍與雜志，廣泛地涉獵馬列主義，同時還積極參與省裡（湖南）的革命活動，常到鄉間演講，組織農民聯合會，傳播馬列主義。不久，在學生會長廖長順的介紹下，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農校3年學習期滿畢業后，王首道正為何去何從發愁時，一個喜訊傳來。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接到中共湖南區委指示，為培養一批在農村開展革命群眾運動的骨干，要在青年學生中挑選35名優秀分子去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為期半年，畢業后由黨組織分配工作，挑選的名單中就有王首道。接到通知后，他感到自己今后就是革命事業的一分子，決心為中國革命事業貢獻終生，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便改名為王一分。
1926年3月，王首道一行35人秘密從長沙到武漢，轉經上海，來到了當時全國革命的中心——廣州，進入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從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王首道和來自全國各地的300多名農民運動積極分子以及有志於農民運動的進步青年學生一起，親耳聆聽了毛澤東講授的《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等課程。
據王首道回憶，毛澤東講課時，常常採用親自調查得來的豐富材料和群眾語言，因此講得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形象生動，給學員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在講到地主的產生時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錢不是天上落下來的，也不是命裡注定就有的，是從佃農、雇農身上剝削來的。毛澤東用很多生動的事例，說明中國農民，中農、貧農和雇農，受的剝削最多，受的壓迫最厲害。農民辛辛苦苦終年勞動，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農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來鬧革命﹔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一支主力軍，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
在講到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時，毛澤東把階級壓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層寶塔。他一面講一面就在黑板上畫出來，並指著寶塔說：你們看，最下層是塔基，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生活最苦﹔壓在他們上面的一層，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人數不多﹔再上一層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人數更少﹔更高一層是軍閥﹔塔頂是帝國主義。毛澤東說：壓迫、剝削階級雖然很凶，但人數很少。隻要大家齊心，團結緊，勞苦大眾起來斗爭，壓在工農身上的幾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齊、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澤東的精辟論述和科學分析，使學員們對於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和更深入的理解。在毛澤東的教育下，王首道等學員開始懂得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開始懂得觀察和解決社會問題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
在農講所，毛澤東始終堅持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思想教育學員，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對刀，槍對槍。農講所把軍事訓練作為一項重要的學習內容，訓練時間佔全課程的三分之一。設立一個軍事訓練部，專門負責軍事訓練工作。學員聽課之余，還被組織到附近的黃花崗、白雲山等地進行徒手隊列操練，學習射擊、刺殺等各種戰術動作。學員通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培養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革命意志，成為既能宣傳組織群眾，又能領導武裝斗爭的革命干部。王首道清楚地記得，有一天，驕陽似火，東校場上殺聲震天，王首道和其他學員全副武裝，正龍騰虎躍，進行著緊張的軍事訓練。這時毛澤東來到了練兵場上，親自指導學員演練，勉勵學員們要抓好槍杆子，練好殺敵本領，打倒地主和軍閥。
毛澤東還將全體學員按不同省、區組織了湖南、江西、兩廣等13個“農民問題研究會”，由教務部負責指導。學員推舉干事、書記若干人，自己主持會務。研究會提出了租率、田賦、地主經濟來源、主佃關系、抗租減租平粜等風潮、地方政治組織、團防、婦女地位等36個調查項目，引導學員對各省農村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情況進行調查。每星期開會一至二次。此外，還經常印發一些調查表，要學員把家鄉的情況按調查項目如實填寫。通過這些調查，既獲得了極為豐富的帶有全國性的寶貴調查材料，又提高了學員研究分析問題的能力。有一次，毛澤東將對宗祠的看法作為題目提交給學員解答。經過研究討論，王首道等幾位湖南學員一致認為，宗祠是土豪劣紳利用家族關系麻痺農民以進行壓迫剝削的工具，必須徹底砸爛這個束縛勞動人民精神的枷鎖。王首道等人的解答得到了毛澤東的贊揚。毛澤東對學員的這些調查材料極為重視，親自作了認真的修改，並把一部分編進《農民問題叢刊》正式出版，以指導全國的農民運動。
毛澤東還經常組織講習所學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在斗爭中學習。剛開學的時候，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正在廣州舉行，毛澤東就組織王首道等學員參加了這次大會，向代表們學習農民運動的經驗。6月23日紀念“沙基慘案”一周年那天，毛澤東親自率領全體學員冒著大雨參加了反帝示威游行。游行過程中，毛澤東和王首道等學員一起舉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堅決收回一切租界！”等口號，使盤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國主義者嚇破了膽，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者的威風。
60年后的1986年5月3日，廣東省委在廣州市召開紀念毛澤東同志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60周年，王首道與其他幾十位當年的老同志一起參加了紀念活動，王首道高興地說：“這是我參加毛澤東同志主辦的廣州農講所學習的60周年，同時也是我參加革命工作的60周年，也是我參加中國共產黨的60周年。”
毛澤東麾下刀下救人的保衛局執行部部長
1933年11月，王首道被調往中央蘇區，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期間，他隨毛澤東到興國、瑞金等地調查研究，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主張和工作作風給他極大教育，他常說這段經歷令他終生受益。
毛澤東經常教育王首道等身邊的工作人員，要經常深入下去，摸准情況，否則就當不好參謀。要想學會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首先要解決思想問題，要從理論上認識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用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解釋它的重要性。如果思想認識有差距，思想方法不對路，即使你下去了，仍然會走馬觀花，潦草從事，別想抓到真材實料。
1933年冬，毛澤東想要了解蘇區基層組織狀況，王首道就依照毛澤東的教導，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到興國、瑞金等地進行調查研究，回來后向中央寫了詳細的調查報告。毛澤東對他的報告很感興趣。
不久，時任中央組織局主任的李維漢把王首道調到瑞金附近做擴大紅軍的工作。在工作中，王首道表現突出，后被調到中央組織局擔任秘書長。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時，黨中央機關組成軍委第二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王首道被任命為縱隊政治部主任，主要負責保衛和照顧有關的中央首長。當時隨行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人。
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又調王首道到國家政治保衛局擔任執行部部長。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完成了二萬五千裡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在吳起鎮和陝北紅軍會師。剛到陝北，王首道就受毛澤東和黨中央指派，參加劉志丹冤案的平反工作。
當時，毛澤東正在緊張部署直羅鎮戰役，陝甘寧邊區的干部和群眾向毛澤東反映了一個嚴重的情況。一個多月前，陝北根據地主要負責人劉志丹等人被捕，還有人遭到殺害。根據地廣大干部群眾無比義憤，希望黨中央和毛主席能夠主持公道。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仔細傾聽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黨中央和毛澤東當即決定，派王首道和劉向三等到瓦窯堡去，接管陝甘邊區保衛局工作，先把事態控制下來，避免進一步惡化。毛澤東在下寺灣的一次干部會議上，語重心長地對王首道等人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按照毛澤東“要慎重處理”的方針，王首道等人立即進行調查訪問。通過調查走訪得知，劉志丹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斗爭，組織領導了陝西渭南、華縣的武裝暴動，先后擔任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支隊和紅二十六軍的領導職務，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從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來看，他是一位堅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陝北當地還流傳一首民歌：“正月裡，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是清官，他帶上隊伍上橫山，一心要共產……”
為了解更多事實，王首道等人還直接與劉志丹見了面。
在掌握了大量事實之后，王首道等人提出：如果劉志丹等人是反革命的話，那麼陝北這塊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裡的對敵斗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這裡的蘇維埃政權又怎能建立和鞏固下來呢？
直羅鎮戰役結束后，王首道等將審查劉志丹一案的情況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做了實事求是的匯報。毛澤東肯定了他們的看法，並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
毛澤東的指示和劉志丹等釋放的消息傳出后，陝北根據地的廣大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劉志丹同志得救了！”“陝北得救了！”
毛澤東身邊的“好管家”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王首道被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先后擔任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等職，主要負責中共中央機關經常性的秘書工作，包括文電收發、保管，會議籌辦和有關記錄、行政等服務，以及機關事務管理等工作。有時也隨中央領導同志下去視察。工作本身雖然比較繁瑣，但他勤勤懇懇、一絲不苟，被大家稱為黨的內務工作的“好管家”。
1938年農歷除夕，是個讓王首道終生難忘的日子。這天，他和張啟龍、譚余保受毛澤東邀請前去做客。
當王首道一行高興地走進毛澤東在楊家嶺的窯洞時，毛澤東立即放下工作，同他們一一握手，請他們坐下。毛澤東親切地詢問了他們的近況之后，接著說：“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忘了把張啟龍等同志的問題講一下，現在，請你們一起把湘贛蘇區的問題談一談吧！”
王首道他們聽了，心情激動萬分，立時回憶起湘贛蘇區的那段戰斗歲月。當年，在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指導下，湘贛蘇區的革命工作曾經有過較大的發展。后來，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許多工作積極、忠實勇敢的工農干部被推行“左”傾路線的保衛部門當成AB團抓起來了，有的甚至被殺害，搞得人心惶惶。時任湘贛省委書記的王首道和張啟龍等人對王明路線進行了抵制，結果王首道被說成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遭到撤職和嚴重警告處分。張啟龍則被直接撤職，開除黨籍，還被判處了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遵義會議以后，第二方面軍黨委根據毛澤東、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恢復了張啟龍的黨籍和工作。1937年洛川會議后，毛澤東又親自批准把他調到延安工作。本來，事情到此也可以說是已經解決了，但是，王首道等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年多后的今天，毛澤東還把這件事記在心上，特地抽出時間接見他們！
王首道等人激動地說：“主席，我們在湘贛蘇區是有錯誤的，但我們犯的是‘左’的錯誤，不是他們批判的‘右’的錯誤，我們是‘左’了！”毛澤東聽了，微笑地點頭說：“對了，對了，就是這樣，他們是說你們‘左’得不夠，就把你們打成‘右’。湘贛省委對你們的處分是錯誤的，我替你們平反了。”接著，毛澤東又詢問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湘贛蘇區的禍害，他們都一一作了匯報。當談到還有許多同志被錯誤路線所打擊、誣陷、殺害，還未得到平反時，毛澤東說：“你們提出一個名單來，凡是過去搞錯了殺錯了的，都應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王首道等人聽后，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這時，天快黑了，他們便起身告辭。毛澤東一定挽留他們一起吃“大年飯”。雖說是“大年飯”，但由於敵人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物資短缺，毛澤東和大家一樣，也隻有極簡單的飯菜，但大家吃起來是香噴噴的。窯洞外風雪彌漫，而坐在毛主席身旁的他們，卻感到無比幸福和溫暖。
1940年，王首道擔任黨中央直屬機關生產節約運動委員會主任。他認真貫徹“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方針，組織領導中直機關開展大生產運動，創造了“勞動力入股分紅、節約分紅、各單位合作、機關與群眾合作、個人生產合作”等組織形式，受到毛澤東的贊揚。
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王首道頂住康生的壓力，對自己負責的秘書處的審干工作，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保護了許多同志。
南征途中的殷殷牽挂
1944年10月，為了迎接抗日戰爭第三階段——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黨中央決定由第三五九旅組成八路軍南下支隊，准備到湘粵交界山區建立新的抗日根據地。10月31日，中共中央召開書記處會議，確定了南征的區域和組織機構，決定由王震、王首道、賀炳炎、廖漢生、王恩茂、文建武、張成台、劉型等8人組成軍政委員會，以王首道為書記。南征部隊被正式授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游擊支隊”，簡稱“南下支隊”，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為主，全軍約5000人，由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支隊司令員王震，政治委員王首道，副司令員郭鵬，副政委王恩茂。
11月1日，南下支隊在延安舉行隆重的誓師出征大會。閱兵式后，毛澤東、朱德、任弼時、葉劍英、賀龍和西北局的負責同志都作了鏗鏘有力的動員講話。當晚，王首道回到窯洞，久久不能入睡，索性披衣起床，提筆寫下了雄壯豪邁的詩句：“北塞嘶戰馬，揮師斬敵頑。任憑風浪險，何懼行路難。南征拯父老，壯志凌雲端。誓以身許國，破敵凱歌還。”
11月10日，南下支隊正式踏上了征程。
11月22日，部隊東渡黃河。大家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遙望著河西延安的方向，在河邊站了很久。王首道匆匆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我們離開延安整整10天了。現在，我是在黃河邊上給您寫信。
1926年您在廣州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我是您的學生。在延安，我又在您身邊工作，經常聽到您的許多報告和得到您的具體指導。在這幾年中，我參加了您親自領導的學習運動、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使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我深切地感到您是我們黨的偉大的領導者，又是我的嚴師良友。當我離別您進行遠征的時候，好像有千言萬語說不完啊！……
我們已經渡過黃河了。在離開邊區之際，我將帶在身邊的一張照片寄給您，留作紀念。望您多多給予指導！
祝您健康！
經過艱苦作戰，1945年1月29日，南下支隊到達湖北禮山縣，和李先念率領的新四軍第五師在陳家灣舉行了會師大會。
2月23日，南下支隊渡過長江。3天以后，在王震、王首道部署指揮下，南下支隊取得痛殲日軍的大田畈大捷。
3月23日，南下支隊從江西進入湖北，接著從通城南部的大坳進入湖南。入湘以后，為了適應斗爭發展的需要和擴大我軍的政治影響，經報請黨中央、毛澤東批准，取消了“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游擊支隊”的番號，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
3月26日，部隊奪取平江。28日，在景福坪體育場召開平江全縣的民眾大會，宣布平江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4月13日，抗日救國軍在汪坪召開軍政委員會，決定建立湘鄂贛邊黨、政、軍統一的領導機構。后經報請中央批准，於4月底正式成立了湘鄂贛邊區黨委會、湘鄂贛邊軍區和湘鄂贛邊區行政公署﹔以王震為軍區司令員，王首道為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張體學為副司令員，王恩茂為副政治委員，聶洪鈞為行政公署主任﹔全面領導平江、瀏陽、湘陰、岳陽、臨湘、通城、通山、嘉魚、崇陽、大冶、鄂城、陽新、咸寧等地的斗爭。
然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圍剿”之下，抗日救國軍在平江處境艱難。4月15日，抗日救國軍不得不忍痛撤離平江城。不久，主力迅速分散到岳陽、臨湘、平江、通城和崇陽之間廣大地區，深入發動群眾，建立各級抗日人民政府和抗日人民武裝，很短時間裡，以上各縣都組織起縣大隊抗日人民武裝。
5月4日，毛澤東來電指示：一、頑方既以6個師向你們進攻，你們可以採取機動作戰，在你們考慮成熟之后，即可行動。機動辦法，或以大部隊向修水、銅鼓行動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隊向南行動，均由你們依據情況考慮決定。二、湘鄂贛邊區根據地必須建立，以為南北樞紐。
收到電報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張體學等立即在山口鋪召開邊區黨委會議，決定今后的軍事行動。遵照毛澤東指示精神，會議當即決定，由王震率領主力第一、二支隊和第五、六支隊之一部，跳躍式向湘北挺進﹔王首道隨軍直機關以及三、四支隊偕張體學部堅持鄂南斗爭，以此南北配合，進一步鞏固、發展鄂南根據地，為建立湘鄂贛邊區根據地打下基礎。
在王震、王恩茂率領主力挺進湖南期間，王首道和張體學留在鄂南的部隊也不斷向四周發展。我軍在湘鄂贛邊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轉戰，擴大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宣傳、發動了群眾，壯大了地方抗日武裝力量，給敵頑以應有的打擊。
7月7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抗日救國軍開始了向湘粵贛邊區的長途進軍。不久，抗日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美國也在日本本土投擲了原子彈。8月11日，黨中央致電王震、王首道：“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你們任務仍是迅速到達湘粵邊與廣東部隊會合，堅決創造根據地，准備對付內戰。”
日本投降后，時局發生了根本變化。8月29日，部隊剛從南雄突破重圍，進入一個叫沙坑的小山村休息，王震、王首道就提議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
會議分析、討論了當前敵情，一致認為，從整個形勢分析，日本投降后，時局已發生根本變化，我軍如毅然北返，避開頑軍優勢兵力，避免內戰，配合我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這樣就能變不利為有利，化被動為主動，迅速擺脫對我極端不利的局面。據此，會議一致決定立即北返中原，與新四軍五師會合。
王震、王首道馬上起草了一份向黨中央請示的電報，建議北返。不久，中央軍委復電表示同意，同意他們“即由現地自己選擇路線，北上與五師靠攏”。
北返途中，國民黨軍在湘贛粵邊調動第九戰區全部6個軍和第七戰區一部兵力10萬余人對我施行“圍剿”合擊，以后又層層設防，尾追不舍，意欲置我軍於死地。然而，王震、王首道率部在極度艱險困難的斗爭環境中，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創造了夜行軍90公裡的驚人速度，搶渡長江、湘江和翻越八面山等天險，克服了自然環境的險惡和物質生活的困難，勝利地完成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交給的任務。
9月23日，抗日救國軍返回鄂南地區。9月27日渡過長江天險，勝利地回到鄂豫皖地區與新四軍第五師第二次會師。9月29日，中央軍委給王震、王首道發來賀電。10月中旬，抗日救國軍在黃陂休整期間恢復了三五九旅的番號，編入中原軍區第二縱隊序列，王首道任中原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9月15日，三五九旅勝利重返革命聖地延安。
南下支隊南征北返歷時659天，轉戰於8省百余縣。這支部隊沖過敵人的100多條封鎖線，共大小戰斗300余次。南下支隊勝利返回延安后，黨中央為他們舉行慶功宴。席間，毛澤東高度評價說：這是我黨歷史上的第二次長征。
“徇私”照顧毛澤東師友的省政府主席
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了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王首道以候補中央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這個會議，並在會上遞補為正式委員。
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即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當時僅確立了黃克誠為書記，王首道、金明、高文華為副書記，並擬確定王首道擔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因為黃克誠擔任天津市軍管會主任，一時不能離開，直到開國大典之后才到湖南就職，高文華亦未到職，因此這段時間的實際工作是以王首道為首主持的。
作為湖南省的“父母官”，王首道對毛澤東的舊日師友，也給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顧。
1950年10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邀請原湖南省第一師范的幾位老師和同學吃飯。這時，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說：“張干這個人，主席還記得嗎？他現在在長沙妙高峰中學教數學，家庭生活頗困難。這次來京前，他托我代向你問候。”一席話勾起了毛澤東對昔日往事的回憶，對老校長張干沒有加入國民黨營壘而是一心當教員表示敬佩。不久，毛澤東先讓周世釗給張干寫信表示慰問。后來，毛澤東親自致函王首道說：“張（干）次侖、羅元鯤兩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現年均七十多歲，一生教書未作壞事，我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張為校長，羅為歷史教師。現聞兩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極苦，擬請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給津貼米若干，借資養老。”王首道接到毛澤東的信后，先后兩次派人將1200斤救濟大米和50萬元舊幣送給張干和羅元鯤。在王首道等人的安排下，張干先后受聘為省軍政委員會參事室參議和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顧問，每月領取一定的津貼，加上學校的薪水，一家生活有了保障。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的另一位恩師袁吉六的家屬，也受到毛澤東關心和王首道的照顧。當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掀起反對校長張干的學潮，張干決定開除學生毛澤東等17人。袁吉六等在張干面前據理力爭：“毛澤東等人皆杰出人才，挽天下於危亡者，必斯人也。”張干最后收回成命。1927年，袁吉六從湖南大學退休，1932年因病去世。毛澤東對袁吉六非常敬重。1950年，當袁吉六的舊日同事王季范寫信告訴毛澤東他的遺孀生活困難時，毛澤東立即給王首道去信：“請省府酌予接濟”。在王首道的照顧下，袁老夫人得以安度晚年。1953年，毛澤東親筆為袁吉六的墓碑題字：“袁吉六先生之墓毛澤東書”。在王首道的安排下，湖南省人民政府撥款為袁吉六重修了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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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1906—1996）湖南瀏陽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入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回家鄉從事農民革命運動。1928年任中共湘鄂贛邊特委書記。1931年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參加領導湘贛革命根據地反“圍剿”斗爭。1933年任中共中央組織局秘書長。1934年參加長征，任中央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政治部主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到陝北后任紅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1944年10月任八路軍南下支隊政治委員，后又任湘鄂贛軍區政治委員。1945年抗戰勝利后，任中原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后任東北行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主任、工業部部長。1949年隨第四野戰軍南下，任長沙市軍管會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書記，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后任交通部副部長、部長，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政協廣東省委員會主席。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政協第二、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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