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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拿槍一手拿筆的戰地記者張天虛

 鄭學富

2017年09月07日09:0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1937年11月8日,在著名新聞記者范長江的領導下,中國青年記者協會(中國記協的前身)組織大批左翼新聞工作者奔赴抗戰前線,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共秘密黨員、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政訓處干事張天虛在台兒庄抗日前線,創辦了全國第一份由軍人編輯油印的報紙《抗日軍人》。張天虛既是軍人,又是記者﹔既拿槍上陣殺敵,又提筆撰寫報道。在以后的歲月裡,他又跟隨六十軍馳騁抗日戰場,撰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

護送聶耳骨灰回國

張天虛原名張鶴,字友鬆,又名劍平,曾用名天虛、鶴、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於雲南省呈貢縣龍街。他自幼聰穎,愛好讀書,尤其喜愛文學,14歲時考入雲南省立第一中學。張天虛在省立一中時喜歡文學寫作和編演話劇。當時學校組織晚會,常常邀請省立師范學校聶耳的小樂隊參加。於是,經過多次接觸,張天虛與聶耳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聶耳於1912年2月14日出生於雲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號。他自幼酷愛音樂,在省立師范學校讀書時,就組織了自己的小樂隊經常在昆明的各個中學表演。同時,他又喜歡演話劇,扮演女主角瑪麗亞,一時瑪麗亞成了聶耳的代名詞。張天虛和聶耳結識之后,經常一同演出、聊天、游玩。聶耳的家住在昆明市裡,張天虛常常登門拜訪,他那謙和大方、朴實坦率的性格,給聶家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29年7月11日,昆明發生了一起由於軍閥爭權奪利而引發的火藥爆炸慘案,造成320余人死亡,重傷致殘者579人,直接受害者320多戶、1200余人。慘案發生后,中共雲南秘密黨組織立即通過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濟難會”,號召青年學生組織服務團深入災區,搶險救災。張天虛和聶耳都參加了“濟難會”,積極參加救災活動和演出,動員社會各界人士捐錢捐物,救助災民,護理受傷災民,組織災民子女入學,並以“青年服務團”和災民的名義,在文廟街召開救災大會,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查清真相,懲辦禍首,揭露反動當局企圖把這件事的罪名轉嫁給共產黨的陰謀。對此,反動當局惱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鑒於昆明政治形勢惡化,張天虛、聶耳於1930年夏、秋分別離滇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張天虛加入了秘密黨組織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在游行示威、飛行集會中曾擔任過“左聯”的領隊。除參加左聯組織的活動外,還用論文、散文、新詩、小說等各種形式進行文藝創作。1933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期間,他曾到北平學“政治經濟”,利用假期兩次到浙江普陀旅游,並為長篇小說《鐵輪》的創作採擷素材。回上海后,他帶病寫出了47萬字的巨著《鐵輪》,郭沫若為其作序。茅盾后來在《在香港編〈文藝陣地〉》一文中回憶道:“天虛是個青年作家,我認識他是由於他把他的處女作、長篇小說《鐵輪》給我看,那是1936年初,他剛從日本回國。我發現他是一個朝氣蓬勃、很有才華的青年,就一直與他通信。”

聶耳到上海后,於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劇社”,任小提琴手,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戲劇聯盟”,1933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進入聯華影業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進行進步電影歌曲的作曲創作,寫出了《義勇軍進行曲》《大陸歌》《畢業歌》《碼頭工人歌》等30多首不朽的愛國主義歌曲。

張天虛和聶耳同是革命文藝戰士,又是雲南同鄉,飄零在十裡洋行的上海,自然是時常來往,關系特別親密。張天虛在《憶聶耳》一文中說,1931年的一天,聶耳和鄭一齋到平安旅店造訪張天虛,張天虛把聶耳“抱摔在床上,極度的歡快壓倒我們,除了瘋狂的笑,什麼話也不想說”。

由於在上海的活動受到特務的盯梢,1935年3月,張天虛被迫離開上海,到日本東京一所大學讀社會系。張天虛和聶耳雖然天涯海角,相隔萬裡,但兩人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信件往來從未間斷過。1935年4月,聶耳也抵達東京。他一下火車,就乘汽車直奔張天虛的住所。老友異國相見,更是激動無比,他們住在一起,暢敘別情,交談對祖國革命事業美好前景的看法,並一同游覽了東京的名勝古跡。

在東京,張天虛和聶耳分別加入了“左聯”東京支盟所屬的“小說之家”和“戲劇之家”。在張天虛的引薦下,聶耳應邀參加了杜宣主持的中國留日學生“藝術聚餐會”,並在會上作了題為《最近中國音樂界的總檢討》的演講,嚴肅批判了當時中國社會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碼頭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而張天虛則在根據果戈理的小說《欽差大臣》改編的話劇《視察專員》中,扮演了郵政局長。他還寫過一些歌詞,如《統一戰線》《救國后備軍》等,請聶耳譜曲,在會上演奏。

不久,聶耳應日本友人之邀參加“新協劇團”赴京都、大阪、橫濱等地演出。張天虛給聶耳送行,倆人約定演出結束后再聚。可是沒想到的是這次分開竟成了他們的訣別。1935年7月17日,年僅23歲的聶耳在藤澤市海濱游泳時不幸遇難。張天虛聞訊后,悲痛萬分,立即奔赴藤澤市,與日本當局交涉,收領並火化了聶耳的遺體。張天虛帶著聶耳的骨灰回到東京。東京“左聯”支盟組織召開了聶耳追悼會,在東京的中國文藝界人士紛紛撰寫了挽聯、詩歌、悼詞。會上,由張天虛報告了聶耳的生平、革命業績和做出的貢獻。1936年初,張天虛和鄭子平把聶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記、衣服等遺物護送回國,並由聶耳的哥哥聶敘倫1937年8月帶回昆明。聶耳的骨灰被安葬在昆明西山。張天虛在《聶耳論》中寫道:“新興樂壇是由他一手來奠定了初基。音樂、電影、戲劇合流巨浪的掀起,無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獨當一面的一代藝人,聶耳是當之無愧”!

毛澤東贈送鋼筆留念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全國人民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涌,延安成了當時最進步的政治中心,國統區的進步青年紛紛前往延安。這一年的春天,張天虛奔赴延安,參加了由丁玲任主任的第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擔任通訊股長一職。

西北戰地服務團是個綜合性的文藝宣傳團體,毛澤東曾先后幾次找丁玲談話,他說:“這個工作很重要,對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隊,接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你們在宣傳上要做到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舊瓶新酒也好,應該短小精悍,適合戰爭環境,為老百姓所喜歡,要向友軍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擴大我們黨和軍隊的政治影響。”對於毛澤東這些重要而具體的指示,丁玲都向團員們一一作了傳達。西北戰地服務團也據此發布了相關的行動綱領、成立宣言、通電等。

1937年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禮堂舉行歡送戰地服務團出發抗日前線的晚會。毛澤東出席了這一晚會,並且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詞,鼓勵大家用自己的筆、自己的口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努力擴大黨的影響,宣傳黨的抗日救國的主張,爭取抗戰的勝利。丁玲在答詞中說:“我們戰地服務團的組織雖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樣慢慢流入大河,聚匯著若干河的水,變成了一個洪流,我們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達到此目的,決不回來與諸位見面。”歡送會之后,戰地服務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的准備工作。在這40天內,他們積極排練了十幾個獨幕劇,此外還編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聲、繪畫等。為了提煉宣傳內容,他們還在延安街頭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見,再根據群眾反映,不斷改進、提高。這期間,張天虛潛心創作作品,突擊編寫了一些話劇。

在開往抗日前線的前夕,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延安舉行匯報演出。張天虛創作了一個宣傳全民抗戰思想的獨幕話劇《王老爺》,主題是號召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全民參加抗戰。在演出過程中,毛澤東不請自到,由於來晚了,為了不影響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側觀看,等這出戲閉幕時再到前台去。當毛澤東得知編劇是張天虛時,便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支鋼筆贈送給張天虛,以示獎勵。

9月22日,西北戰地服務團40多人,打著紅旗,唱著抗日歌曲,用7頭小毛驢馱著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蕩蕩、意氣風發地開赴山西抗日前線。他們徒步從延安出發,經延長縣,東渡黃河,進入閻錫山統治的山西。在此期間,他們頂著烈日,冒著嚴寒,翻越高山,涉過大河,白天行軍宣傳,晚上演出節目,克服各種困難,活躍在抗日前線。他們利用山西、陝西村村都有的戲台作為宣傳講壇,運用大鼓、快板、雙簧、相聲、活報劇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把抗日救國的大道理深入淺出地宣傳給群眾。每次演出結束后,觀眾們都是遲遲不肯散去。在繁忙的工作間隙,張天虛還深入山西抗日前線採訪,寫下了《軍訓日記》《西線生活》《征途上》等報告文學和戰地通訊,為抗戰史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台兒庄戰場上的“戰地記者”

1938年4月,由雲南滇軍改編而面的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奉命開赴抗日前線。其一八四師師長張沖與政訓部主任張永和(中共秘密黨員)來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多次與周恩來、葉劍英、羅炳輝秘密會晤。張沖請求中共方面選派工作人員到一八四師工作,而且要雲南籍人,以加強該師政治、軍事力量。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與延安聯系后,抽調張天虛、周時英、薛子正、蔣南生、張子齋、尹冰等赴一八四師。臨行前,朱德親自與幾位同志見面,教他們如何工作,如何團結抗日力量,並和他們合影留念,朱德還送給張天虛一部留聲機,好讓他開展工作。

在一八四師駐地雞公山,張天虛等以共產黨員的身份與張沖見面。初到之時,他們廣交朋友,團結了一些進步抗日青年,平時教士兵唱抗戰歌曲,豐富活躍部隊的文化生活。張沖決定在一八四師成立糾察隊,由張致中任隊長,張天虛、蔣南生、張子齋任干事。不久部隊開往台兒庄前線,建立了中共黨支部,周時英任書記,張天虛負責宣傳組織工作,招收了一批進步青年組成政工隊,掌握了該師的思想與宣傳工作。

一八四師負責駐守台兒庄城寨,並在禹王山一線設立陣地,阻擊向徐州進犯的日軍。張天虛和戰士們一起在戰場上沖鋒陷陣,做好宣傳發動工作。他才思敏捷,下筆成章,經常深入前沿陣地採訪。張沖很喜歡張天虛,兩人經常在師部促膝長談。一八四師政訓部創辦了當時中國軍隊唯一的由軍人辦的油印報紙《抗日軍人》,由張天虛負責組稿、撰寫、編輯工作,宣傳中共的抗戰主張和戰地情況,很受官兵歡迎。期間,他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奔波於前線,採訪、編報、刻印、寫標語、畫宣傳畫等,還常常冒著生命危險,將書報送到前沿陣地,鼓舞士氣。晚上則參與輪流值勤、巡邏,防敵特的潛入破壞。

張沖曾說:“天虛雖是捻筆杆子的,但打起仗來比我還英勇膽大。”師政訓部主任張永和也說:“天虛無論行軍還是駐防,抑或戰斗間隙都堅持記筆記。禹王山戰斗中,他是最勇敢的。”在一次戰斗中,戰士們面對日軍的坦克,毫不畏懼,抱起集束手榴彈,高喊著“活捉鐵烏龜”,前仆后繼向鬼子坦克沖去。張天虛被戰士奮不顧身的英雄壯舉所感動,在戰壕裡寫下了戰地報道《活捉鐵烏龜》,發表在《抗日軍人》上,使士兵們深受鼓舞。在禹王山爭奪戰中,一八四師的勇士們不怕犧牲,奮勇向前,與日軍展開肉搏戰,終於奪回禹王山,英雄的鮮血染紅了禹王山腳下的運河水。張天虛據此寫下了報告文學《運河的血流》。在禹王山阻擊戰期間,張天虛寫下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如《台兒庄通信》《記張沖師長》《血肉筑成的長城》《指揮所裡》等,除發表在《抗日軍人》上外,還分別發表在《雲南日報》和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上。他還寫下一些歌詞,讓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女戰士到前沿陣地演唱,鼓舞士氣。歌中唱道:“運河河水清又清,千裡平原好風光,……運河河水紅又紅,千裡平原起狼煙。……麥子青青藏英豪,專打東洋兵。”

1938年5月18日,六十軍奉命撤離禹王山,掩護主力部隊轉移。在徐州附近整編時,一八四師整編為3個團,其他兩個師各整編為1個團。在突圍轉移和頻繁的戰斗中,張天虛仍忘我地創作著,寫下了許多血與火的篇章。如發表在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上的戰地通訊《火網裡》、發表在老舍主編的《抗戰文藝》上的報告文學《殺過單城集》等。張天虛寫道:“相信中華民族是會在艱難困苦和錯誤當中掙扎進步和健全起來。爭取最后的勝利,我們有充分的把握。”他的這些作品后來匯集為報告文學集《運河的血流》和《火網裡》兩個集子,1939年6月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突圍后,張天虛跟隨六十軍轉戰在安徽、河南、湖北,參加了武漢保衛戰。武漢失守后,有人告發已升任第三軍軍長的張沖“通共”,張沖被解除兵權,回昆明“述職”。張天虛也被迫離開一八四師回到昆明。

1939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張天虛又到緬甸仰光參加當地華僑報紙《中國新報》的編輯工作,大力宣傳黨的統一戰線。郭沫若曾評價這一時期的張天虛說:“力疾服務,勤勞有加,盡力啟發僑胞,打擊敵偽,蓋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矣。不幸疾轉劇,咯血過猛,曾亙月昏睡,失去意識,乃不得不回鄉療養。”1941年1月,張天虛因病回國,8月10日,因肺疾惡化,不幸在昆明去世。其遺體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聶耳墓旁。兩位戰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在九泉之下相聚。

張天虛在不足30歲的生命旅程中,創作了300多萬字的作品。對現代中國文學的貢獻是卓越的,影響是深遠的,文學界對他的評價很高。戰友張子齋曾在張天虛去世后寫詩悼念:“三寸毛銀萬裡行,刀槍林立氣難平。人間丑態從頭寫,曾使文壇老將驚”。1943年3月,郭沫若為張天虛寫了一篇長達500多字的“墓志銘”,鐫刻在張天虛圓柱形墓碑上。銘末附詩雲:“西南二土,聶耳天虛﹔金碧生輝,滇海不孤。《義軍》有曲,《鐵輪》有書,弦歌百代,永示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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