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秋收起義中的關鍵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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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領導了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從此走上了領導中國革命武裝斗爭的軍事生涯。秋收起義的發動沉重打擊了湘贛兩省的反動勢力，也由此揭開了中國革命斗爭由城市轉向農村，進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序幕，而這一切的順利實現，是和毛澤東在秋收起義中的幾次關鍵抉擇所分不開的。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面對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瘋狂屠殺共產黨員的危急局勢，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由於汪精衛叛變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兩湖已經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為了回湘組織起義，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於八月十二日從武漢秘密回到長沙。一回到湖南，從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八日間，毛澤東就馬不停蹄的開展了多次社會調研。他在送楊開慧回長沙城外板倉村老家的時候，在楊開慧家裡，毛澤東邀請了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了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和對局勢的看法。回長沙城后，他又召集了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開會，在同他們交談的過程中，毛澤東又充分地了解到鄉村一般群眾對社會局勢和對國共兩黨的一些看法。通過這些調研，毛澤東發現當得知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后，群眾對國民黨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因此，對組織領導秋收起義舉什麼旗的問題毛澤東有了新的決定。

眾所周知，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是起義的首要問題，但是當時在這個問題上，黨內很多人卻和毛澤東的想法不同。南昌起義時，周恩來、賀龍等按照中央事先的決定，在起義時仍使用的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號。起義后，他們在原江西省政府召開有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聯席會議，選舉產生革命委員會作為新政權。在八七會議上，會議文件也依然提出要聯合國民黨左派一起斗爭。且當時中央的負責同志認為，在湖南國民黨左派的下級黨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礎，更需要團結他們共同斗爭，所以起義仍需要以國民黨左派的旗幟為號召為宜。 但是在准備起義的實際過程中，根據對湖南客觀社會形勢的劇烈變動的觀察分析和對和群眾心理狀態等實際情況所進行認真調研，毛澤東很快發現，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失掉了群眾的信仰，他主張秋收起義不能再照八七會議規定的那樣打國民黨左派旗幟了，而應該高高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子。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出席了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會上，針對黨內有人還對國民黨存在幻想的情況，毛澤東發言，他掃視全場，吸了一口煙，說道：“國民黨的招牌還能要嗎？我看不能要了，國民黨的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已經完全是一面黑旗。”講到這裡，有人發問“不打國民黨的旗號，那我們怎麼辦？”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我們要舉起自己的旗幟，隻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號召群眾。”講到這裡，有人當即鼓掌贊同，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很快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會后，毛澤東為此向中央寫信解釋說：“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

在毛澤東的主張下，湖南省委決定成立以中國共產黨的旗號來號召群眾，領導起義，並制定了湖南省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關系、組織工農革命軍、沒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財產、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力量、組織工農兵蘇維埃的五項起義綱領。事實証明，正是毛澤東所主張的高高舉起中國共產黨的旗號和這些正確的起義綱領對吸引號召群眾起來參加革命起了關鍵的作用，也正由於此，才有了中國革命日后“喚起工農千百萬”的壯舉。

量力而行搞暴動

秋收起義，當時中共中央的最初設想是在湖南湘中、湘南等多處發動，力爭通過暴動控制湖南全省。毛澤東回到湖南后，中央又再次致信湖南省委，對秋收起義作出具體指示，提出以湘南為一發動點，長沙為一發動點，在寶慶一帶亦可做一暴動點，一方面由湘中發動，直取長沙，同時湘南與湘中一起發動，聯合進攻反動軍閥唐生智、許克祥，通過舉行湖南全省暴動，取得政權。然而，實際局勢很快變化。由於當時唐生智部隊南下，湘南同長沙事實上已被隔絕。原定作為起義中心區域之一的湘南局勢已經起了重要變化，要想湘中、湘南兩處聯合同時發動起義事實上已經不可能。

形勢的變化促使毛澤東對起義計劃進行重新思考。在八月下旬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表示需要改變以長沙、衡陽、寶慶三處為中心的全省暴動計劃，他主張應該集中力量，發動以長沙為中心，包括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陽）等縣的湘中暴動。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在會上當即引發了爭論，有人問他說：“潤之啊，咱們大家討論歸討論，但不能同中央的指示相左啊，在暴動計劃上中央對湖南的指示是很明確的，我們怎麼能擅自改變中央決定呢？”面對質疑，毛澤東從容地回答說：“我們搞暴動必須從實際形勢出發，要量力而行。中央的指示要執行但不能完全不顧客觀條件的盲從，我們要把力量集中在敵人的薄弱處、要害處發動才有可能取得勝利。況且，省委形成新計劃也是要馬上向中央報告的，我想中央了解我們的實際情況后是會同意我們的。”最后，為了解決爭議，毛澤東提議舉手表決，在他的堅持下，多數同志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省委通過了縮小暴動范圍，以長沙為中心組織領導秋收起義的新暴動計劃。

會議結束后，湖南省委隨即向中央報告了新的暴動計劃，認為起義“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隻能制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於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但這一觀點卻並沒有被當時中央負責同志所認可，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就此致信湖南省委，對毛澤東提出了批評，說他隻注意長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棄湘南計劃，並沒有積極的、有組織的去准備長沙、湘潭、瀏陽等處暴動。

中央來信傳達后，省委不少同志感到有壓力，還能不能堅持新的暴動計劃，大家不約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毛澤東。面對中央的批評壓力，毛澤東沒有氣餒，他冷靜地對大家說：“我們還是按省委的新暴動計劃執行，我來向中央回信解釋。”隨后，毛澤東回信中央，據理力爭，再三闡述理由說“兄謂此間專注意長沙工作，而忽略各地，這並不是事實”，之所以“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隻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在毛澤東的一再堅持下，新的暴動計劃最終沒有被動搖，秋收起義最終以長沙為中心發動起來。事實上，如果當時沒有毛澤東的這一關鍵決策和堅持，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背景下，貿然舉行全省暴動，將會招致更大損失，后果不堪設想。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了偉大的求實精神和對真理的堅持與執著。這一點，據當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彭公達回憶說：“縮小范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一定要非常重視軍事

領導起義，奪取政權，必須以一定的武裝力量為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內，毛澤東是比較早的注意到軍事工作的重要性的領導人之一。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他說“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曾向毛澤東征求意見，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但是毛澤東卻不同意，他主動要求回湖南搞武裝斗爭，他說：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實際上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有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等革命工作的豐富經歷，但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但是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毛澤東勇敢地投身了武裝斗爭的洪流。數十年后，他在會見外國朋友時還就此說道：“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

在組織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毛澤東非常重視起義的軍事准備工作。當時能夠參加起義的各地武裝主要有平江、瀏陽等地的工農義勇隊或農民自衛軍和安源路礦的工人武裝等，但比較缺乏正規軍。為此，毛澤東八月十九日就致信中央，提出希望中央能調派兩個團的正規軍來協助湖南的秋收起義，但由於當時南昌起義部隊已經南下廣東，毛澤東的這一要求中央沒有能夠給與實現。為了創建革命武裝，為起義打下堅實的軍事基礎，毛澤東積極奔走，聯絡各方武裝力量。

八月三十一日清晨，毛澤東告別妻兒，乘火車從長沙前往安源。九月初，毛澤東化妝成農民趕到安源，在張家灣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負責人寧迪卿和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王興亞等人。會議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討論了軍事和農民暴動的布置。會上，當毛澤東了解到在修水有一支正規革命武裝——即共產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因為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而停留在那一帶時，他立即決定聯合駐修水的警衛團共同起義。安源會議結束后，毛澤東一方面給修水、銅鼓等地革命武裝去信，要求共同舉事，一方面自己親自趕往銅鼓，與當地的革命武裝面商起義事宜。就在這次行動中，毛澤東也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險情——安源會議后，毛澤東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長褲，裝作安源煤礦的採購員，由潘心源陪同趕往銅鼓。不料，走到湖南瀏陽張家坊村，被當地反動民團巡邏隊抓住。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殺。那些民團要把毛澤東當作共產黨嫌疑分子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好在事前毛澤東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他打算從這些錢賄賂押送的人釋放他，押送他的民團士兵同意了，可是負責的反動民團頭目卻不同意。一路上，一直到走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毛澤東才找到機會，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裡跑。他飛快地翻過田野裡的一個高地，然后躲到高地下面的一個水塘裡，在那躲過了反動民團的幾次搜捕，一直躲到日落才成功脫險。后來，在一個好心的農民的幫助下，毛澤東才趕到銅鼓，聯絡上黨組織和當地革命武裝。

然而在當時，中共中央也好，黨內普遍的看法也好，對毛澤東這種特別注重起義的軍事准備的做法卻並不認可。當時中央和黨內很多人都認為暴動主要應該依靠農工，軍隊隻能起次要的作用，認為土地革命必須依靠真正的農民的群眾力量，軍隊不過是農民革命的一種附力，否則便是“軍事冒險”。所以，在起義准備過程中，中央還就此批評毛澤東是“對於長沙附近各縣農民暴動准備不夠，而要靠外面軍事力量奪取長沙，這樣偏重於軍力，好像不相信群眾的革命力量，其結果隻能是一種軍事冒險。” 面對中央的誤解，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向中央寫信申訴理由，據理力爭。他深知面對控制著全國大部分地區政權的國民黨正規部隊，如果單靠地方性的農民暴動，沒有一定數量的經過嚴格訓練和有嚴密組織的革命軍隊參加，作為骨干，那些分散的農民暴動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通常就要終歸於失敗的。因此，他反復說明領導起義一定要非常重視軍事，說起義“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只是自欺的話。”而“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就可起來，否則終歸於失敗。”

無疑，事實証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極有遠見的。正因為有了毛澤東事前重視軍事准備，重視革命武裝的創建，尤其是把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這一正規革命武裝納入參加起義的關鍵決斷，才使最后秋收起義中雖然攻打長沙失利，但以警衛團為骨干力量的起義軍卻不僅並沒有就此潰散，還成為了后來毛澤東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堅力量，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軍事基礎。

文家市轉兵

秋收起義爆發后，湖南省委組織鐵路工人破壞了長沙至岳陽和長沙至株洲的鐵路，起義部隊則按照原定計劃兵分三路，會攻長沙。毛澤東於九月十日到達銅鼓的第三團團部，宣布把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向瀏陽進發。一路上，毛澤東心情十分高興，他一掃大革命失敗后的壓抑，興奮地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

多年以后，毛澤東回憶起這一時期的心境曾說道：大革命失敗前后，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后來八七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找到了出路，豁然開朗。

然而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搞起義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秋收起義爆發后不久，因為敵我力量懸殊和武裝斗爭經驗不足，三路起義部隊相繼失利。其中起義軍師部和第一團在十一日到達平江東郊金坪時，由於起義前夕收編的黔軍邱國軒團突然叛變並從背后襲擊，部隊受到巨大損失。第三團也在十四日進攻瀏陽東門市時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團出師后最初發展順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瀏陽縣城，但因國民黨正規軍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幾乎全部潰散。起義部隊從五千人銳減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嚴重挫折。而且起義軍遇到的困難不僅是軍事上的，還有所到之地的“農民並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踴躍。大多數農民甚恐慌不敢行動，恐怕軍隊失敗大禍臨來的心理充滿了農民的腦筋。”

在秋收起義的原定計劃嚴重受挫的嚴峻形勢下，起義軍何去何從？是執行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冒著全軍覆沒的危險繼續進攻長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還是從敵我力量懸殊的客觀實際出發，實行必要的戰略退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在這個起義軍生死攸關的時刻，面對如此兩難的抉擇，毛澤東當機立斷，下令改變原有的攻擊長沙部署，命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以討論下步行動方針。

秋收起義攻打城市失利，起義軍士氣非常低落，一些北伐軍軍官更是怨聲載道。1927年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裡仁學校主持召開有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后的行動方向問題。在會上爆發了激烈的爭論，當時起義軍內不少人包括當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的余洒度等人打著中央和省委的旗號，要求“取瀏陽直攻長沙”。團長蘇先駿則陰陽怪氣地說：“革命了半天，卻革到山上做‘山大王’，這叫什麼革命？”面對這些意見，毛澤東詳細地對客觀形勢作了分析，認為敵強我弱，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佔國民黨軍隊已經強固設防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計劃已無法實現，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經過激烈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否定了師長余洒度等堅持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意見，決定退往湘南。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立即致信湖南省委，說明取消攻打長沙的計劃和實現轉兵南下的理由。

九月二十日早晨，迎著清晨的霞光，毛澤東在裡仁學校操坪向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全體人員講話，宣布了中共前敵委員會關於不打長沙轉兵向南的決定。之后，毛澤東鼓舞全軍指戰員說：“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杆子不行，有槍杆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文家市轉兵，實現了從進攻大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轉變，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裡仁學校校門上曾有一幅對聯，上聯為：以文會友﹔下聯是：為國儲才﹔橫批：裡仁學校。毛澤東在此作出的轉兵決策，可謂為革命留下了火種，為國保存了良才。它避免了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同強大的敵人決戰，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九十載風雲過去，回首秋收起義，毛澤東在那個革命生死攸關時刻的關鍵抉擇，無不展現了他偉大的求實精神和勇於堅持與擔當的英雄氣概，這也必將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奮勇開拓，砥勵前行！

（作者：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 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