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傳送的情報讓隊伍繳獲了彈藥

抗聯老戰士周淑玲。 （照片由李勇提供）

提示

採訪周淑玲可謂一波三折。由於春節之后的一次肺內感染，已經98歲高齡的老人家一直住在醫院裡。周淑玲的小兒子李勇考慮再三，在採訪的前一天決定由自己來講述父母的革命故事。

不一樣的“九一八”

李勇的母親周淑玲，老家在黑龍江省寶清縣三道河子，“九一八”事變爆發那年，周淑玲隻有11歲。幼小的她親眼看見日寇殘害村民，燒殺掠奪無惡不作。就在那時，周淑玲的心裡種下了對侵略者仇恨的種子。之后，周家祖孫三代都參加了抗聯，家裡成了抗聯隊伍的地下聯絡點，在抗擊日偽軍的戰斗中，先后犧牲了7位親人。李勇說，母親每次說起“九一八”事變后家鄉遭受的苦難，眼神中滿是痛苦。

李勇的父親叫李銘順。在李勇心中，父親是戰爭年代能沖鋒陷陣、和平年代能默默耕耘的大英雄。“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李銘順在東北軍吉林軍區二十六旅六七五團五營二連當兵。他所在的團駐防在牡丹江南的鐵嶺河一帶。李銘順在回憶錄中記述：“事變的消息傳來后，東北軍廣大士兵義憤填膺，紛紛要求與日寇決一死戰。東北軍士兵大都是東北人，一聽說日寇佔領了自己的家鄉，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有的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有的流著淚找到營長、團長，訴說保家衛國的決心，要求開往前線消滅日寇。”

當時日寇很快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的主要城市，又到了哈爾濱。東北軍的戰士們恨得咬牙切齒。李銘順認清了國民黨不抵抗的現實，逢人就講自己的革命觀點，很快，軍營中形成了一股堅決主張抗日的力量。不久，李銘順以出早操為名，帶著一個排的戰士出了村子。這支自發抗日的隊伍戰斗在萬達山區，馳騁在三江平原上，同日偽軍進行激烈的戰斗。

最難忘的兩件事

與父親直接殺上戰場相比，母親抗日是從做地下情報員開始的。李勇告訴記者，母親15歲時開始為抗聯傳送情報。

在周淑玲的記憶中，有兩件事是她這一生最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秋天，三叔扛著一個大麻袋回家，並把它放在房頂藏了起來。三叔前腳剛走，日本兵后腳就到了。他們沒找到三叔，卻抓住了四叔並百般折磨他，要四叔說出三叔的下落。當時周淑玲意識到這事肯定和那個麻袋有關。她爬上房頂，打開麻袋一看，裡面全是炸藥、手榴彈和抗聯的紅袖標。身體單薄的周淑玲不知哪來的力氣，連拖帶拽把麻袋拖到屋后藏了起來。沒找到三叔、也沒找到麻袋的日本兵走到門口扇了周淑玲兩個耳光，算是泄了憤。雖然挨了打，但聽說麻袋裡的物資被運到了抗聯三十二團，在戰場上派上了用場，周淑玲心裡高興極了。

另一件事發生在有一年冬天的傍晚，周淑玲在自家附近發現了十幾輛日本卡車。警惕性很高的她躲在山頭仔細觀察，發現車上裝的是被服和彈藥等物資。當時抗聯的斗爭條件異常艱苦，這些物資若能送到抗聯戰士手中，那可是解決了大問題。周淑玲趕緊將情況報告給抗聯領導。第二天，埋伏許久的抗聯戰士在伏擊戰中擊斃20多個日本兵，繳獲了不少物資。

后來因為漢奸告密，日偽軍把周淑玲家的房子燒了，周淑玲為了躲避抓捕來到抗聯第三軍。這期間，周淑玲先后得到父親、三叔、五叔戰死的消息。盡管親人的犧牲讓她悲痛欲絕，但周淑玲一直認為，中國絕對不能被日寇佔領，為了反抗侵略，犧牲生命也是值得的。

1938年，在抗聯第三軍，周淑玲與志同道合的團長李銘順結為夫妻。在艱苦的環境中，他們先后失去了兩個孩子。

經歷一次次生死考驗，周淑玲始終堅持著。1939年11月，他們撤到蘇聯。日本投降后，夫婦倆終於回到了祖國。

和老戰友的通信見証了歷史

李勇說，戰爭年代，母親與不少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現在，仍在世的老朋友不多了，一封封早年的信是他們在硝煙中奮勇前進、在和平年代無私奉獻的見証。這些信，周淑玲一直珍藏著，每當回憶往事時，她總會把信拿出來，認真地讀一讀。

李勇在老紅軍白如海的回憶錄中看到一段對父親的介紹：

“李銘順在蘇聯對日作戰中，他跳傘到牡丹江樺林日軍后方，偵察到非常重要的軍事情報，向蘇軍報告，蘇聯紅軍派轟炸機將該地日軍設施全部摧毀。”

隨著年齡的增長，李勇對父母越發崇拜。跳傘偵察的事，父親從未向兒女說起過。當時偵察條件之危險，設備之簡陋，可想而知。沒有導航、沒有定位的偵察，如果正好跳到敵軍的視線范圍內，就是死路一條。“父親選擇跳傘偵察之前，一定已經做好了為國捐軀的准備。”李勇動情地說。

李勇向記者展示了一封白如海於1993年寫給母親的信。信中說：“我們老了，回憶過去，要珍愛過去。對下一代人，不要忘記老一輩人的心血創業。”

通過母親與戰友們的通信，李勇似乎明白了為什麼吃過那麼多苦的父母能夠做到一生剛正不阿，光明磊落，艱苦朴素，以身作則。他希望，今天的中國人在珍惜幸福生活的同時，也不要忘記那些曾經戰斗在白山黑水間的英雄們。

延伸

爸爸媽媽的老物件

周淑玲家住在沈陽市和平區一棟老房子裡。與樓的外觀一樣，家裡的裝修一看就有年頭了。地板已經黯淡無光，家具也相當陳舊。

在客廳裡，周淑玲的小兒子李勇給記者看了一些年代久遠的物品。

一張地圖。一位愛國作家在日本檔案部門找到這張地圖后，復印下來送給了李勇。地圖上寫有“昭和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關東軍參謀部調制”的字樣。

李勇說，地圖上密密麻麻的注解，是日本侵略東北的証據。這張地圖之所以到了李勇的手中，是因為地圖上出現了父親李銘順的名字。記者看到，地圖右側，“李銘順匪入滿”等字樣清晰可見。拿著這份地圖，李勇有些激動。他說，父親在世時經常教育子女要愛國，在他去世多年后，這張地圖告訴了自己，什麼是愛國。

幾本舊書。新中國成立后，李銘順和周淑玲過著平凡的生活。李銘順出過一本回憶錄，對自己的戰斗生涯做以總結。而周淑玲從未發表過任何文字資料。在她看來，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一次偶然的機會，李勇發現父母的一些老戰友出版過回憶錄，或是留下了關於抗聯的史料。此后，李勇多方尋找，努力收集這些圖書資料。對於每本書的內容，李勇都非常熟悉，很快就能找到提及父母的頁數，可見他讀了多少遍。在這些書中，父母的形象更加豐富飽滿，讓李勇覺得自己對他們更了解了。

一些老照片。照片中，穿著軍裝、胸前挂滿勛章、滿臉皺紋的母親，臉上洋溢著滿足的笑容。李勇有些傷感地說，過去每次有人來家裡，母親總是希望穿上軍裝，如今，一直住院治療的母親整日穿著病號服。“我想，她這一生最喜歡的衣服就是軍裝了。”

與前幾年的低調相比，近年來，李勇與媒體的聯系越來越多。

李勇說：“接受採訪，對我個人來說意義不大，但我更希望后人別忘了他們。有一天，他們都不在了，可這段歷史還在，他們的故事還在。年輕人應該知道，我們今天的生活是他們用鮮血和犧牲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