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佔定 黎海波
2017年09月20日08:16 來源：光明日報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90周年。相對於黨的其他代表大會而言，在較長時期內，學術界對它的關注和研究並不多。其實，從黨的自身建設來看，中共五大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尤其是在從嚴治黨方面有著較為重要的經驗。
一、注重黨員數量與質量的統一，建設群眾性的布爾什維克政黨。黨員隊伍建設是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構成了黨組織建設的基礎工程。黨成立之初非常注重自身的獨立性和純潔性，這一時期雖然黨員規模有所發展，工人黨員有所增加，但其總體力量仍然比較微弱。因此，二大明確提出，要使我們黨成為“一個能夠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大的群眾黨”，由此提出了建立群眾性政黨的目標。1923年中共三大時，全國共有黨員432人，其中，工人黨員164人（《紅色歷程：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十七大”重大事件紀實》第二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554頁），佔黨員總數的37.96%。這一時期黨要求在“介紹新分子加入本黨時，須十分慎重選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頁），這種傾向使得黨員數量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從中共三大到四大，在大革命任務越來越艱巨的情況之下，黨員人數隻增加至994人，直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召開才使得黨的建設目標再次回歸到群眾性政黨上來。
1926年10月，陳獨秀在就擴大黨的組織給各級黨部的信中進一步提出了黨員發展“數量上的增加可改善質量”的觀點和主張（《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頁）。不過，在追求黨員數量、推動黨的群眾化的過程中，有些地方也存在著片面強調黨員數量而不顧質量的情況。1926年11月，中共湖北區委為了紀念十月革命勝利9周年，突擊發起了一場大力發展黨員的活動，一次就吸收了2000多人入黨（唐金培：《第一次國共合作與黨的建設互動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頁）。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開時，全國共有黨員57967人，工人黨員佔黨員總數的50.8%，知識分子黨員佔19.1%，農民黨員佔18.7%（《中國前進的航標：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解讀》，第70頁）。從中共一大到五大，在6年多的時間內，黨員數量增長了近1093倍。黨員成分也由最初的以知識分子為主轉變為以工人為主。因此，五大正式宣布，“本黨最近一年半以來，已變成了真正群眾的黨”（張靜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屆代表大會：一大到十八大》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頁）。盡管如此，結合當時的革命形勢與任務來看，黨員數量仍需繼續增加。此外，在這近6萬名黨員中，95％的黨員黨齡不到一年半，68％的黨員黨齡不到半年（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544頁）。甚至有些人加入共產黨是帶有較大的投機性的。為了能夠領導和完成革命任務，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提出，一方面要“努力擴大黨的數量”，“吸收產業工人、進步農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到黨的隊伍中來”，另一方面也要“盡可能迅速實行黨的教育，訓練新黨員”，從而使黨不僅變成“群眾的黨”，而且變成“布爾什維克的黨”（《中國共產黨歷屆代表大會：一大到十八大》，第410頁）。由此可見，在黨員發展上，黨開始注重數量與質量的統一，並且明確提出要建設群眾性的布爾什維克的政黨。
二、嚴格黨的紀律，尤其是政治紀律，將其作為黨員最重要的義務。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是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1921年7月，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就初步制定了黨的紀律，涉及黨的組織紀律和保密紀律等，如其中第六條就強調了黨的保密紀律，“在黨處於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王寶中等編著：《中國共產黨章程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頁）。黨的二大通過了第一部黨章，專列“紀律”一章。其中，第四章第一次較為系統地提出了9條紀律，涉及組織紀律、財經紀律和保密紀律等。這些紀律規定初步顯示出共產黨從嚴治黨和從嚴執紀的立場和原則。三大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四大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也都單列“紀律”一章，在紀律方面基本沿用了二大的相關規定。
黨的五大總結了以往黨在紀律建設和執行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黨內紀律非常重要”，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了“政治紀律”的概念，特意強調黨員要“重視政治紀律”，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政治問題上都必須嚴格服從黨的領導。黨的政治紀律是黨的各項紀律中最主要的紀律，是維護黨的政治原則、方向和路線的紀律，是對黨組織和黨員政治立場、言論和活動的規范，其核心內容和目的就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在政治原則、方向、立場、言論和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即五大黨章），它對四大黨章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首次明確提出“嚴格黨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及全體黨部最初的最重要的義務”。為了維護和保証黨的紀律的威嚴，五大黨章同時還規定，對不執行上級機關的決議以及其他破壞黨的行為的黨部和黨員要進行相應的處罰。
三、建立監察委員會，推動黨內監督制度化。五大還有一個鮮為人知卻又意義非凡的貢獻就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選舉產生了監察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由中央監察委員7人及候補中央監察委員3人組成。這標志著黨的紀律檢查制度的創立。黨從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黨的紀律和黨內監督機制的建設，但在五大之前，黨內並未設立專門的監察機構，黨內監督的職責是由中央和各級黨組織行使。1926年8月，針對黨員發展中出現的投機腐敗問題，中共中央發出了《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擴大會議通告。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和黨員成分的復雜化，特別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的嚴峻形勢下，在黨內設立專門的監察機構，就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基於此，五大首次創設了黨內監督機構——監察委員會，來維護黨的紀律和鞏固黨的權威。“為鞏固黨的一致及威權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從一大到十七大》，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中央及省監察委員，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這就初步確立了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平行運作、互相制約的架構，從而保証了黨內監督權的獨立性。五大選舉產生了陳獨秀等31名中央委員，毛澤東等14名中央候補委員，王荷波等7名中央監察委員以及楊培森等3名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從而將這一大批優秀的黨員選進了黨的中央領導班子。在后期的革命歷程中可以看到，這55名中央委員中有28名委員為了革命事業英勇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正是由於五大對黨的自身建設的重視，使得它在二大基礎上進一步凸顯了從嚴治黨和從嚴執紀的立場和原則，從而使得黨在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依然保持了先進性，提升了黨組織的戰斗力。在五大之后組建的各級黨組織，無論是在白色恐怖下，還是在敵軍的大肆圍剿中，都能始終堅強地發揮領導核心與戰斗堡壘作用（《從中共五大到八七會議：紀念中共五大和八七會議召開80周年學術討論論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354頁）。
（作者：閻佔定 黎海波，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本文為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學分中心重點課題成果）
推薦閱讀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