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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義與中國革命道路

薛慶超

2017年09月20日08:17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秋收起義與中國革命道路

  描繪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油畫。新華社發

  今年是秋收起義爆發90周年。南昌起義后,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3日發布《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決定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湖南、湖北、廣東、江西四省發動秋收起義。要求四省“以農會為中心”,建立革命政權,實行土地革命。9月,秋收起義在湘贛邊界全面爆發,起義點燃了井岡山的星星之火,開啟了土地革命的新局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南昌起義連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其他許多地區的武裝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根據地,逐步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實踐証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隻有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開創中國革命道路,才能奪取革命勝利。

  秋收起義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旗幟,進一步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決心。八七會議前,我們黨已經逐步形成發動武裝起義的共識。南昌起義成功后,在南昌舉行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成立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八一起義宣言》,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號和政綱。但是,南昌起義打出的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幟。南昌起義后,《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要求,“以農會為中心”,“奪取一切政權於農民協會”。“除奪取鄉村政權之外,於可能的范圍應奪取縣政權,聯合城市工人貧民(小商人)組織革命委員會,使成為當地的革命中心”,“實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秋收起義要發動土地革命,推動中國革命發展。隨后,八七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召開,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任務。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派毛澤東改組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義。新的湖南省委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制定秋收起義計劃。毛澤東指出:湖南秋收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我們黨從前的錯誤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應“實行在槍杆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會議認為,秋收起義不應再用國民黨的名義,而必須用共產黨的名義來號召,並應竭力宣傳和建設工農政權。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成為領導中國人民開辟中國革命道路的核心力量。

  秋收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端,但起義軍用的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在張家灣部署秋收起義的軍事會議上決定,將駐修水、安源、銅鼓的革命武裝統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全師共5000余人,由盧德銘任總指揮,余洒度任師長,下轄3個團,第一次打出中國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同時表明,秋收起義不僅是軍隊的軍事行動,而且有大量工農武裝參加。以萍鄉工農武裝為主體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就是秋收起義的重要力量。以秋收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為開端,中共領導湖南、湖北、江西、廣東、福建、河南、陝西等省武裝起義組成的部隊均稱工農革命軍。如湖北黃麻起義組成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南昌起義第24師與海陸豐起義農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2師。湖北黃岡回龍山農民起義稱工農革命軍第6軍。清澗、渭華起義組成西北工農革命軍,等等。中國工農革命軍在開辟中國革命道路的歷史舞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秋收起義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向農村。俄國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革命道路,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原計劃秋收起義與長沙暴動佔領長沙,都屬於走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南昌起義后,起義部隊放棄南昌、南下廣東,目的是恢復廣東根據地,奪取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援助,重新北伐,但是這一目標未能實現。廣州起義建立廣州工農民主政府,計劃奪取全省政權,也以失敗告終。這些事例証明:在反革命勢力掌握強大武裝並佔據中心城市情況下,通過城市起義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隻有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積蓄力量,才能奪取革命勝利。秋收起義開始雖然也以攻佔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但受挫后,毛澤東審時度勢,率領秋收起義部隊走上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秋收起義為建立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體制作出了重要探索。參加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向農村轉移途中,由於黨組織不健全,部隊思想較為混亂。到達江西永新三灣時,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決定改編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建立各級黨組織和黨代表制度,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有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建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灣改編”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工農革命軍所到之處,首先與地方黨委建立聯系,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幫助建立工農政權。從秋收起義到建立井岡山根據地,逐步形成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赤衛隊(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從秋收起義建立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作為最高領導機構,到“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營以上建立黨委”“黨代表制度”(即政治委員制度),以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士兵委員會制度”,“軍隊民主制度”等等,逐步發展,不斷完善,成為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和重要制度。

  秋收起義制定了人民軍隊“三大紀律”。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強調了行軍紀律: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罵人。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前夕,再次強調:上井岡山要建立根據地,大家一定要同山上的群眾及王佐搞好關系,做好群眾工作。為此宣布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1928年3月,毛澤東率部到湖南桂東沙田期間,宣布和解釋了工農革命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開端。隨后,“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在革命實踐中不斷補充和完善,“三大紀律”中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個雞蛋,又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土豪要歸公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也逐步修改補充成為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庄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從此,“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人民軍隊的根本紀律。

  秋收起義開創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革命道路。秋收起義雖然開始以攻佔中心城市為目標,但在遭到嚴重挫折后,毛澤東在革命斗爭實踐中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適合中國國情,必須探索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改變中央要求攻打長沙的指令,選擇向農村進軍,創建井岡山根據地,開始了全黨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的戰略轉移。這是中國革命具有轉折意義的偉大起點,為各地起義部隊建立、發展農村根據地樹立了榜樣。秋收起義和由此而開創的井岡山道路,成為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裡程碑。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開創井岡山道路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及時把新的革命實踐上升為革命理論,逐步從實踐上和理論上形成了土地革命、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位一體”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這條道路,把大革命失敗后革命的退卻與革命的進攻結合起來——在國民黨嚴密統治的城市實行退卻,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發動進攻。這是一條與俄國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這條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的正確發展方向,引領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

   (作者:薛慶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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