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界的“香山三老”

“香山三老”（左起）趙超構、徐鑄成、陸詒1991年合影。

　　趙超構與徐鑄成、陸詒均為“名記者”出身，是上海新聞界的“領軍人物”。20世紀90年代初，赴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他們在香山賞雪時拍下了一張合影。

　　畫面中的趙超構與徐鑄成，清一色戴著絨線帽和秀琅架黑邊眼鏡，雙手扶著手杖﹔趙超構的耳朵上還插著助聽器，長長的導線環繞在胸前﹔陸詒雙手平放在膝蓋上，一頭發亮的銀發可與香山春雪媲美……

　　此照在我國新聞界流傳頗廣，趙超構頗為喜歡，曾自詡為“香山三老”。

　　重慶初識留情誼

　　“香山三老”的年齡相仿，徐鑄成年長三四歲﹔趙超構為次，與陸詒相差一歲。他們似乎注定為新聞而生，較早就投身新聞事業。趙超構與徐鑄成求學期間，即開始向報刊寫稿投稿，徐鑄成還被聘為國聞通訊社和天津《大公報》記者。徐鑄成是上海和香港《文匯報》主要創辦人，他見証和參與了中國現代報業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成為我國著名的職業報人。陸詒上過專門的新聞學院，21歲就主動請纓上前線，成為一名戰地記者，曾實地採訪過盧溝橋事變、淞滬抗戰、台兒庄戰役等，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被譽為“戰地百靈”。

　　他們是在抗戰后期的重慶相識並結交的。當時的趙超構主政《新民報》，赴延安採訪歸來，發表了轟動一時的《延安一月》。徐鑄成待在重慶的時間並不長，桂林淪陷，《大公報》停刊，他到重慶避難，此間少有交往，閉門主編《大公晚報》。由於《大公晚報》與《新民報》並無“瓜葛”，因而趙超構與他接觸不多。

　　陸詒與《新民報》頗有淵源，早在1936年，就兼任成都《新民報》駐滬記者。到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兼採訪部主任后，與《新民報》的關系更加密切了。陸詒與趙超構的關系非同一般。《新民報》是《新華日報》名副其實的“友軍”。當時兩報的編輯、記者來往頻繁，互通消息，共同呼喚民眾覺醒，尋求救國之路。陸詒與趙超構不僅“共飲兩江水（長江與嘉陵江），同吃平價米，同穿平價布”，每當敵機來襲時，還多次“攜手跨進防空洞”，可謂共患難、同休戚。

　　多年以后，陸詒重溫這段經歷，仍然熱血沸騰，他在《超構同志業績永存》一文中深情地寫道：“我永遠忘不了重慶新聞界同業（其中包括《新民報》的趙超構同志）對我們的幫助。說實話，在當時那種嚴重封鎖和壓迫之下，如果沒有同業的支持和幫助，我們在《新華日報》從事採訪工作，勢必寸步難行。”

　　“半生襟抱”赴光明

　　抗戰勝利以后，他們陸續回到了上海，繼續實現他們辦報救國的未竟之志。趙超構創辦《新民報》晚刊，徐鑄成主筆《文匯報》、陸詒供職《聯合晚報》，命運又一次將他們拴在一起。三報中的“三友”又開始“親密協作，共同戰斗”。陸詒曾用“煥然”的筆名，為《新民報》晚刊撰寫《周恩來在上海》《司徒雷登意外得官》等內幕新聞。1947年5月，三家報社同時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勒令停刊，記者遭到非法拘捕。他們堅持真理與信念，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徐鑄成在晚年的回憶錄中，透露了他與趙超構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一次不尋常的“北游”經歷。1949年2月，他們從香港輾轉北上，貨輪在煙台靠岸后，即被散居於郊外舊別墅，他們與同為新聞界的王芸生和劉尊棋合住一幢樓。3月18日，他們安全抵達北平。5月初，他們一行20余人，又一起隨解放大軍南下。當時鐵路公路仍未修復，行程十分艱難。先乘增挂的軟臥專車，渡船，再乘汽車，到了后來就隻能是徒步而行。

　　一路過來，雖幾經周折，受盡顛簸、勞頓之苦，但他們的內心卻充滿著對光明前景的無限向往和追求。旅途中，他們還順帶游歷了鳳陽皇覺寺、滁州醉翁亭等名勝古跡。在丹陽城外，住在一破爛小旅館，他們戲稱之為丹陽的“國際飯店”。徐鑄成還回憶到：“某日，我偕芸生、超構入城散步，企圖覓一消遣地方，見一書場，有王少堂說《水滸》，說來繪影繪聲。”

　　在《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一書中，徐鑄成多次提到趙超構。他說：“（19）57年反右斗爭以前，我往來較密的朋友有大右派沈志遠、傅雷，反動學術‘權威’李平心和趙超構。”還說：“趙超構是反右前我的同業中最接近的朋友，意氣相投，立場相同，每次同到北京開會，總在一起﹔在上海，也不時相約到小酒店去飲酒談天。”

　　他們一起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先后朝夕相處近3個月，共同見証了新中國的誕生。期間，徐鑄成回憶錄中引用的日記片斷中，記有“與超構同游北海”“與超構兄同游雍和宮及孔廟、國子監”，還說“此數處，上世紀20年代余曾屢來游覽，超構則為初次”，可見他還是陪游﹔還有“乘電車赴全聚德吃烤鴨，熙修、吳聞、謝蔚明、際垌、梅朵做東，並請超構作陪”，“我與超構同乘愈之車到國際俱樂部會餐”。從北京返回上海途中的列車上，“午飯，與超構共飲一小瓶白蘭地、一瓶啤酒”。

　　在徐鑄成的日記中，也有提到陸詒，如約陸詒“至都一處便飯”等。從這些瑣碎的“吃喝玩樂”裡，讓人感受到了他們彼此間純真而誠摯的友誼。

　　劫后余生情未了

　　“香山三老”的友情，曾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1957年，“香山三老”成了上海新聞界的“頭號右派”﹔“文革”時，他們曾一起被發配到奉賢“五七”干校學習與改造……

　　后來，他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交往了，且有些“恐避不及”。徐鑄成與陸詒隻能在“政協學習時見面”﹔與趙超構“（19）57年后從無來往，隻在見面時彼此問問而已”。盡管如此，但他們內心總還是惦記著對方。

　　“文革”結束后，他們又相聚在一起，重新握起了手中的筆。徐鑄成筆頭不老，為《新民晚報》寫起了連載《哈同外傳》與“小樓散記”專欄﹔陸詒再當老記者，作為《民主與法制》的特約記者，他專門採訪了老友趙超構。他們又像往日那樣，每年結伴北上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同吃同住，同組討論﹔一周或半月有余，朝夕晤聚，交心暢談，還結伴上香山故地重游……

　　柳絮一樣的雪花，紛紛揚揚從天而降，將北京香山打扮得格外妖嬈動人。在香山飯店的庭院裡，三位馳騁“上海灘”的報壇元老，興致勃勃、並肩而坐，隨著攝影師按下快門發出的“咔嚓”聲，為后人留下了令人難忘的歷史瞬間……

　　不到一年，徐鑄成也駕鶴西去了。

　　趙超構寫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永別了，鑄成同志》。他在文中飽含深情地寫道：“看他寫得那麼勤勞，顯出了一種悲壯的氣概。他是要把他失去的時間捕捉回來啊。他是一個直到臨終還不想擱筆也未曾擱筆的老記者。”

　　而趙超構自己與陸詒，又何曾不是這樣呢？徐鑄成走后不到50天，趙超構拋下手中那支如椽巨筆，也隨他而去了……1997年1月，徐鑄成和趙超構逝世五年后，陸詒也走了。

　　“香山三老”的故事，至此畫上了句號……

　　（作者系浙江溫州文化學者，致力於趙超構傳記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