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英烈李子芳：“革命何須怕斷頭”

李子芳紀念館前的雕塑

鐵軍戰士不彎腰，豈能怕死去求饒。

人生百年終一死，留得青山上雲霄。

鐵軍戰士不發愁，革命何須怕斷頭。

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歸報楚王仇。

——李子芳寫於石底監獄

李子芳，1910年5月出生於石獅市永寧鎮子英村的一個華僑之家，1927年，17歲的李子芳放棄在菲律賓已然優越的生活，回國投奔革命。“父母不嫌子女丑，子女不嫌父母窮。既然咱們的國家這樣窮，凡是有志氣的中國人都應該為她爭氣立志，振興崛起。”他如此勸慰傷心不解的姐姐。

1932年5月，李子芳經地方黨組織介紹，到漳州石碼參加紅軍，193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行軍中的“110部長”

長征初期，戰火紛飛，部隊沿著閩贛崎嶇陡峭的山路行進。“行軍途中學認字”，組織部干事李子芳，這位紅軍中的“大學生”，找來筆墨在舊報紙上寫下“革命”“團結”等詞語，戰士們每天學十來個字，一個月行軍下來識得幾百個字。“我們要堅定反對政治上的動搖和逃跑主義”“紅軍將來還要打回來”……李子芳常常不失時機地傳達首長的指示精神。后來調任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肖華，在1982年的紀念文章裡深情寫道，“李子芳總是那樣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總是那樣生氣勃勃、永不怠倦，當時紅軍中的知識分子很少，他是部隊中的佼佼者”。

經過40多天的行軍，紅一軍團從江西南部於都的銅鑼灣打到湘桂交界的湘江上游。這是最后的一道封鎖線，也是“長征中最危險的日子”。李子芳原本已隨先遣部隊提前過了湘江，后因組織上急需政工干部投入宣傳等工作，他又主動請纓返回東岸參加政治動員，還在敵人的槍聲炮眼下接運傷兵。放眼湘江，血流成河。“老鄉，兩塊銀元，您拿著。”這一天，當地一位為紅軍作向導的農民，倒在距離渡口不遠的小路上呻吟著，血跡順著手臂往下淌，李子芳見狀，三步並兩步地沖上前扶起了老鄉，掏出備用的銀元，倒出部分米糧，捆在老鄉腰間，目送其離去。

渡過湘江，紅一軍團把總部和政治部設在遵義城的一條小街上。“犯下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戰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作為軍團政治部組織部的代表，李子芳現場聆聽毛澤東振聾發聵的報告，並迅速傳達報告精神。1935年4月，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后方機關工作人員要到前線擔任軍職的指示，李子芳被派到軍團直屬隊政治處任政治干事，直接參加了前線戰斗。同年秋天，他回到紅一軍團，歷盡艱辛地走過長征路，終於到達陝北。

多年以后，葉飛將軍回憶說，“李子芳同志他的職位相當高，但沒有警衛員，也沒有秘書、通信員，生活很朴素，背包自己背，沒有架子，住在連隊裡，和戰士一起生活……那時部隊有一匹馬，大家看李子芳身體不好，就讓他騎馬，他總是謝絕不騎，一定要和戰士們一起行軍。記得長征的時候，有的戰士不會打草鞋，李子芳還經常在路上幫他們打”。

1936年春，紅軍東征成立軍委后方政治部，李子芳接任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5月，東征紅軍出師不利，被迫回師陝北，不少干部戰士情緒大大受挫，李子芳使出優秀政治工作者嚴謹、細致、耐心的特質，反復告誡同志：一切聽從黨中央的指揮，要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這一年，他又跟隨西征的部隊出師秦隴，參加了鞏固擴大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推動西北抗日統一戰線發展和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會師等重大活動。

行軍作戰空閑時間，仍然堅持給戰友宣講馬列主義，戰士們親切地稱呼李子芳為“110部長”。關於“110”的由來，鄧小平同志曾在學習總結中說：陳賡、李子芳同志成績最好，都得了滿分，另各加10分，以資獎勵。

“皖南事變”拒絕先撤

1937年“七七”事變后，李子芳奉命調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在項英直接領導下，負責新四軍軍部的組建工作。在袁國平主任、鄧子恢副主任未到職之前，李子芳承擔起了重擔，主持軍政治部日常工作。湯光恢回憶道，“當時，新四軍是個新建單位，人簡事繁，百廢待興，而身負重任的李子芳同志，總是日以繼夜地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著……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的實際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建樹和成績，這與李子芳同志的努力工作是分不開的”。

常年操勞，李子芳幾次患瘧疾，女友羅群憂心忡忡，“還是讓我留在身邊照顧你吧”！“抗戰形勢緊張，咱們在這個時候結婚不合適。”李子芳毅然推遲婚禮。后來，羅群前往上海開展工作，這一別，二人的婚事被皖南鋪天漫地的戰火無情地燒斷……

1940年冬天，李子芳積勞成疾，肺病加重，並患上急性闌尾炎，被送進小河口的后方軍醫院開刀。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由於李子芳傷口未愈，隻能由擔架抬著走。當戰斗打響的第二天，軍部領導考慮到他隨軍行動有困難，決定派人到涇縣茂林地區找地下黨組織，請求協助將李子芳等3名傷病員化裝隱蔽去江北。李子芳知道后說：“同志們都在前面戰斗流血，我怎麼能隻身撤退呢？我是組織部長，應該和部隊在一起。”再三堅持留下來，還把擔架給撤走，並領導組織部迅速辦理其他先撤人員的組織手續，使得許多年老體弱的同志得以安全撤至敵后。提及這件事，曾任軍部民運部科長的陳茂輝說，“幾位軍首長都動員李子芳先走，他就是不肯，這個人的黨性太強，從來不考慮個人的安危”。

當戰斗到了最后關頭，葉挺軍長決定部隊分散突圍。李子芳立即組織政治部機關和從各處陣地撤退下來的部隊，進行突圍戰斗。他說：“要殺出一條血路來，奪血路而走。”並勉勵大家“突圍出去，不管情況如何，對革命不要灰心喪氣”。在突圍已無望、部隊已瀕臨絕境的時候，他拖著病痛之軀，仍不忘與葉挺軍長商量如何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

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我軍經過七晝夜的艱苦奮戰，僅少數部隊突出重圍，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李子芳也因體力虛弱，行走不便，不幸落入敵人的魔掌。

血染石底監獄

被俘后，李子芳先是被送往敵52師長官招待所監禁，隨后轉押到上饒集中營李村監獄。1941年7月，李子芳被押到石底監獄。

52師師長李秉哲親自審問李子芳：“你是組織部長，隻要按照我們的條件辦事，別的什麼事情都好說。”“我個人的問題不必談，你們的所作所為蓄意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底把槍口對准誰呢？”李子芳斬釘截鐵地回應。

據一同被俘的敵工部長林植夫回憶：李子芳堅定地說，“國民黨一向強迫共產黨的‘首要’人物‘自新’，以便當他們的走狗，不自首便殺。我是出了名的共產黨員，他們自然免不了這一套。要我當叛徒，絕對辦不到，要命有一條”。

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對李子芳抱有極大幻想，授意國民黨少將、三戰區情報室專員、上饒集中營特務頭子張超“好好照顧”李子芳，不惜利用各種手段促使“轉變立場”。在一段時間內，張超軟硬兼施，打著老鄉的幌子（張超是福建同安人），允許李子芳下棋、講故事等“自由活動”，不時打敲邊鼓，奉勸“悔過”寫聲明，答應給予加官晉級。李子芳軟硬不吃、針鋒相對，保持忠誠的本色。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敵人改變花樣，讓“學者名流”、特務總教官肖芬上演“理論戰”，同樣被李子芳駁得落荒而逃。

在這裡，李子芳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同志們進行聯絡。他告訴戰友，“我們要展開另一種戰斗了，我們絕不屈服，不是堅持到勝利，就是戰斗到犧牲”“事情並未了結，我們還活著，堅持氣節，堅持斗爭”。隨后，在李子芳的領導下，石底監獄組織成立地下秘密黨支部，李子芳被推選擔任支部書記。黨支部認真總結了“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制定了一套獄中斗爭方針與策略，提出了“堅持革命氣節，反對屈膝投降﹔團結就是力量，斗爭才有出路”的口號。后來，這裡成為上饒集中營獄中斗爭的領導核心。

面對復雜、惡劣的獄中環境，李子芳利用各種場合和形式，用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跡和古今中外名人的詩詞、文章，及時對戰友進行革命氣節教育，要求大家對這種特殊的戰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堅持在斗爭中求生存。

他要求沒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繼續隱蔽自己的身份，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要與敵人展開面對面的針鋒相對的斗爭。他積極著手組織越獄斗爭，說“不是越獄出去，就是准備就義”。在他的領導下，石底監獄組織了一次越獄斗爭，徐錦樹、廖振文、胡崇德三人在越獄時因天黑下雨，逃出虎口后失去聯系，后被敵人發現，徐在搏斗中英勇犧牲，廖、胡二人也被抓回。此后，在李子芳的帶領下或指示下，關押在一起的戰友，一次又一次挫敗敵人的誘降、逼降的陰謀詭計，在獄中組織抗工、絕食、越獄、暴動等斗爭。

1942年4月，上饒集中營轉移前夕，頑固派向石底監獄伸出了血腥的黑手，李子芳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