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9月28日16:22 來源：人民政協報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如同群星拱北斗，中央委員會是黨的中樞，也是黨的形象的集中體現。選舉產生一個政治堅定、團結堅強、奮發有為的中央領導集體，對於認清形勢、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本文所寫的，就是歷史上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過程中的故事。
劉仁靜投了李漢俊一票
黨的一大最后一天會議進行中央局選舉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劉仁靜是這樣回憶的：
“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念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像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從劉仁靜的回憶來看，中央領導機構三位領導人的選舉似乎事先規定了候選人。從董必武的驚問來看，很可能這是所有選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約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於對有人越軌的極大驚異以及對李漢俊的個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會忘掉無記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當場查問起來。
現在看來，劉仁靜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論爭對象李漢俊一票，首先說明劉仁靜是個有個性、有主見的同志，同時，這一票也說明劉仁靜襟懷坦白，論爭時對事不對人，即使對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間的正常討論。劉仁靜之子、劉仁靜傳記作者劉威立對此評論道：
總的看，這一票投者無意，后來卻似乎成為大會的花絮流傳。幾年后蔡和森還開玩笑地說這票有歷史意義，這雖然過甚其詞，卻也折射出當年選舉的一些特色。無論當年醞釀候選人名單的具體過程如何，張國燾個人當時顯然還不具有使選票高度集中的威望與能力，所以當他后來與代表們逐個商談時，勢必要借馬林的權威來說服人。在這種情況下，劉仁靜的自由一票，在笑談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說成有歷史意義，亦即被用以証明中國共產黨即使在剛誕生時對共產國際也並非唯命是從，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選舉是否根據馬林的意見規定了候選人，並由張國燾在選舉之前與大家做說服工作呢？陳獨秀后來與濮清泉的一段談話，似乎可以作為印証：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實際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陳既這樣說過，我就如實地把它寫出來。”
“中央局秘書”毛澤東
黨的三大是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在三大會址恢復和重建過程中，有學者撰文指出，在調查黨的三大會址時發現，三大中央局秘書並非原來所說的毛澤東，而是羅章龍。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廣泛關注。
三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選的秘書到底是誰？
根據當年輾轉到蘇聯的檔案等重要資料顯示，毛澤東是黨的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的秘書，這種說法是學術界的共識，且廣為人知。但有學者指出，從蘇聯復印回來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錯誤很多的回憶錄，理由是：該文沒有完整反映三大通過的黨綱、黨章、組織法及各項決議，不是大會記錄，更不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報告。三大通過的黨的中央組織法規定黨的主要領導人稱委員長，但該文仍稱陳獨秀為總書記。該學者還認為，羅章龍的回憶，也有失實之處。在羅老記憶中，他一直記得是毛澤東或其他人任秘書，自己沒有擔任過秘書。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員會於1923年12月25日發出的第十三號通告復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簽名，才忽然“醒悟”：原來自己確實是秘書。由此，得出結論：“以上種種說明，‘三大’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是羅章龍。”
事實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檔案局提供的珍貴文件名為中共中央《通告第五號》的中共中央第五號通告復印件揭開了謎底。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從廣州遷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第五號，宣布中央局自廣州遷回上海后的人事變動：“中局組自遷滬后略有更動，即派平山同志駐粵，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潤之同志(即毛澤東———引者注)因事赴湘，秘書職務由會計章龍同志兼代。”
由此說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澤東確實是三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而羅章龍是他的接替者。至於12月25日發出的第十三號通告，上面的簽名自然是羅章龍而不是毛澤東了。
三大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為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釗、王荷波、項英、朱少連則分別為中央駐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員，指導當地黨的工作。
委員長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會會議，與秘書共同簽署一切公文函件。
“中央局秘書”一職，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實際上相當於后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並不等同於黨中央“秘書長”，因為“中央局會計”的職責也屬於秘書長工作范圍。對於秘書的職責，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員（負責）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此外，組織法還特別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這既說明了作為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也體現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嘗試通過制定黨內法規的形式，制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
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被選入中央局，並擔任秘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事實上，他成為黨中央領導核心的第二把手。后來，毛澤東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從而使黨中央真正有了負責全黨自身建設、特別是黨務工作的專職主持者。事實也証明，黨的三大后，全黨組織工作取得了很大進步。
“中央局會計”一職也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負責管理全黨財務行政，並負中央機關和各區各地方機關財政、行政審議之責，主持審計財務和決算有關事務，稽查現金出納等項工作。這一職務，到1924年秋即改為由非中央局委員擔任。
與第二屆中央領導機構組成相比，第三屆中央領導機構組成分工更加明確合理，既有利於堅持集體領導，又分工各負其責，加強了黨中央的領導工作。負責“總理黨務”的委員長陳獨秀，不再兼管行政事務性工作，原來承擔的許多工作分別由中央局秘書和會計負責，從而能夠集中精力主持開好集體決策的中央局會議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主抓事關全黨的大事。
張國燾落選中央執行委員
黨的三大共選出14人組成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候補執行委員李漢俊從未到職，張連光不僅未到職，不久更攜款潛逃。除去這兩人外，實際上參與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工作的是余下的12人。
據瞿秋白筆記，三大上的選舉票數是：“獨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澤東（34），朱少連（32），平山（30），項英（27），章龍（25）。候補：鄧培，張連光（潛逃），梅坤，李漢俊，鄧中夏。”
可見，第二屆中央領導成員中的多數，如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李漢俊、鄧中夏繼續當選，而且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都是選票最多的。高君宇則因北京區委的羅章龍、鄧培當選而落選。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黨的一大、二大中央領導成員張國燾因為搞“小組織”活動、激烈反對國共黨內合作而落選。
同前兩屆相比，第三屆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新的特點。
一是新成員居多。14人中有9名新成員，佔64.3%﹔中央局5人中有3名新成員，佔60%。本屆成員平均年齡33歲，最大的是陳獨秀，44歲，最小的是項英，25歲。這些領導成員都是正當青壯年，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熱情高，干勁足，思維敏捷，易於接受新鮮事物。
二是出身勞動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廣泛。實際擔當工作的12位委員中，出身工農勞動家庭的8人，佔66.7%。他們分別來自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安源、唐山各區委地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他們對中國農村、城市、工廠、鐵路、礦山等各地方的實際情況有著深刻的了解，這非常有利於中央決策能夠密切結合實際。
三是均經過實際斗爭鍛煉考驗，具有四五年學運、工運、農運經歷，任過黨、團、工會的基層、中層、地區領導職務，有相當的工作經驗。大多數理論思想水平高，組織領導能力強，政治堅定，斗爭性強，作風深入，重視團結，善於聯系群眾。
羅章龍稱：“‘三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顯示了工人革命政黨，陣營頗為嚴整，工作效能亦高，為前兩屆中央所不及。”
楊之華主動提出不當中央委員
隻要到過河北西柏坡的人，都會對紀念館前廣場上的中共五大書記塑像印象深刻。五大書記，就是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選出的5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這五大書記中，除朱德外，其余4人都在1927年召開的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成員。其中，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是首次當選中央委員進入中央，周恩來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毛澤東雖然是繼三大后第二次進入中央並且隻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但三個月后，他便以此身份出席八七會議，在會上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就是后來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赫赫有名的“毛委員”。
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外，黨的五大選舉的中央領導機構中還有一大批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張太雷、王荷波、項英、陳潭秋、林育南、郭亮、惲代英、彭湃、楊之華……這個群星璀璨、藏龍臥虎的超豪華陣容表明，五大並非鄭超麟所說的，只是為了孤立陳獨秀而進行的“清君側”。
五大選舉過程中，還有一些代表認為自己能力資格不夠，主動要求退出中央委員會。如在大會主席團討論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曾推選過我國工人運動的老前輩、紡織女工出身的張金保。但她謙虛地說，“自己水平太低，對許多問題還不能很好地理解，許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當中央委員不夠條件。”經她的一再推辭，大會主席團接受了她的請求。
另據張金保老人回憶，瞿秋白夫人楊之華也被選為中央委員。大會表決后，在院子裡休息時，楊之華對瞿秋白說：“秋白，我當不好中央委員，你說怎麼辦？”瞿秋白說：“這是大家選的，你當不了，就應該向大會聲明。”當大會繼續進行時，楊之華向大會提出不當中央委員的要求。張金保是當天大會的執行主席，就對楊之華說：“之華，你不要推辭了。代表們是看到你能勝任這個工作才選你的。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大家信任你，就應該努力干。”楊之華見會上有幾個同志表示支持張金保的意見，便接受了。
以上足以說明，五大確是一次集中選拔全黨精英的群英會。五大為什麼能開成這樣一個會議呢？陳獨秀在五大的報告中就說過：
“……我們的工作仍然在開展著，9個中央委員是不夠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難的是，甚至9個中央委員也不能經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隻有兩三個委員，有時隻有一個委員。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
“……總之，黨中央不很健全。我們黨目前還不是一個有完善組織的黨，而是各個共產主義者的小組。地方組織比中央好些。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我們就隻有各省的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必須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則，我們就會面臨危險。在組織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為強有力的中央。如果情況仍像現在這樣，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成為更強有力的機關，那下層組織的情況就會很糟糕。”
陳獨秀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切中時弊。經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禮，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隻有幾十人到數百人的秘密組織，迅速發展成為擁有近5.8萬名黨員的全國第二大政黨。此時，如果還沒有嚴密健全的組織和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機構，確實無法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黨的五大在黨的建設特別是組織建設方面有突出的貢獻，在黨的歷史上創造了多項“第一”：第一次將“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第一次決定籌辦中共中央黨校﹔第一次把黨的組織系統劃分為中央委員會、省委、市（縣）委、區委四級，等等。更為重要的是，從黨的一大到四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都稱為中央局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數一直很少。到了黨的五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人數才大幅度增加，並且第一次採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名稱，首次將中央的日常工作機構與決策機構分開，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這種組織制度和領導體制，80多年來，除中途有個別調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對於保証黨的領導、貫徹民主集中制發揮了重大作用。
經過血與火的革命戰爭洗禮和生與死的白色恐怖考驗，黨的五大選出的55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候補監察委員，先后有26人為革命獻出寶貴生命。
雷曉暉是五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百歲老人，2005年1月8日病逝，這一天離她百歲生日隻差12天。她是最后一位離世的黨的五大代表。
（作者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員。本文內容選編自李穎著：《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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