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解放小號手”——新安旅行團

新安旅行團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革命團體，先后活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和蘇北等根據地。

1935年，新安旅行團在江蘇省淮安市新安小學成立並出發，途徑江蘇、南京、上海、北平、綏遠、甘肅、湖北、湖南、廣西等22個省市，主要以“小先生”教育和藝術表演等形式，從事抗日動員和兒童團體組建工作，歷時17年，行程達45000裡，被譽為“中國少年兒童運動史上的一面旗幟”。

1935年，江蘇省淮安市新安小學校長汪達之，為踐行恩師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教育理念，並遵從孫中山“喚醒民眾共赴國難”之遺囑，將14名學生組成新安旅行團。10月10日，全體團員身著工裝褲、背著文件箱，攜帶各方捐助而來的50元和電影放映機，乘坐“達通號”小輪船，向鎮江進發。

為爭取抗日宣傳的合法性和經費支持，新安旅行團先后拜訪了國民政府各地官員和愛國將領。在鎮安，全團得到了省府主席陳果夫、省教育廳廳長周佛海的題詞，這為新安旅行團謀求順利通行全國提供了新思路。他們准備了一個題詞本，每至一地便邀各級官員題詞，以作通關憑証，頗有成效。在南京，馮玉祥對旅行全國的創舉頗為贊賞，邀請全團至住所共進早餐，鼓勵他們將國難消息和救國使命帶到全國各地，尤其是邊遠偏僻之地。

然而，在爭取經費方面，新安旅行團卻屢遭部分國民政府官員的指責或冷落。南京市市長馬超俊一會面便立即下了“逐客令”：“你們這些小孩子不在學校好好讀書，跑出來干什麼？救國是大人的事，你們能做什麼？趕快回到學校念書去！”此外，新安旅行團爭取教育部、鐵道部、交通部支持的努力也宣告失敗。經費的缺乏致使旅行計劃難以為繼，迫使他們自謀生路，以代售書籍、撰寫通訊稿等方式獲取報酬，暫且緩解了經費危機。

到達上海后，新安旅行團融入了宣傳民族救亡的浪潮。在魯迅的出殯儀式上，他們加入了“萬人挽歌隊”，以悼念的歌聲和口號喚醒民眾的救亡意識。儀式過后，新安旅行團前往綏遠慰問在前線英勇抗戰的傅作義部隊，以爭取他們公開抗日。他們向將士們宣讀了上海文化界致綏遠前線抗日將士的信，並獻上銀盾、錦旗和慰問品。隨后，全團深入綏遠西部漢、蒙、回各族雜居之地，至蒙古包、王府、喇嘛廟等處放映電影、教唱救亡歌曲，打破了此地歷來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喚起少數民族特別是牧民們的抗日救亡意識。

西北之行成為了新安旅行團重要的轉折點。1938年3月，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吸收徐志貫等三位團員入黨，並在團內秘密建立黨支部。為推動中共在國統區的抗戰宣傳運動和抗日兒童團體組建工作，周恩來接見並派遣三位黨員率領全團南下。

在武漢和桂林，新安旅行團主要通過主導並聯合各兒童團體組建“兒童星期座談會”的方式，發揮兒童的力量，號召各界參與或支援抗戰。其一是動員各界為前線募捐。如在武漢紀念抗日一周年的“獻金音樂大會”上，他們以表演話劇和歌詠的方式動員各界獻金支援前線將士。其二是救濟兒童。在武漢淪陷前夕，為避免兒童遭到日軍的殘殺和奴化教育，他們勸說各界尤其是貧苦家庭將兒童交與兒童保育會培養，使得武漢兒童得以在淪陷前順利轉移到大后方。其三是開展“小先生”教育。在日軍轟炸桂林期間，他們在七星岩開展“岩洞教育”，以地為席，以石為桌，以牆為板，教導民眾識字、讀書、看報和唱歌。“敵人的轟炸聲便是我們上課的鈴聲”———這一口號，成為了“岩洞教育”最好的寫照。

然而，皖南事變的發生讓新安旅行團的活動遭到了破壞，被迫向蘇北根據地轉移。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全團從桂林秘密撤退，經香港、上海至蘇北根據地。在蘇北，劉少奇、朱德熱情接待並委以他們主持蘇北兒童工作的重任。至1945年3月，18萬兒童在新安旅行團的組織下加入抗日兒童團。

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新安旅行團作為文藝宣傳隊，跟隨解放軍先后進入濟南和上海等地。其中，腰鼓和秧歌等具有戰斗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藝術，成為了解放軍入城儀式和慶祝解放游行活動的重要節目。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新安旅行團一方面向中央戲劇學院等教育機構輸送了部分學生，以培養高素質的藝術人才，另一方面與上海青年文工團等藝術團體組成了上海歌劇院，正式地完成了從抗戰時期的教育團體向藝術團體轉型。

在近代中國，新安旅行團以踐行新式教育理念和喚醒民族救亡為使命，走過了17年輝煌的“長征”。在中共的領導下，新安旅行團先后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和根據地踐行了“小國民”的使命，成為近代中國少年兒童運動史上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