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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的故事(下)

2017年10月12日16:49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歷史上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的故事(下)

八大會場

八大會場

    修復后的六大會場,作者2016年攝於莫斯科。

修復后的六大會場,作者2016年攝於莫斯科。

    七大會場

七大會場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

中央委員會是黨的中樞,也是黨的形象的集中體現。選舉產生一個政治堅定、團結堅強、奮發有為的中央領導集體,對於認清形勢、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本文所寫的,就是歷史上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過程中的故事。

六大“唯成分”論教訓極其深刻

關於向忠發這個人,在以往的黨史書中著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講到六大時,說他當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做黨的最高領導人幾年的情況也語焉不詳,有的則對他叛徒的結局有簡單交代。

過去有些雜志發表介紹向忠發的文章,說他是“流氓無產者”,“大字不識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他當黨的最高領導人只是“挂名”。而他個人品質惡劣,任黨的最高領導人期間,竟“利用職權大搞特殊化,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貪污了黨的很多經費,吃喝嫖賭什麼都干,甚至還包了一個叫楊秀貞的妓女整天在他的住處鬼混”。總之,給人的印象是這個人一無是處。既然向忠發是這樣一個既無能、道德品質又壞的人,為什麼會被推出當領袖?這的確很讓人費解。

近年來發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對向忠發的生平有了新的描述,一般都說他出身貧苦,但粗通文字。他曾在武漢當過水手、碼頭工人,曾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等職,是當時較有影響的工人領袖。正因為如此,他在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八七會議”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但他並沒有參與中央重大決策,而且因為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嚴重,他作為一線的工人領袖為許多人熟悉,難以拋頭露面開展工作。他真正出名是在六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以后。

在1928年於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優秀的向忠發當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是遵循聯共(布)、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論錯誤指導的結果。

大革命失敗后,聯共(布)、共產國際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違背共產國際的指示,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嚴重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領導機構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產國際認為,工人革命是堅決的,而知識分子脫離實際,政治立場不堅定,左右搖擺。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糾正了黨內的右傾錯誤,但緊接著又犯了“左”傾盲動錯誤。這一時期臨時中央負責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識分子,新中央的成員李維漢、周恩來、蔡和森、張國燾、李立三等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這更加強化了共產國際對知識分子的偏見。

與此同時,在中共黨內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輕視、反對知識分子的傾向,把“黨的無產階級化”“干部工人化”和“黨的領導機關工人化”作為黨的組織建設的方針。周恩來分析指出:“在‘八七會議’后,就把與機會主義作斗爭看成了簡單的人事撤換,這種形式主義影響到后來關於領導機關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當作偶像,對知識分子干部不分別看待。”

六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同樣如此。

布哈林在黨的六大上特別強調指出:“向忠發同志,他不是知識分子,是個工人﹔不是機會主義者,是個革命者。”周恩來說:“布哈林在大會上作報告罵張國燾和瞿秋白同志,說他們是大知識分子,要讓工人干部來代替他們”,“他這話在當時和以后影響都非常不好”。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始終參與六大並貫徹共產國際的意見,他也極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發。

另外,向忠發在大革命時期領導武漢工人運動,作出了一定成績,並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蘇聯期間的工作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這樣,共產國際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做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自然毫無阻力地被全黨接受了。

在總計36名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共有工人21名,佔58.3%,成為中共歷屆中央領導成員中工人比例最高的一屆。這些人中確實有少數素質不高,其中有7人后來叛變了革命。對此,周恩來評價說:“過去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工人領袖雖然不少,但黨對他們的教育不夠,而知識分子干部中有許多是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做了許多實際工作,有經驗的不少。由於太強調工人成分,很多較好的知識分子干部參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劉少奇同志隻被選為審查委員會的書記,沒有被選為中央委員。惲代英同志也沒有選上,到二中全會才補上。這和后來中央很弱是有關系的。”

應該說,第六屆中央委員會中,雖然工人成分佔了絕大多數,但總體素質水平沒有第五屆高,特別是其中有13人當選后從沒有參與過中央集體決策和中央領導工作,佔36.1%﹔后來有9人叛變,佔25%。“唯成分”論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將團結確定為七大的工作方針

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將團結確定為一次黨代會的工作方針。正如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的報告中所說:“我們大會的方針是什麼呢?”“簡單講,就是一個團結,一個勝利。勝利是指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指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這種團結的方針最生動地體現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上。在1945年5月24日的全體大會上,由毛澤東代表主席團作了關於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詳細說明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應遵循的原則。

第一,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掌推開。毛澤東指出:過去中央委員裡頭,有的人錯誤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錯誤犯得多一些,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一個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呢?

第二,照顧“山頭”。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時期,有蘇區、有白區,在蘇區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抗戰時期也有山頭,就是說有許多抗日根據地。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有山頭不是壞事情,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所以消滅山頭,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証關系。將來許多年之后,全國鐵路如網,飛機也比這幾天來往的要多,那時你再找山頭就沒有了。沒有全國產業的發展、交通的便利,要徹底消滅山頭主義是不可能的。過去的中央委員會,沒有反映這種實際情況,在組織成分上沒有反映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點的。我們這次選舉就要注意這個問題。

第三,不要求每一個中央委員都通曉各方面知識,但要求中央委員會通曉各方面知識。主席團認為,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應當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是一個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樣,當然很好。但是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我們新的中央應該是包羅各種人才的,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部分、各個山頭。新的中央要包含這樣一些同志:大批未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一批犯過路線錯誤而又改正錯誤的同志﹔大批有全國影響的同志,大批現在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一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多的同志,大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少的同志。

關於選舉的人數,毛澤東說:主席團曾考慮過三個方案,一個是100人左右,一個是70人左右,一個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個方案。這三個方案中,我想我們兩頭不要,取一個中間。主席團認為這個方案比較好,太小了不能夠反映我們黨的現狀和發展。

黨的七大的選舉比之前黨的歷史上任何一次選舉都要民主,體現了黨內在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首先制定了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條例,由到會代表多數通過。選舉時,不僅增加候選人提名程序,並且在候選人提名程序中引入預選程序,在預選環節中引入自由提名環節。具體是先由各代表團小組提出初步名單,再由主席團以此為基礎提出預選的候選名單,交各代表團充分討論后進行無記名投票的預選﹔然后主席團以預選結果為基礎提出正式候選名單,再投票選舉。選舉時仍允許代表另行提出名單以及自由改變名單。選舉均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並且由大會主席團確定監票人,堅持選舉票數公開的原則。

七大代表鄭天翔回憶說:“黨的七大的選舉,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的典范。在小組會上、代表團會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選人,沒有任何指定,沒有任何限制。在小組會上或代表團會上,對候選名單中的任何一個人有不同意見,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問﹔向上問或者派代表到有關代表團去了解情況,都允許,都能有個答復。候選名單幾上幾下,充分討論。”

代表們在討論候選人名單時,充分發揚民主。實際上,是黨的歷史上空前的民主,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的代表提意見點名道姓,非常尖銳。情況匯報后,毛澤東發表講話說,大家把想講的話講出來是好的。歷史証明,凡是原則性的問題,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會出來的。徹底弄清楚,才有利於團結。毛澤東還說:選不選自己,自己有自由。我就准備自己打自己的圈。

許多代表不願意選王明等人,毛澤東做說服工作。選舉那天,投票結束后,工作人員計票時,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隻有毛澤東坐在那裡吸煙。當計票人員統計到王明的選票超過半數后,毛澤東才放心地離開。結果,博古、王明分別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倒數第一名和倒數第二名。

另外,王稼祥因病未參會,他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檢討自己過去所犯錯誤。有人認為他的檢討太簡單,有些看法。中央委員選舉本來應該是45名,但王稼祥的票數沒有過半,落選了。毛澤東為此很不安。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前,他專門講了幾點意見:一是關於候補中委的作用。毛澤東說:候補中委的選舉,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遲,不能如期召開的話,候補中委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視這個選舉。二是關於王稼祥同志的功過。毛澤東說:王稼祥同志是犯過錯誤的,在四中全會前后,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他參加了二、三、四次反“圍剿”戰爭,贊助過正確意見﹔從長征一開始,他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在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這兩個關鍵的會議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圍剿”中負傷而起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在昨天的選舉中,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同時也說明:“當然,這不過是個建議,請同志們考慮。”結果,王稼祥以第二名的票數當選候補中央委員。三是關於東北問題。毛澤東說: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人當選才好。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這說明毛澤東在深入考慮抗戰勝利后的戰略格局問題了。

與以往相比,黨的七大選出了比較成熟的一屆中央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團結,進一步增強了全黨的團結,從而使黨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向著勝利前進。

(作者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員。本文內容選編自李穎著:《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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