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黎
2017年10月26日14:04 來源：人民政協報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砥礪奮進的征途上，中國共產黨人的腳步從未停止，實踐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而博物館裡的一件件文物，就像一個個深刻而堅定的腳印，見証著曾經的艱苦歷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基本陳列中，幾件關於黨代會的紅色文物展出頗為引人矚目。這些文物，不僅展示著當年黨代會時的點點滴滴，也向世人講述著鮮為人知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綱領，是一個歷史性的重要文獻，它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質，申明了黨的政治主張，規定了黨的奮斗目標、組織原則以及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關系。
一大通過的綱領，其產生不是偶然的。從五四運動前后開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再到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相結合，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經過許多艱苦的努力。
一大召開以前，許多共產主義者都圍繞建黨問題進行了討論，這也是一大通過的綱領產生的思想基礎。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發展史上，中共一大綱領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為后來黨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礎。
遺憾的是，一大召開期間經歷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搜查，因此中共一大綱領和工作計劃的草案原件和經過會議形成的中文原件，沒能保存下來。
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曾明確地說：“黨的第一次大會文件，現在是找不到了。”對於找不到的原因，他沒有直接地說明。但一份題為《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會議的報告》的俄文檔案中有所涉及，陳獨秀在談到黨的經費時說：“我們隻能提出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余的材料落到上海法國巡捕的手裡，由於一個同志被捕，這些材料全部遺失了。”
一大檔案的遺失，使得中共一大的歷史一度成謎，甚至於當年的代表都無法清楚地回憶起一大開會的日期。這種狀況直到1957年才出現了轉機。這一年，蘇共中央把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移交給中共中央。在整理這批文件時，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中共一大的有關檔案，其中就有這份俄文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這份俄文檔案是什麼時間由中文譯成俄文的，又是由誰在什麼時間帶到共產國際的，目前都無從考証。
中央檔案館籌備處曾將此件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並送請董必武幫助鑒別。董必武在1959年9月5日的復信中說：“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匯報》第六號、第十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文件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在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
1960年，美國學者韋慕廷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裡發現了陳公博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英文版和其他一些文件是作為附錄文獻出現在論文后面的。
經對照，英文本與俄文本的內容基本相同，均為15條﹔其中第10條內容后，均缺少第11條的序號和內容，其余條文要點基本相同，僅文字稍有出入。兩種文本在第11條都有注。俄文本第11條注：“遺漏”﹔英文本注：“陳的稿本上沒有第11條，可能是他在打次頁時遺漏了，也可能是由於他把第10條以后的號碼排錯了。”
兩個譯本共同証明：中共一大確曾存在黨的第一個綱領，黨綱的內容一共名義上15條，現存14條，缺第11條。
這條被“遺漏”或被抹去的內容會是什麼呢？
根據一大的其他文件和黨在后來的實際活動來看，可以推斷這一條是有關黨的宣傳工作的。
從行文上看，第九條規定黨的地方委員會應設書記、財務委員、組織委員、宣傳委員﹔第十條說的是組織工作﹔第十二條說到地方委員會的財政等要受監督。全文沒有專門的條款來談宣傳工作，不僅和一大以后黨的實際情況不符，和同在一大上通過的《第一個決議》也是不符的，因此可以推斷第11條有可能說的是黨的宣傳方針、計劃和政策，因為比較具體、秘密，所以沒有公開。
在肯定中共一大綱領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和作用的同時，還應看到中共一大綱領存在的歷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現在：綱領條文比較簡單，內容和結構都不夠完善﹔在提出黨的奮斗目標時，沒有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區別聯系起來，沒有找到實現最終目標的具體步驟﹔無論在內容的表述、用詞上還是從體例上看，都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深受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影響。當然，這些缺陷的存在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畢竟，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預先設計好革命的藍圖以后再進行革命，規律和認識隻能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實踐過程中積累。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作完成的《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該書問世以來，被翻譯成200多種文字廣泛傳播，深刻地影響了世界近現代歷史的發展。1919年冬，受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委托，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經李漢俊校閱、陳獨秀審定之后，於1920年8月第一次在上海出版。
陳望道，1891年出生在浙江義烏西鄉山區一個叫分水塘的小村庄裡。少年時代的陳望道和中國當時許多愛國志士一樣，相信“實業救國”。16歲時他翻山越嶺，來到義烏縣城繡湖書院學習數學和博物。隨著眼界的擴大，他覺得要興辦實業，富國強民，非遠赴科學技術發達的歐美不可。於是他來到了上海，先補習了一年英語，為赴歐美做准備。但是，限於經濟等種種條件，他並沒有如願西行，隻能求其次而轉向日本。到了日本，陳望道結識了日本著名進步學者、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並喜歡讀他們譯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終於認識到這樣一個道理：“救國不單純是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
陳望道的漢語功底非常深厚，被譽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以其著作《修辭學發凡》創立了我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學體系。他精通外語、漢語功底深厚、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這三個缺一不可的條件，讓陳望道成為《共產黨宣言》漢譯者的最佳人選。
1919年底，陳望道帶著戴季陶提供的一本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回到自己的家鄉分水塘村。這是一個非常貧窮落后的小山村，陳望道回到家也隻能住到一間柴屋裡，條件非常艱苦。在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過程中，陳望道遇到的不僅僅是生活條件的艱苦，還有參考資料的匱乏。當時，在大城市也很難找到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更不用說在一個小山村了。陳望道隻帶了戴季陶給的一本日文底稿和一點兒參考資料，但是這些並不能夠滿足翻譯的需要。為了能夠翻譯出高質量的《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托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來參考。在翻譯的過程中，他克服了無數難關，費了平時譯書5倍的功夫，才把全文徹底翻譯出來。最后完成譯稿的時間是在1920年4月下旬。就這樣，《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譯稿終於在分水塘的一間柴屋裡誕生了。
1920年8月，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陳望道的譯本在“又新”印刷所中付印。該書為豎排平裝本，用5號鉛字排印。封面紅印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自右向左橫題“馬格斯”三字﹔肖像上面大字橫題書名《共產黨宣言》（初版印刷時“共產黨”誤印為“共黨產”），上面用小字標注“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字樣，下面標注“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等字樣。全書共56頁，32開。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面世后，很受讀者尤其是追求進步思想的青年的歡迎。印數有限的《共產黨宣言》初版本很快銷售一空。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同時也為了糾正初版本書名的錯印，同年9月，這一譯本再版。再版本除了將書名更正為《共產黨宣言》，封面改為藍印馬克思半身肖像以及更改出版時間外，其余均同於初版本。至1926年5月，此書已相繼印行17版，足見其流傳之廣和受歡迎的程度。
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初版，既沒有精美裝幀，也沒有採用優質紙張，但在那個年代卻猶如一面旗幟，指引著革命者前行。毛澤東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就包括其在1920年夏秋讀到的《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中國的出版，不僅使當時中國思想先進人士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堅定了他們追求共產主義的信念，而且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備，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革命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已存世極少，目前所知國內僅存寥寥數冊，非常珍貴。
1975年1月，陳望道去北京圖書館參觀，副館長鮑正鵠教授取出該館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產黨宣言》，特請譯者陳望道簽名紀念時，已有85歲高齡的陳望道才得以重見他所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初版本。2004年，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已被批准列入第二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共產黨宣言》無疑是對近百年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圖書之一。90多年來，《共產黨宣言》是印數最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文單行本。截至目前，共出現過12個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然而，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所據的翻譯底本主要是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兼參考英文版，而不像之后各版主要從德文、俄文或英文版譯成。
另外，陳望道所譯的《共產黨宣言》出版於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一年，其他各版均出版於成立之后。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漢譯本讓中國人直接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它作為思想武器，對於正在建黨過程中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意義更加重大。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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