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艱辛中的南開

　　“24把金箱鑰匙”

　　回憶起1937年7月南開大學受到日軍炮火轟擊，不得不全體撤離，當時的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說：“（當時）我這個秘書長，帶著南開的全部家當，24把金箱鑰匙，無可奈何地逃離八裡台，一直逃到了昆明！”

　　七七事變后，駐平津的中國軍隊撤出，日軍更加肆無忌憚。盤踞在離南開大學不遠的日軍兵不時騷擾居民，並向過往的南大師生耀武揚威。一天，日本特務竟然攜帶武器駕駛汽車闖入校園綁架愛國學生，隨著局勢日益危急，南大開始緊急疏散人員、圖書儀器。師生員工奮戰了幾晝夜，才轉移出去各種物資的50%~60%，還有大批財物待運。

　　7月29日午夜一時日軍突然開炮，南大留守人員速躲避至西柏樹村旁，乘小船向青龍潭一帶暫避，炮火隨船射擊，更有敵機尾隨飛行。船到王項堤時，大家隻好躲避在稻田中。第二天清早，黃鈺生放心不下學校，帶領3名職員和5名學生，冒險回到學校，巡視、查檢重要倉房門戶是否鎖牢，不久，日軍又向南大轟擊，炮火極猛，師生隻得避入秀山堂地下室，幾經突圍，從思源堂后身的八裡台停船處出吳家窯，經佟樓與馬場道，才逃到綠牌電車道南大臨時辦公處。黃鈺生當時渾身泥水、一臉煙塵、滿頭亂發，眼鏡架隻剩下一條腿拖在耳際，手中提著一大串鑰匙，其中有一把是他自己住宅門的鑰匙，其余是學校倉房的鑰匙。這就是所謂的“24把金箱鑰匙”———南大的“家當”的來歷。

　　“步行團”向西南遷移

　　1938年夏，長沙臨時大學西遷到雲南昆明，師生分成兩路：一路走海路，由長沙經粵漢鐵路到廣州，渡海到海防，轉滇越鐵路到昆明，年歲較大、體力較差的師生和女同學走這條路﹔另一路是走陸路，體力較好的師生組成步行團，從益陽走湘西，徒步橫越貴州省，一直走到昆明。行程3500裡，要經過許多險山惡水、崎嶇道路，按說黃鈺生是南開的領導人之一，又是名教授，他大可以按規定乘車船到昆明，可是他堅持參加步行團，他說：“前方戰士在打仗，在流血犧牲，我走點路算什麼？”

　　步行團採取軍事管理，分兩個大隊、三個中隊，由黃鈺生負責領導。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將軍特派黃師岳中將任團長，毛鴻等分任中隊長，小隊長由同學擔任。同行的教師有：聞一多、李繼侗、曾昭掄、李嘉言、袁復禮、許維通、毛應斗、郭海峰、吳征鎰、王鐘山11人。步行團平均日行65裡，而黃鈺生與曾昭掄等人有時要多走一些路以照顧走得慢的和掉隊的團員們，所以團員們說他們是走得最多的人。到達昆明后，黃鈺生刻了一枚“行年四十，徒步三千”的印章，紀念平津三所大學向西南遷移的歷史。

　　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

　　抗日戰爭進行到上世紀40年代初期，除去西北、西南以外，大半個中國的土地都已經淪陷。西南邊陲的滇緬、滇越鐵路成為連接國際的交通要道，雲南省政府決定再修筑一條鐵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邊的佛海，以連接滇越鐵路。

　　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願意提供經費，委托一個學術單位，調查鐵路沿線的社會經濟、民情風俗、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以供修筑鐵路參考與應用。南開大學取得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的信托，便決定趁這個機會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為石佛鐵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為南開大學創辦一個人文科學的研究機構，開辟科研陣地。

　　研究室的全稱是“南開大學文學院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創辦人黃鈺生既是南開大學的秘書長，又是西南聯大師范學院院長﹔馮文潛既是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又是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陶雲逵則是西南聯大社會學系的教授。

　　“抗戰時期，一切從簡”，這個研究室實在是簡陋得難以想象。說是研究室，顧名思義，總該有間房子吧，可是，有其名而無其“室”，當然也就無須什麼桌椅板凳之類的設備。馮文潛奔忙了足有一年，終於在西南聯大小西門外新校舍附近，為邊疆人文研究室找到了一個地址，還借到了舊桌椅板凳之類的應用家具，使研究室名副其實地有了一個“室”。這裡本來是一個三合院的舊庵堂，一間正廳，東西兩廂。正廳和西廂房是歷史系雷海宗所建立的歷史研究所﹔東廂房共三間，便是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

　　“室雅何須大”。研究室不大，但也談不到什麼“雅”，只是由於柳猗的努力，小室修葺得門窗戶扉俱全，能遮風雨，比起門窗脫落、泥巴牆穿洞的新校舍，似乎還強一籌。更令人欣喜的是在這間小室裡，馮文潛以零買整寸的辦法儲存下可以“令”計的新聞紙和土造白紙。昆明的物資供應很差，紙張等經常脫銷，數以“令”計的紙張，可算是一筆了不起的“財產”了！

　　條件雖然艱苦，但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無論著名的老年專家、教授，或中、青年教師、科研人員，大都能想到戰爭年月，不能效命疆場，而能有這樣一個遠離硝煙烽火的環境，怎能不盡其分內之所能，在學術上做點貢獻呢？所以大家都能甘於艱苦。

　　研究室的調查隊伍從昆明出發，經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紅河而下，對紅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等兄弟民族的語言、民俗、社會經濟、地理等進行了調查。調查成果的一部分是為石佛鐵路提供所需的材料，主要有：石佛沿線少數民族語言分布狀況圖表、鐵路員工應用的語言手冊和石佛鐵路沿線社會經濟調查報告等。其中有黎國彬的《紅河上游擺夷地理環境的調查》《車裡、佛海茶葉與各部族經濟關系的調查》，還有陶雲逵、黎宗獻的《楊武壩街子漢夷互市的調查》《納蘇宗教與巫術的調查》，以及高華年的《黑夷語法》《魯魁山倮倮的巫術》等等。后來成名的高華年教授的專著《彝族語法研究》、黎國彬教授的專著《雲南撒尼與阿細人的體質》，材料就得自當年的社會調查。

　　（本文匯編自天津市政協文史委提供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1、10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