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03日14:39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日前勝利閉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據報道,大會召開前后,外國政黨政要及各界人士紛紛致電致函,熱烈祝賀大會召開和習近平總書記當選。截至10月30日,共有165個國家454個主要政黨發來1340多份賀電(函)。
自從1921年誕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黨代會,都是黨的歷程中的標志性事件,是黨的歷史的重要節點。鮮為人知的是,1928年的中共六大,是在當時蘇聯首都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召開的,會議在高度機密狀態下舉行,參會代表均用化名。
“作始也簡,將畢也巨”——這是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在新中國成立后給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題詞。不了解黨代會,就不可能了解中國共產黨。重溫六大的歷史,黨的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就會深深明白: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走到今天,是何等不容易……
一
周恩來一生經歷大風大浪多矣,但這次遇險,是刻骨銘心的,因此,半個世紀后,親歷者鄧穎超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
1928年5月,周恩來與鄧穎超從上海乘坐日本輪船前往大連,在青島停靠時買了一堆報紙上船,引起了日方偵探的注意。一到大連,還未下船,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攔住周恩來夫妻,開始盤問。
日本人問:“你是做什麼的?”周恩來答:“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他們攜帶的箱子裡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你們做生意的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答:“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問:“到哪裡去?”答:“吉林。”問:“到東北干什麼?”答:“去看舅舅。”日本人馬上讓周恩來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鄧穎超也想跟著去,但周恩來大怒:“你不要去,你去干什麼?”
此時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還不到3年,鄧穎超一個人到了城裡的旅店,焦急等待,不知周恩來是吉是凶。半個世紀后的1985年,鄧穎超在大連撰文《我們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回憶說:“當時,我的心情是著急、憂慮不安,如坐針氈,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還是沉著、鎮定,裝著泰然無事的樣子。大約兩小時后,恩來同志來到我的住處,進來之后,沒有說什麼話,安然無事的樣子。然后,他低聲對我說,我們去接頭的証件在哪裡?要我立即燒毀。我馬上找出來到衛生間撕碎投入馬桶裡。后來,我們還是有說有笑地去樓下餐廳用餐。”
鄧穎超事后才知道,周恩來被帶到日本人的水上警察廳后又遭到盤問,一個回答不慎,后果不堪設想。當時,日本人詳細詢問周恩來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麼?叫什麼?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干什麼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麼姓王?回答說: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周恩來伸出手去說:你看我象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后開抽屜看卡片,對周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日本人無奈,這才放了他。
但危險並未過去,當天下午去長春的火車上,他倆發現坐在對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他們攀談。周恩來夫妻在長春站下車時,日本偵探拿出名片給周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周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裡,實際他們沒有名片,周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咦!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裡,還在箱子裡呢!很對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住進長春旅館,似乎沒人跟蹤了,但周恩來仍然非常謹慎,馬上換上長袍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后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后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接下來,夫妻倆分開,先后抵達哈爾濱,因為接頭証件毀掉了,隻能在火車站等,等了數日,等到了李立三。
這是一趟什麼樣的危險之旅?分別作為代表和列席代表的周恩來與鄧穎超,輾轉前往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鄧穎超在回憶中說:當時東北是日本軍人和奉系軍閥控制的地區,隨時可能被捕。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六大代表回憶錄》一書中,能夠看出當年參會代表何等不容易。福建代表羅明回憶說:1928年3月,接到通知參加黨的六大,4月間,他和另一位代表許土淼離開廈門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很久,然后取道大連到哈爾濱,在哈爾濱住了20多天,才由交通員帶我們乘車去滿洲裡。下了火車后,改乘馬車到中蘇邊境的一個山地,我們是晚上爬山過邊界的。事先,交通員提醒我們不要咳嗽,而當時許土淼患肺病,咳得很厲害,過邊界時,隻好捂住嘴……”黨史學者林寶敏在《中共“六大”的五個歷史細節》一文中寫道:“1928年4月下旬起,142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亞,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為了避開特務跟蹤,代表們到哈爾濱后兵分兩路,一路由綏芬河過境,另一路經滿洲裡出境。黨的領導機關在哈爾濱設立了接待站,接送過往代表。代表們離開哈爾濱時,每人領了一截折斷的火柴作為接頭信物。到滿洲裡下車的代表,由蘇聯人駕駛標有‘67’和‘69’號碼的兩輛馬車負責接送。來人隻要交上半根火柴,不必說話就可以上車。然后換乘火車,前往有7天車程的莫斯科。”
好在,當時的東北,距離張學良易幟,還有半年時間﹔距離東北軍與蘇聯軍隊沖突的“中東路事變”,還有一年多時間﹔距離日寇侵佔東三省的“九一八事變”,還有3年多時間。參加六大的代表們,雖歷盡艱辛,但基本上都安全到達莫斯科。
二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為何放在國外開?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續3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敗,先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當年7月15日,中共五大閉幕后兩個月,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正式跟共產黨決裂。當時中國一片腥風血雨,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余人——損失如此慘重,以至於中共六大召開時,無法統計全國黨員人數,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特別注明:“六大召開時,全國黨員沒有准確的統計數字。”中共六大,成了唯一沒有寫出全國有多少黨員的代表大會。
這是共產黨自誕生以來的生死存亡關頭,在國內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地點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當時曾有人提議將會議地點定在香港或澳門,但並未達成一致意見。當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於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團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記載:“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會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會前,“6月9日,斯大林會見瞿秋白、蘇兆征、李立三、向忠發、周恩來等,正確地解釋了對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來、鄧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項英、張國燾、向忠發、王若飛、關向應、夏曦、黃平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
有幾位關鍵的缺席者,比如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另一位重要創建者,李大釗,已在1927年2月28日於北平英勇就義。按照慣例,上屆黨中央總書記必須參加下一屆黨代會,而且應該向大會報告上屆中央的工作,另外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也要求陳獨秀參加六大。但作為第五屆中央總書記、大革命的領導者,陳獨秀為何缺席了六大?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李穎在《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中做了分析:其一,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滿﹔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他的組織處理,也十分不滿——沒有經過正當的程序,就把他排除在中央領導層之外,“更重要的是,陳獨秀認為中國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國的情況,而中國人解決自己的問題,就應當在中國進行,沒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毛澤東也沒有出席六大。六大籌備與舉行時,毛澤東在井岡山。這一年4月底,“朱毛會師”﹔5月4日,在寧岡龍市舉行了兩軍會師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中國紅軍第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士兵委員會主任兼教導大隊大隊長陳毅﹔6月23日,紅軍取得龍源口大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也就是在這一年6月,毛澤東寫就《井岡山的斗爭》:“(湘贛)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
他的莫斯科之行,要等到21年后的1949年了。
雖然缺席六大,毛澤東仍然當選為中央委員,在23名中央委員中排第12位。
三
中共六大有一個“新聞”:向忠發當選為總書記。
這個結果,多少出乎與會者的意料。向忠發是一個工人運動專家,但絕非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當時他的口碑不大好。
相當一致的意見是:向忠發在六大當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是被共產國際操縱的結果。1960年7月北戴河會議,周恩來在受中共中央常委會委托所作《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報告時,對“六大”和“工人化”作過深入的研究和總結:“當時在組織上還搞了一條,叫作領導干部工人化,使領導機關更加混亂,宗派性增加了。這個根也是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來的。”《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一書認為:“在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優秀的向忠發當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是遵循聯共(布)、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論錯誤指導的結果。”
《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分析當時的背景說:大革命失敗后,聯共(布)、共產國際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違背共產國際的指示,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嚴重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領導機構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產國際認為,工人革命是堅決的,而知識分子脫離實際,政治立場不堅定,左右搖擺。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糾正了黨內的右傾錯誤,但緊接著又犯了“左”傾盲動錯誤。這一時期臨時中央負責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識分子,新中央的成員李維漢、周恩來、蔡和森、張國燾、李立三等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這更加強化了共產國際對知識分子的偏見。
萬裡之外的共產國際,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指導中國革命,確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當時的與會代表盛岳(后叛變革命)晚年在美國出版《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留下諸多珍貴史料,他在書中說:“向忠發之所以爬上寶座,僅僅是因為工人階級出身。中共六大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之下,把一艘正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交給一個未出過海而只是劃過長江小船的人去掌舵,實在是極大的風險。正是這一決定,使得李立三能夠從向忠發的領導無能中掌握實權,從而推行他那災難深重的立三路線。”《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一書評價說:“第六屆中央委員會中,雖然工人成分佔了絕大多數,但總體素質水平沒有第五屆高,特別是其中有13人當選后從沒有參與過中央集體決策和中央領導工作,佔36.1%,后來有9人叛變,佔25%。‘唯成分’論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確實,教訓極其深刻:1931年4月24日,在被稱為“黨內最危險叛徒”的顧順章叛變后,旋即供出向忠發。史載:當時鑒於上海嚴重的敵情,中共中央決定向忠發盡快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周恩來迅速安排好了向忠發去往中央蘇區的交通路線和護送人員,沿途各個交通站也都做好了迎送准備。但向忠發卻提出一個條件:走前必須同姘居的煙花女子楊秀貞再見一面。如何勸說,都固執己見。這一年6月21日,他趁周恩來鄧穎超夫妻不在,偷偷出門,22日,被捕,隨即叛變,次日晚即被槍斃。周恩來與鄧穎超亦被出賣,幸虧及時轉移,逃過一劫。
《周恩來選集》中,記載有周恩來這樣一段話:“過去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工人領袖雖然不少,但黨對他們的教育不夠,而知識分子干部中有許多是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做了許多實際工作,有經驗的不少。由於太強調工人身份,很多較好的知識分子參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瞿秋白遺孀楊之華專門寫過一篇《叛徒顧順章叛變的經過和教訓》,她在文中反思道:“過去對於顧順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極少,甚至可說沒有做。他入黨直到出走,沒有改變他絲毫的習性,如果我們對於他抓緊政治教育,特別是在實際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經過長期的黨的生活之后不能改變他的性格。這個教訓對於黨有極大的意義。”
四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每一次黨代會,大都在黨的發展史上起過重在作用。《中國共產黨歷史》是這麼評價六大的:
“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認真地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做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已經反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便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大會明確了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革命動力,隻能是革命任務。因此,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歷史》也同時指出,黨的六大也存在著一些缺點:一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否認存在中間營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二是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並未正確認識農村斗爭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而是仍堅持城市中心論。三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四是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
簡而言之:中國共產黨當時還比較稚嫩,隻能走別人指定的路。著名學者楊奎鬆在《中國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書中寫了這麼一個細節:六大召開前,有代表僅僅出於目的,提議放棄“蘇維埃”政權的提法,直接稱之為“人民”政權時,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此幾乎不屑一顧。楊奎鬆寫道:“布哈林寧願花上‘十倍的時間’,去向在他看來有時簡直像‘在街上散步的中國小姑娘們’一樣幼稚的中國共產黨人,通俗地解釋‘生活不是一個赤裸裸的圓球’,也不願意去考慮如何使用俄國革命的模式套上一件中國自己的外衣。”
就在六大召開的同時,萬裡之外的中國,井岡山的八角樓,毛澤東徹夜難眠,他守著一盞油燈,苦苦思索:中國革命向何處走,能走多久,特別是——怎麼走。他的答案是:農村包圍城市。
放棄照搬別人已有的經驗,尋找自己的路,很難,很難,但越堅持,就越清晰。著名史學家胡繩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中寫道:“毛澤東從來十分重視俄國的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存在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十分重視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強加在中國革命頭上、要求一切照辦的傾向,堅決反對蘇聯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國頭上揮舞的指揮棒。”
胡繩說,1942年毛澤東在黨內發起整風運動,其目的主要在於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針對30年代前期在黨內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指出,絕不可以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字句當成教條,而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發起整風運動前的1938年,毛澤東就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他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事實証明:被莫斯科譏為“山溝溝裡的馬克思主義”,卻最符合中國革命實際。
“中國將成為一個共產黨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揮棒轉的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著名美國記者斯諾在《星期六晚郵報》上做出如此預言。
必須走自己的路。
五
黨的六大之后足足17年,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
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共計755名,代表全國121萬黨員。這也是黨成立以來首次沒有共產國際指導而獨立自主召開的代表大會。
七大一開就是50天。其實,七大原擬7天會期,沒有安排那麼多會議,也沒有安排那麼多發言,但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是的,距離上一次黨代會,已經足足17年了,這17年,建設蘇區,被迫長征,血戰湘江,遵義會議,雪山草地,抵達延安,祁連悲歌,改編抗日,統一戰線,堅守敵后,皖南事變,百團大戰,延安整風……有多少感嘆,有多少心得,又有多少浴火重生,又有多少鳳凰涅槃?
中國共產黨從血與火中,終於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關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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