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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一大二大會址

余瑋

2017年11月09日11:27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尋訪一大二大會址

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於10月31日專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宣示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堅定政治信念。

這裡,是我們黨夢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地,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當年黨的一大二大會址的選定更是以安全和保密為第一考慮,因此,對一大二大會址的尋訪,有關部門頗費了一些周折……

一大會址的尋訪

在上海召開中共一大時,作為中共上海黨早期組織成員的邵力子,並沒有作為代表出席大會。但作為東道主的中共上海黨早期組織,在籌備一大會議期間,身為非代表的邵力子在幕后黙黙地支持一大的召開,為大會出謀劃策。他的家成為大會的“籌備處”,他本人與李達、李漢俊和張國燾等起草了供一大會議討論的文件。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各帝國主義列強染指頗深,社會動蕩不安。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認為,中共一大會場不能選在旅館。那選在哪裡呢?她在和李達商量時,建議在李漢俊的住處開。李漢俊的住處位於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其建筑是上海最具地方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庫門建筑。

對於為什麼要選擇這一地點開會,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學曹仲彬教授專訪了王會悟。當時,王會悟回憶說:“因為李漢俊住在他哥哥李書城的公寓裡。李書城於1908年10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到廣西桂林與黃興取得聯系,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擔任了陸軍干部學堂及陸軍小學堂的監督,主管教學工作,他特別重視激發學生的革命熱情和愛國之心,培養了不少人才。1917年9月,李書城積極支持孫中山的護法運動,並組織了‘湖北護國軍’。護法運動失敗后,李書城陷入一種苦悶彷徨的境地。這時,他的胞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回國,給他帶來了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也帶來了馬列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使他的精神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從事革命活動,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較安全的條件,為李漢俊提供住處……在上海李書城有好幾處公館,李漢俊住的就是其中一處公館,如果在此公館開會,就比較安全。”王會悟在征得李達同意后,親自去找李漢俊。李漢俊一聽要在他家開會,立刻從椅子上站起來,表示不同意,當時他心裡很害怕,兩人談到中午12點,李漢俊仍不同意。幾天后,王會悟接連幾次去找李漢俊。王會悟說,她當時“建議會議上午開,並在他家樓上開,以便更好掩護。樓下家裡人來人往,買菜、做飯、洗衣服都可以掩護樓上開會。即使客人來,在樓下接待,樓上開會也不會被發現。最后,李漢俊同意了”。

中共一大會場就這樣選定了。

由於這次會議是在白色恐怖環境下召開的,而后又長期處於戰爭年代,因此中共一大會址的尋找、確認工作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進行。1950年初秋,上海市委根據中央的指示,為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必須找到當年召開中共一大的地方,並建立紀念館。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將這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交給了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處長沈之瑜。

大上海幾經變遷,近30年間物是人非,何從尋覓當年的中共一大會址呢?起初,尋訪人員以蕭三所著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一書為依據,認為中共一大召開的地點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今太倉路)的博愛女子學校。一番搜尋下來,發現竟沒有這一名字的學校。原來,蕭三誤將博文女校寫成博愛女校,這才出現了一個大“烏龍”。在搞清楚了准確的名稱后,上海市委宣傳部派人將博文女校的房屋外形拍了一組照片送中宣部,擬呈報毛澤東、董必武等當時參加中共一大會議的成員審定。中宣部領導明確告知,博文女校並非中共一大會址,而是一部分代表寄宿之所。

尋找當年中共一大會址,屬“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范疇,所以要時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處處長的沈之瑜負責尋找。茫茫大上海,何從尋覓中共一大會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線索,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提供的———楊手下有一副科長叫周之友(中共黨員,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的兒子!父子分道揚鑣,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線索:其一,他的母親楊淑慧現居上海。一大期間,周佛海正與楊熱戀,曾帶她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裡送過信﹔其二,周佛海寫過一本《往矣集》,談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抗戰勝利后,周佛海因漢奸罪身敗名裂,其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拿了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花了好長時間才在上海圖書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了《往矣集》。書中提及,中共一大外地代表住的地方是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開會的地方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沈之瑜趕忙請教了上海地名學者和專家,得知貝勒路已更名為黃陂南路。這樣一來,尋找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

隔了一天,楊淑慧來找沈之瑜,說是將盡力幫助尋找李漢俊家。與此同時,尋訪人員也找到楊淑慧,請她協助尋找“李公館”。在楊淑慧的記憶裡,當時李漢俊的房子是新造石庫門房子,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租來居住的,前門對著馬路,路邊一片荒涼,大門對面是一片菜地。可是,30年過去了,時過境遷,“李公館”是否還如記憶中那般呢?

楊淑慧來到黃陂南路附近轉了好幾日,仔細尋訪、回憶、辨認。一天,當她走到黃陂南路與興業路交叉路口時,似乎找到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后來,她一打聽才知道,興業路就是以前的望志路。興業路轉角處第一幢石庫門門牌是100號,向西為102號、104號、106號、108號,在106號挂著“恆昌福面坊”招牌的商店前,楊淑慧凝望許久后對沈之瑜說:“這很像當年李漢俊的家。”為了確認情況,兩人找到店鋪老板董正昌詢問情況。

原來在1924年,董老板租下了望志路100號、102號、104號、106號、108號,也就是后來的興業路70號、72號、74號、76號、78號,並對房子的內外部進行了改造。外牆壁比原來高了,清水牆也變成了混水牆。在談話中,董老板還提到106號、108號兩幢房子是一位李先生租住的,他是續租的。李先生把這兩幢房子的隔牆打通,變二為一。這幢房子的后門開在原貝勒路的樹德裡,現在已經封閉。

沈之瑜判定董老板口中的“李先生”與李漢俊、李書城兄弟應該不會是偶然的巧合,加之上海人有喜歡從后門出入的習慣,也就弄清了為什麼當事人隻記得貝勒路而不記得望志路的緣故。雖然現今的“李公館”已經面目全非,但眾多的信息已經確認中共一大會址大概就在這幢樓裡了。

出於審慎的考慮,上海市委把興業路中共一大會址拍成了照片,還專門請木匠把“恆昌福面坊”復原成“李公館”的樣子制成了模型,並派人送到北京。毛澤東和董必武看后一致確認,這就是中共一大會址。李書城在看了照片后也証實:“那時我家住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108號,現在路名和門牌改了,但那兩幢房子確實是當時我家的住房。”1951年6月,上海方面終於確認“興業路76號系當時的會址,此處當時是望志路106號,后門由貝勒路樹德裡出入”。至此,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會址最終確認了。

由於修葺搬遷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195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大慶時,中共一大會址還挂著“恆昌福面坊”的招牌。10月8日,上海市委發出通知,把興業路上的中共一大會址以及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和博文女校都辟為革命紀念館,並成立了專門的管理委員會,由夏衍擔任主任。1952年,上海市委購下了興業路76號、78號兩幢房子,鏟下了牆上的石灰,露出了青磚嵌紅磚的原貌,這才恢復了“李公館”———中共一大會址的本來面目。而后,又對屋內的布置進行了多方考察、確認。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將中共一大會址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68年正式改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並向公眾開放。

當年大會的會址選定為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李漢俊的家后,就希望找一幢獨立的、與李漢俊住宅相近的地方解決代表的吃和住。這樣與李漢俊住宅相距不遠的私立博文女校就被看中了——女校已放暑假,學生都離校回家,有足夠住宿的房子,該校環境清靜,適合代表居住﹔由於已放暑假,學校僅有一名校工負責看守學校,也利於會議的保密。關鍵是怎樣去與黃紹蘭校長落實。

對於黃校長,李漢俊和李達都與她相熟。黃紹蘭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之誼。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續弦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曾任博文女校董事長徐宗漢的秘書,李達本人也與黃紹蘭認識。關於和黃紹蘭商議租房的事,原先打算由李達去與黃紹蘭商議,后經大家慎重考慮,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決定由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出面與黃紹蘭直接聯系較為妥當。

王會悟登門拜訪了黃紹蘭,當說明了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名義向校長租借房子的來意后,黃紹蘭很爽快地一口就答應下來。就這樣,博文女校成為中共一大代表們的住宿地。

黃紹蘭交給校工的任務,一是為代表們做飯,二是嚴格把門,不許放進任何一個外人。但直到一大最后結束,黃紹蘭都不知道,住在博文女校的這些旅行團人員來滬的真正目的。

二大會址的尋訪

1922年7月16日,壬戌閏五月廿二日。當日傍晚,一群年輕的共產黨人又聚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拉開帷幕。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變,曰辭職,曰省長不能到任,曰匪亂。而正式之交戰不預焉……”當日《申報》如此報道。翻開舊報紙,兵變、匪亂、交戰、餓殍,諸種“不幸之事”,幾乎每一天如影隨形。就在這一天,中共二大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其實,二大曾有另一個可能召開的地點——廣州。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對廣州很有興趣,而陳獨秀與張國燾等人卻覺得:“當時廣州風雲變幻,是個是非之地,政治局勢並不明朗。”

當然,二大召開時上海的政治環境也十分嚴峻,中央局選擇輔德裡作為開會地點頗費心思。這裡當時是中央局成員李達的寓所。當年輔德裡處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匯處,周圍相同的石庫門房屋連排連幢,使得這一處淹沒其中,並不搶眼。並且黨創辦的平民女校正對李達家的后門,萬一突發情況便於及時疏散。這裡相對較為安全,是共產黨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聯絡站。

鑒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法國巡捕干擾的教訓,二大採取了較為嚴格的保密措施。這裡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的社址,也是《共產黨》月刊編輯部所在地,就在滿屋柴火堆裡藏著一本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中共二大就在柴火堆的“火種”旁開幕了。為了會議的安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還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

出席大會的有中央局成員、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共12名,其中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他們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中央機關代表蔡和森,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等。這一群中國革命的精英聚集在一起,在昏黃的燈光下暢議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據李達夫人王會悟后來回憶,當時沒有正式布置會場,比較朴素簡陋,就是加了幾張凳子。兩隻柳條箱放在窗口,上面鋪一塊布,當桌子用,“他們持續不斷地開,下樓吃飯的時候,也在飯桌上討論會務”。

毛澤東於1936年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與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回憶說,“到1922年5月,湖南黨組織……我那時是書記……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反對趙恆惕的運動。那年冬天(注:應是夏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到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麼,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曾有資料說,劉少奇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務,會后根據陳獨秀指示向毛澤東傳達。

不過,時間過去了十幾年后,毛澤東的回憶存在誤記的可能,因為:據李達回憶,中共二大第一次會議地點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李達寓所),毛澤東經常出入李達家,不應該忘記這一地址。張國燾回憶,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中共中央租的一所房屋召開,毛澤東也應知道這個地址。另據張國燾回憶:“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已屆,但預定到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都沒有如期趕到,使會期展延了幾天。”此說法表明,毛澤東不是“忘記”地點,而是沒有來得及趕到上海。所謂“展延了幾天”,也說明大會倉促,不能久等。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的牆上,懸挂著12幅會議代表照片,其中一幅留下空白。人們遐想聯翩:第12名代表究竟是誰?

據史料記載,李達並沒有在“輔德裡625號”久住,二大結束后便前往湖南自修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李達應邀協助尋訪、勘認二大會址,后經詢問輔德裡老居民、核對變更的門牌號碼,終於確定輔德裡625號為自己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會址最終得到確認。

(本文作者為《中華兒女》雜志社高級記者、採訪部主任)

(責編:常雪梅、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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