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道路的遠播與影響

90年前，在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下，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與江西相關的另四塊根據地，即中央蘇區、湘鄂贛、湘贛、閩浙贛都直接受到了井岡山的影響，稍遠一些的湘鄂西、鄂豫皖、東江等，也在不同程度上運用了井岡山的斗爭經驗。

井岡山道路是超越時空的，由於自身的革命功績，中共中央的極力推廣，以及國民黨的負面宣傳“幫忙”等，它的經驗傳遍了中國的天南海北，一直影響到新中國的成立﹔甚至遠播國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二戰后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影響

陝甘邊區黨組織原本並未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朱德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啟示和鼓舞之下，也加快了自身武裝割據的步伐。

1931年初，陝甘邊區黨組織在收到中央翻印的《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決議案》等文件后，對如何開展武裝斗爭有了新的認識。劉志丹曾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是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自此，陝甘邊區開始改變過去單純進行兵運工作、單純開展武裝斗爭的傾向，決定向井岡山學習，今后要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斗爭，開辟鞏固陣地。到1932年上半年，在上級黨組織的幫助下，經過艱苦努力，終於建立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遼闊的西北大地樹起了一面鮮艷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紅旗。

對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影響

廣西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在鄧小平、張雲逸等人的領導下創建的。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時，通過湖南、江西等省委匯報的情況以及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初步掌握了井岡山的情況，比較熟悉朱毛紅軍的做法。他后來說：“我剛到紅七軍的時候，什麼也不知道，一點軍事也不懂。還是我在上海當中央秘書長的時候，陳毅來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況。這也是一種學習呀！”

1929年7、8月間，鄧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命令前往左右江地區領導革命斗爭時，也帶去了朱毛紅軍在井岡山創造的新鮮經驗。同時，根據紅七軍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了運用和發展。比如，在百色起義勝利后不久，鄧小平等就提出了“學習朱毛紅軍”“匯合朱毛紅軍”的口號，還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正確運用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造的“支部建在連上”以及土地分配等方面的好經驗，極大地促進了紅七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發展。1930年3月2日，黨中央在給紅七軍前委的指示信中，贊揚了紅七軍的這一做法：“你們的編制，能利用朱毛紅軍的經驗，這是對的，中央對於你們目前的編制是同意的。”因此，在中國的西南邊陲，也揚起了井岡山斗爭經驗熠熠生輝的旗幟。

對東北抗日聯軍的影響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人民開展了英勇的抗日游擊戰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東北抗日聯軍。在長達14年之久艱苦卓絕的斗爭歲月裡，通過地下交通線的努力，一些記載著朱毛紅軍歷史和經驗的小冊子相繼傳入東北，為東北抗聯學習井岡山斗爭時期的游擊戰爭經驗提供了依據。

東北抗聯的主要領導人楊鬆，曾經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過，因而對朱毛的斗爭經驗比較了解。楊鬆一直強調要以井岡山道路作為東北抗聯開展對日斗爭的指導原則。1938年4月，他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發表文章指出，“在東北抗日游擊戰爭中，曾參考過去朱毛在江西井岡山時期內和俄國國內戰爭時期內的游擊戰爭之經驗”。1938年5月1日再次提到，在軍事上常常運用朱毛游擊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十六字訣去對付敵人的“討伐”。這樣，在遠離黨中央及長期與中央中斷聯系的東北，井岡山時期的游擊斗爭、群眾工作等許多寶貴經驗仍然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對國外的影響

朱毛領導的紅軍通過中共中央的匯報，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高度關注。1929年1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在莫斯科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研究“援助朱毛問題”，作出了三項決定：“（1）以中共中央名義派一名有威望的專員同志到朱毛地區去。（2）討論信件時，要從總的形勢和今后運動發展前景出發，弄清在繼續開展朱毛運動是否適宜問題上的方針。（3）請革命軍事委員會弄清向朱毛提供實際援助的可能性。”

共產國際除了向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宣傳和介紹井岡山道路外，還把朱毛的斗爭經驗引入了課堂。比如，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屈武回憶，1929年4月初的一天，全班同學集體學習了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與屈武同時參加學習的劉伯承回憶：“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增強了我們的信心。中國革命的曙光，已經可以看得見了。我和屈武很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同朱德、毛澤東同志並肩戰斗！”

長征結束后，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等來到陝北採訪了毛澤東、朱德等人，回去后寫了《西行漫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等，詳細介紹了朱毛在井岡山的斗爭經歷，這些著作都成為井岡山道路在全世界傳播的重要載體。

井岡山的斗爭經驗還對亞非拉國家在20世紀50、60年代開展的民族解放運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0年9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一行時指出：“與其說我們打的是軍事戰，還不如說打的是政治戰，因而注意政策問題很必要。這裡，重要的是如何團結自己、爭取多數、瓦解敵人的問題。”紅軍的優待俘虜政策始於井岡山。20世紀60、70年代，曾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紛紛來到井岡山，虔誠地學習毛澤東領導的武裝奪取政權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