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五大如何推進紀律建設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高度注重開展紀律建設的實踐。1927年召開的黨的五大通過總結黨成立以來的經驗，提出了多項開創性措施，推動了紀律建設的深入發展。全面梳理和深入挖掘這些發展，對於進一步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次提出“政治紀律”概念並置於突出地位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政治紀律是黨保持團結統一，實現自身政治目標的基本保証。黨早在創建時期就在黨綱或黨章中規定了多項有關政治紀律的內容。黨的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黨內紀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視政治紀律”，這就首次提出了“政治紀律”概念，並將其放在了紀律中的突出位置。黨的五大能夠提出“政治紀律”概念，主要得益於兩個條件：一是共產國際對大會的全程籌備、組織和具體指導，為大會提出“政治紀律”概念提供了重要思想來源﹔二是黨成立后開展的維護和執行政治紀律的實踐，為“政治紀律”概念的提出創造了必要的實踐基礎。除了明確提出概念外，黨的五大黨章紀律一章的六條內容中，有五條直接涉及政治紀律，進一步凸顯了政治紀律的重要性。比如，前三條強調了要執行黨部機關的決議、對不執行上級機關決議的紀律處罰、決議形成的基本原則及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決議提出抗議的程序，這些都屬於政治紀律的重要內容。此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更加積極主動地以強化政治紀律為主要內容的紀律建設，始終“把嚴明政治紀律放在治黨工作的第一位”，將其作為“應對各種政治考驗和復雜環境能力的重要手段”，使黨始終保持了內部的團結統一、政治上的堅定有力，從而不斷實現自身的政治目標。

　　首次規定設立黨內專門執紀監督機構

　　黨的五大之前，尚未正式設立專門的執紀監督機構，黨內執紀監督的權力由中央及地方各級執行委員會直接行使。黨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和省港工人大罷工中，以及中共廣東區委於1925年2月至6月間成立的第一個地方執紀監督機構——中共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為以后在黨內正式設立監察委員會提供了直接經驗。

　　黨的五大通過總結上述實踐經驗，並借鑒蘇聯共產黨設立監察委員會經驗的基礎上，首次在黨章中正式規定設立中央和省級監察委員會，並在多個方面作了具體規定。一是在人員組成方面規定：“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這就明確將監察委員與同級黨委委員分設，保障了監察機構獨立行使職權。二是在職權范圍方面規定：監察委員有權參加同級黨委會議及其他各種會議，但隻有發言權無表決權。這就賦予了監察委員參會的權力，使其能夠對中央和省委的決策過程進行直接監督，從而有效履行監督職能。三是在決議的生效和實施上規定：黨委不得取消同級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但其必須征得同級黨委同意才能生效與執行。這使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在較大程度上受制於同級黨委，削弱了其獨立性。然而，該規定又強調監察委員會決議一經形成，便不得被同級黨委取消，也賦予了監察機構決議相當的權威性。此外，黨的五大還選舉產生了由七名正式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黨從此有了正式的中央執紀監督機構。然而，此后隨著政治局勢的惡化，黨被迫轉入地下，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一年后的黨的六大上被取消。雖然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僅存在一年時間，但它正式揭開了黨內設立專門執紀監督機構的序幕。

　　完善對黨組織和黨員違紀處罰方式的規定

　　對違紀行為處罰方式的規定是黨的紀律的重要內容，它反映了黨的紀律規范化水平和完善程度。早在黨的二大上，黨就對違紀行為的處罰方式作出過明確規定。當時全國僅有195名黨員，又多為知識分子，對黨的指導思想、綱領和紀律理解和認可程度較高，維護和執行紀律相對簡單。因此，黨的二大黨章對違紀行為處罰方式的規定較為簡單而嚴格，即對黨組織規定為取消或改組，對黨員則規定為留黨察看、開除。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員的人數不斷增長，至黨的五大時已猛增至57967人。黨員隊伍的迅猛發展，使得黨員的活動形式更加復雜多樣，同時由於黨內教育未及時跟上，也導致黨員的質量不高和紀律意識淡薄等問題更加突出。在這一情況下，就需要對以往簡單又嚴格的違紀處罰方式進行調整，既不影響黨員數量的增長，又嚴明黨的紀律。因此，黨的五大對違紀處罰方式的規定作了較大的調整和完善，其中對黨組織違紀處罰方式修改為“警告，改組或舉行總的重新登記（解散組織）”，同以往相比，處罰方式更加合理和規范。而對黨員違紀處罰方式增加為警告、黨內公開警告、臨時取消黨內外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五種方式。這就改變了以往對黨員違紀行為處罰方式單一且程度偏重的情況，較好地適應了黨員隊伍不斷壯大的新形勢，同時能夠對黨員形成有效約束。這一規定的內容也成為以后歷部黨章對違紀行為處罰方式規定的參考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