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始末（四）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犯上海，中國軍隊奮起反抗，中國人民開始了反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全面抗戰。雖然此次大戰的地點仍在與南京為鄰的上海，且規模比1932年的

一•二八淞滬抗戰更大、更殘酷、更慘烈，但由於這是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引敵南下戰略的實現，所以國民政府並未像1932年那樣驟然宣布遷都，而是組織數十萬軍隊在上海與日軍展開決戰。以后，隨著上海戰事的不利、首都南京的危機加深，國民政府才按照先前預定的方略，於11月中旬決定遷都重慶。

遷都重慶決策最后敲定

1937年8月13日，日軍侵略上海，淞滬抗戰爆發。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揭露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種種侵略，揭示了七七盧溝橋事變及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的原因及其經過，表明了國民政府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心路歷程，最后鄭重聲明：“中國絕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

但是，國民黨中央並未仿效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立即決定、宣布遷都之先例，而是為了穩定人心與前方士氣，反而由當時負責全國國防的最高決策機關——國防最高會議作出了“外侮雖告急迫，政府仍應在首都，不必遷移”的決定。那麼，蔣介石作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最為重要的謀劃者與決策者，他又是怎麼考慮的呢？

個人意願

淞滬會戰爆發后，中日兩國不斷增兵上海，且除了陸軍、海軍之外，空軍也加入了戰斗。空軍的加入，使戰爭變成了沒有前后方之分的立體戰爭，首都南京也開始受到日機的轟炸。

1937年8月15日，日機多架，分兩次轟炸南京。16日，日機分5次轟炸南京。自此之后，日機不分晝夜，多次轟炸南京，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工作、學習與生活秩序也受到重大影響。在此形勢下，國民政府不得不將白天辦公改為夜間辦公，並對房屋等建筑物進行偽裝涂色，以防日機轟炸。

與此同時，前方戰事也不斷傳來壞消息：8月27日，華北的張家口、房山被日軍佔領﹔在上海堅持抗戰的中國軍隊，也開始喪失先前的主動性和優勢，逐漸陷於被動地位。28日，作為“淞滬抗戰”戰略要地的羅店失守。9月1日，另一重要陣地——吳淞被日軍攻陷。面對前方戰場所處的不利形勢，蔣介石表面雖堅持抵抗，但內心也有著清晰認識。蔣介石秉承國人應對日本侵略時所倡導的“向內地發展”理念，在1935年已基本確定四川為對日抗戰最后根據地的條件下，堅持其1935年底即確立的對付日本侵略、保全國土所必須依靠的“合理、切實、和諧、一致的政略與戰略”——退卻。有關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一事，開始在蔣介石腦海中盤旋、清晰，並最終轉化成為國民黨中央的決定而付諸實施。

根據筆者掌握的史料，蔣介石遷國民政府於重慶的想法，最早萌芽於1937年8月底，上海戰事轉為被動之際。在羅的第二天（8月2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滬戰不利須遷都，如遷都，則國府應遷重慶，大本營遷洛陽，行政院遷衡陽如何？”這表明，蔣介石此時雖有遷都的打算，但並沒有一個完整的遷都計劃和最后決心，而是將首都的功能依其作用不同，一分為三。為支持自己的這一設想，蔣介石不斷研究對日的政略戰略，稱：“敵之戰略，其弱點，乃以支戰場為主戰場，其戰爭全在消極，且立於被動地位。故我之戰略，應盡其全力，貫注一點，使彼愈進愈窮，進退維谷，不難曠日持久，以達我持久抗戰之目的。”

到了9月下旬，隨著前方戰局日益緊張，特別是上海局勢的吃緊以及日機對南京的頻繁轟炸，使得南京所受的威脅更趨嚴重。部分大學開始作外遷的准備，個別的外國駐華大使館也開始轉移到軍艦上辦公。人心受此影響，開始惶惶不安。9月25日，保定、滄州陷落。同一天，日機94架分5次轟炸南京，使全城整天處於警報之中，工作無法進行，生活也因電廠、水廠被炸大受影響。這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敵寇以為反復轟炸可以逼我遷都或屈服，其實惟有增強我抵抗之決心而已。”

從此可以看出，蔣介石雖明知日機的頻繁轟炸，有逼國民政府遷都或屈服的企圖，但他既沒有打算屈服，也沒有下定遷都的決心。

集體決議

隨著時間的延續，戰事越來越不利於中國。到了1937年10月下旬，上海戰事已出現失敗的征兆，華北形勢也不容樂觀。如果上海失守，距離上海僅300余公裡的南京，將直接處於日軍的威脅之下。11月11日，長達3個月的淞滬會戰，以中國軍隊的失敗宣告結束，上海守軍奉令撤退。上海淪陷后，近在咫尺的南京，危機四伏。

見此情形，蔣介石於11月10日上午再次考慮國民政府的遷移問題。12日，蔣介石謁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會商有關國民政府遷都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時任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的汪精衛，曾將國防最高會議常會對時局的有關意見函告蔣介石，其中涉及到遷都的問題有：“（一）應否遷都？何時遷都？均請主席定之。（二）如須遷都，以武漢或廣州為宜﹔四川偏僻，似不適用。（三）如須遷都，須兩周前決定，以免臨時慌亂。”

對於汪精衛的建議，蔣介石並沒有接受。他與林森商量的結果，是將首都一次性地遠遷

數千裡之外的四川重慶。到了11月13日，蔣介石得到消息，嘉善等地告急，沿長江各口岸亦有日軍登陸的跡象，於是考慮曰：“抗倭之最后地區與基本線，乃在粵漢、平漢兩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難，乃在最后五分鐘，此時應決心遷都於重慶，以實施長期抵抗之計，且可不受敵軍威脅，以打破敵人迫訂城下之盟之妄念。”至此，“遷都重慶之議”乃定，蔣介石也開始整理公文，並設法收回其先前存於浙江奉化老家的日記。到了14日，蔣介石已開始部署遷都重慶的相關事宜，並草擬了待發表的遷都理由：一是為長期抵抗之計﹔二是免受敵威脅而訂城下之盟。

11月15日，此時已代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的國家最高決策機關——國防最高會議舉行第31次常務委員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非常時期中央黨政軍機構調整及人員疏散辦法》，除決定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的有關調整辦法外，還對首都各院部會的疏散，作了明文規定：

1、五院院長、或副院長及其秘書長，與國民政府合署辦公。

2、五院所屬各部會，按其性質，分左列四項辦法：

甲、與國民政府有密切關系者，例如內政部、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銓敘部、審計部等，應在國民政府所在地。

乙、與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均有密切關系者，例如外交部、財政部等，應分一部分在國民政府所在地，一部分在軍事委員會所在地。

丙、與軍事委員會有密切關系者，例如軍政部，應在軍事委員會所在地。

丁、其他各部會，可與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不在同一地點辦公者，得疏散在后方適宜地點。

會議最后決定，國民黨中央黨政軍的遷移原則是：

1 、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重慶。

2、軍事委員會——由委員長臨時指定。

3、所有前第二條第2項丁款各機關，在粵漢路長沙以南或川黔各地。

此次會議，不僅將國民政府 遷都重慶之議由蔣介石的個人想法變成了國民黨中央的集體決議，並開始走上法律程序。而且，其知曉面，也從先前的蔣介石、林森兩人，擴大到立法院院長孫科、司法院院長居正、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部長王寵惠、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子文、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以上均為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以及該會秘書長張群等10余人。

公之於眾

1937年11月16日，下午8點，就在國防最高會議作出“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決議后的第二天，范圍更大、參會人員更多的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在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舉行。

會議在聽取了有關各方關於抗戰形勢的報告后，蔣介石以會議主席的身份，作了《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他說：

國民政府遷移重慶辦公，今晚敬將意義報告：上海兵退，山西太原被佔，我處於失敗形勢。但此種失敗形勢，是早知道的，並非意外，我仍居主動地位，將來勝利亦居主動地位。自九一八以至長城戰役，我常計慮如何與日本抵抗，使國家轉危為安，思之甚久，方案難定……此番戰爭自上海打起，我不想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漢以南可與日本打仗。我力雖不如日本，但兩年以來，大家共同一致之准備及同心一德之統一，把握比前加多，能再待一年、兩年、三年，自然更好。敵人不容我待，故力雖不及，亦抵抗之，現抵抗非隨便，無計劃，非冒險。我當然有一定之目的。因我已有決心，如與作戰，須於最后決勝。便以軍隊力量比，我固不如﹔以實際形勢言，我亦無勝利可能。然而毅然作戰者，既非因經濟力量日本不夠，我故與戰﹔亦非以我經濟力充實而與之戰。如以四川為國民政府辦公所在，日本政府來消滅我在四川之國民政府，需要三年。如此長期，需要許多力量，日本必無幸。此其一。我國民政府不會消滅，國際形勢有變遷，日本不能支持。此其二。阿比西尼亞國聯讓他失敗，以至於亡，誠為我之大教訓。但我中國決不會做阿國，日本決不能滅亡我，即加幾個日本，亦不能滅亡我。此其三。我今以革命之主義與日本抗戰，越抵抗越有勝利之把握，惟妥協是要不得的。蓋華北佔領，上海劃定，是日本惟一之目的，我不與和，日本目的不能達到，我處於主動地位，日則處於被動地位。抗戰出其不意，日處被動一也﹔我不與和，被動二也。我站在主動地位，以不利形勢來定計劃，且已超過預想而為有利形勢。我死傷三十萬人，在國際上造成新形勢，意德日防共協定與九國公約國開會，世界各國形成兩大對立，我為之也。我抵抗越久，各國必干涉遠東事情，日本處於孤立。凡事已發動，便有成功。日本佔上海后，氣焰大張，英必不能忍，美亦不能忍也。如無此三月作戰，決不如是國際形勢。雖然如此，但我決不期待，我所期待者，國府遷渝以后，政府同人、黨部同志，大家努力革新，有新的氣象、新的觀感，不能認作南宋苟安局面。團結一致，持久抗戰，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國家復興之基礎，於是焉立。

林森在致詞中則稱：“我不願離開南京，不願先有舉動，現既眾意議決國民政府遷移是為戰略關系，且隻可遷移一次。故本人今晚乘軍艦上駛。”

此次會議討論的惟一事項，就是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辦公事宜。最后決議：“現為長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移至重慶辦公。”

國防最高會議關於遷都重慶的決定，密發到各相關的院部會后，各院部會遂遵照決議，紛紛開會決定自己及所屬的遷移辦法。11月1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舉行第338次會議，決議稱：

1.應留必需辦公人員，得於到達預定地點后再行指定。

2 . 回籍或分往各省市工作者，一律照現支薪額，發給三個月薪俸，由十一月份起支 （已停薪者不再發）。

3.各機關文卷，不能全搬，是否應酌留人員，或交地方機關，至必要時，得便宜處置。

11月20日，由南京西遷重慶的林森一行抵達武漢，國民黨中央遵照先前的決議，於是日正式、公開地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義，向全國及全世界發表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辦公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漫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眾，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各省，均有極急劇之戰斗，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亙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筑成壕塹，有進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灰燼，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后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斗，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抵抗，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林森

至此，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決議，由秘密轉為公開，並公之於眾，讓舉國明白，世人知曉。

遷都大軍溯長江西上

南京與重慶，雖同處長江流域，但隔山隔水，距離遙遠。當時內遷的機構、人員、物資眾多，用於內遷的交通工具又十分有限，加之受戰事的紛擾，故其遷徙的過程十分艱難。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於1937年11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交通工具已極缺乏，待遷移之人員及文件又多，一旦遷都之令發出，不知要紛亂到何種地步。以前准備遷湘，茲已改為重慶。蜀道難，如何前往邪？”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由南京內遷者的心態。

當時遷往重慶者，主要通過水、陸、空3條道路前往。其中，作為內遷運輸主體的水路，以長江干流為主，乘船逆長江而上，經九江、武漢、沙市、宜昌、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到達重慶﹔陸路則先由南京乘船到武漢，然后乘粵漢鐵路或公路到長沙，再經桂林、貴陽到重慶﹔空中主要運輸一些重要且有緊急事情需要處理的高級官員，其飛行路線為南京、武漢、宜昌、重慶。

晝行夜泊西遷路

1937年11月，南京已進入初冬時節，寒冷的天氣，本已使人不寒而栗。自16日起，天空小雨下個不停，加之遷都決議公布后，南京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到處是壅塞於途的人員與物資，更讓即將不再成為“首都”的南京，顯得淒涼悲慘。

正是在此淒風苦雨與人心彷徨中，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直屬的文官、主計、參軍三處的部分人員，於11月16日晚上秘密趕往停泊在下關碼頭的“永慶艦”夜宿，並於第二天早上起碇西上，向遠在數千裡之外的長江上游——重慶駛去，從而揭開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一序幕。

11月17日，林森率領一支龐大的隊伍，共有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及隨員800余人離開南京。抵達沙市后，又改乘“永綏艦”到宜昌，並計劃到達后，如果水位高，就乘原艦直駛重慶，否則就改乘民生公司的“民風輪”和“民貴輪”。21日到達宜昌后，一方面因時值長江冬季枯水季節，川江水淺，“永綏艦”吃水過深不能上行﹔另一方面又因川江航道本身狹窄險峻，為了安全，林森一行不得不在宜昌逗留一天，等待換乘“民風輪”。22日下午5點，林森率國民政府文官、主計、參軍三處部分高級職員16人，改乘“民風輪”，於23日晨6點半啟程西上。其余人員和物資，改乘“民貴輪”隨后跟進。兩輪一前一后，晝行夜泊，向重慶駛去。

就在林森一行內遷途中，沿長江的四川各縣，已接奉四川省政府要求各地黨政軍最高長官“統率全體官吏軍民，於林主席到達時，整隊恭迎”的電令，從而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歡迎儀式。23日傍晚，林森一行抵達四川巫山（今重慶市巫山縣）。巫山縣縣長等3人上船恭迎，林森派參軍長呂超負責接待，敘談片刻即去。24日晨，“民風輪”繼續上駛，經過奉節、雲陽縣的黨政負責人及市民、學生，均佇立江岸，整隊恭迎。林森、呂超等也立於三樓的船尾，揮手答禮。

萬縣是長江上游僅次於重慶的重要港口，又是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因此，當第九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接到四川省政府歡迎林森的電令后，不僅與黨部聯合發文，通知當地的各機關法團，到時參加歡迎。而且還飭“全市商店居民，懸挂國旗，張貼標語，在楊家街口及萬安橋上，各趕扎彩色柏枝牌坊一座”，從而營造出“全縣充滿歡騰氣象，十足表現民眾對元首之崇敬”的氛圍。

11月24日正午稍過，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就接到奉節縣政府的電話，告知林森一行的專輪已過奉節，正向上游駛來。此時萬縣黨政軍商各界代表均齊集碼頭等候，自行參加歡迎的學生與民眾多達3萬余人。全體軍警更是一齊出動，沿街站崗警戒。第九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程懋型、萬縣駐軍司令劉光瑜等高級長官，則集中在萬縣碼頭的民生公司囤船上等候。下午4點45分，搭載國民政府移駐重慶首批人員的“民風輪”抵達萬縣楊家街口民生碼頭，受到萬縣數萬人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報紙記載其盛況稱：

民風抵岸，禮炮二十一響，軍樂齊鳴，歡迎民眾，齊呼口號，程專員復登輪晉謁林主席致敬，請林主席登岸休息。主席以長途疲勞，辭未登陸，隨即垂詢政務甚詳，訓勉督率部屬民眾，在此民族存亡之際，努力生產建設，積極工作。主席為答謝沿岸民眾熱烈之歡迎，步出船沿，頻頻點首，岸上民眾，全體鞠躬致敬禮，並高呼‘林主席萬歲’。主席遂派呂超參軍長登岸代表訓詞，對各界民眾慰勉有加，曉以大義，共起救亡，盡我神聖天職。詞意誠摯，聽者無不動容。

當晚，林森一行宿“民風輪”。11月25日早上6點，林森一行乘船離開萬縣，繼續西上。

離開時，程懋型、劉光瑜等以及各界代表、學生數千人，齊集楊家街碼頭送行，並專門派有憲兵一排護送。25日晚6點，“民風輪”抵達離涪陵20裡的黃桷嘴過夜。26日晨6點，繼續啟碇西行，於8點抵達涪陵。船未靠岸，也未停留，繼續西上重慶。雖然如此，但涪陵黨政軍首長及各界民眾3萬余人，仍到岸邊歡迎歡送，其情形也是“熱烈空前”。

重慶方面隆重迎接

1937年11月，重慶已進入冬天霧季，但各界仍對沿途進行了精心的布置，對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舉表示熱烈歡迎。當時媒體對此描寫道：

昨日氣候陰沉，白霧迷天， 一若象征當前之國難﹔而國旗飄揚，人心激奮，則又為數年來所未有。晨6時起，公共汽車駛進市內，車首均懸小國旗，綴彩花，由朝天門、小什字經都郵街、七星崗、兩路口至大溪溝之各大沖要地帶，均扎有鬆柏五彩牌坊及“歡迎國民政府林主席” 之紅字橫幅、白布標語。

因事前與載送林森一行的“民風輪”時有溝通，重慶方面已得知專輪將於11月26日午后1 點左右抵達。故26日上午11點， 即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總務處處長率領該處第一科科長龐秉訓、川江船務管理處處長何北衡等，乘“民選輪” 赴離重慶數十裡的長江下游唐家沱恭迎，並預為布置更換“民風輪”領江事宜。

與此同時，負責警戒的重慶軍警憲各部隊以及各大中學校的軍訓學生隊、童子軍等，也先后齊集儲奇門碼頭，“由河岸起， 延亙至三牌坊一帶，行伍整齊， 精神奮發”。到了12點，重慶市黨政軍學商各機關法團少校以上軍階的官員六七百人，也齊集江邊，並在憲兵第3團團長袁家佩的指揮下，排隊恭候。下午2 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代主任賀國光、川康綏靖公署及四川省政府特派代表王陵基、重慶市市長李宏錕、重慶行營總參議夏斗寅、駐重慶的國民革命軍第161師師長許紹宗、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四川省立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院長高顯鑒以及重慶士紳朱叔痴、傅用平等先后乘車趕到儲奇門碼頭，並立即登上停泊在碼頭、已升火待發的“民律輪”，然后向重慶下游緩緩駛去，前往迎接林森一行。

當林森一行乘坐的“民風輪”駛入長江江北嘴時，重慶駐軍按事前約定，鳴禮炮21響致敬。“民風輪”繼續上行，於太平門羊角灘與下行迎接的“民律輪”相遇，“民律輪”鳴笛3下，以示敬意，隨即掉頭，引領“民風輪”上駛。至人和碼頭時，兩輪相靠，賀國光等隨即登上“民風輪”，謁見林森並表達敬意，同時歡迎林森、呂超一行16人換乘“民律輪” （當時重慶為冬季，長江水位過淺，民風輪不能直接駛抵儲奇門碼頭——作者注） 。當時情形，隨行的重慶《國民公報》記者作了報道：

民律輪高懸萬國旗，船身遍扎彩花，張貼恭迎林主席標語。於船艙中，估設茶座。林主席登民律輪后，逐一接見各代表，入座后與賀國光接談，次即與朱叔痴點首為禮，復垂詢羅校長中大全部遷竣否？

下午3點15分，隨著一聲長長的汽笛聲，綴滿彩花的“民律輪”，緩緩停泊在長江北岸靠重慶市區的儲奇門碼頭。在悠揚的軍鑠聲中，全體歡迎人員肅立致敬。此時，林森緩步走出船艙，隻見他“著青色呢斗蓬及國禮服，持黃色手杖，美髯斑白， 精神矍鑠，態度和穆而嚴肅，目光前視，默然無語，憂國之情， 溢於眉宇間，頻頻以右手舉至胸前答禮”。上岸后，林森乘重慶行營專門為其特備的、貼有“國府”二字的專車—— “ 4 1 0 3 ” 號，在2輛警車的引導下入城，參軍長呂超，乘“4147”號隨后。其余隨林森首批抵達重慶的10余人（包括參軍王右瑜、科長林叔向、秘書鄧亞瑰、吳國權、李筱亭，書記官段琪湘、科員陳天元等），分乘汽車16輛殿后。

在車輛所經過的儲奇門至新豐街、打銅街、小樑子、都郵街、售珠市，出通遠門一線，沿途戒備森嚴，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而立於街道兩旁致敬歡迎的市民，則不下10萬人。以致車行極為緩慢，直到下午5點15分，林森所乘汽車才抵達離重慶市區5裡之外的李子壩，入住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的私邸。呂超、王右瑜、林叔向等高級官員，移駐四川飯店。其他一般隨行人員，住新川飯店。

機構紛紛擇地辦公

1937年11月29日，國民政府文官長魏懷、主計長陳其採等，亦率其所屬人員，乘“民貴輪”抵達重慶。至此，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作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首批人員，溯長江西上，順利遷抵重慶，並在這個西部內陸城市、中國的戰時首都，開始了新的工作與生活。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及其所屬職員，除其最高長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也均於林森撤離南京后，開始陸續離開南京，或轉赴武漢，或遠奔重慶。

12月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通知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員會、威海衛管理公署等，並要求他們轉電所屬，稱：“本院依照中央決議，茲經移渝辦公。”同一天，國民政府也宣布在重慶簡陋的新址正式辦公。12月6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聯合致電國民政府及其所屬五院以及各方，宣布：“本會經決議遷移重慶，茲於本月六日在渝開始辦公。特電達查照。”

在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相繼移駐重慶並宣布在重慶正式辦公后，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所屬各機構，也紛紛西遷重慶，並相繼擇地辦公。

12月4日，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秘書長謝冠生，司法行政部部長洪陸東、次長謝健，國民黨中央委員鄒魯等，率國民政府各院部會高級職員200余人乘船抵達重慶。

12月5日，司法行政部在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與該院合署辦公。

12月6日，國民政府考試院及所屬銓敘部職員30余人，以及考選委員會、國民政府監察院審計部職員數十人及其部分眷屬，由銓敘部次長馬旭樓率領乘船抵達重慶。

12月11日，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所屬秘書、科長以及衛士等60余人，乘大車3輛、小車7輛，由貴州抵達重慶。其中，考試院擇定重慶通遠門外陶園為辦公地址，蒙藏委員會借觀音岩慈香閣為其辦公地址。

12月14日，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長朱慶瀾抵達重慶，賑濟委員會職員20余人已先期到達，該會隨即於柑子堡荊園辦公。

12月18日，致電重慶市政府，稱“本院奉命遷渝，經擇定觀音岩義林醫院內為辦公處所”。

12月中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僑務委員會遷渝職員，先后到達重慶，覓得公署路“重慶市黨政軍警憲俱樂部”三樓為辦公地，並於12月21日遷入辦公。

1938年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及內政部、教育部的大部分職員，相繼乘輪船西遷重慶。其中，行政院選定上清寺上清花園為辦公地址，內政部擇定觀音岩同淑裡為辦公地址，教育部則擬將辦公地址設於牛角沱的西南美術專科學校。

從武漢到重慶遷徙落幕

到1937年底，雖然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已正式宣布移駐重慶並開始在重慶辦公，但此時遷到重慶的只是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中的一小部分。而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的重要職能部門如軍政、外交、經濟、財政、交通部等， 因為與戰爭密切相關，都暫時遷到湖北武漢或湖南長沙。國民黨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蔣介石、汪精衛、孔祥熙、何應欽、張群、白崇禧、徐永昌、陳誠等，也齊集武漢。這時的武漢， 實際上成了中國抗戰的指揮中樞和領導中心。

武漢的戰時使命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黨中央作出遷都重慶的決策后，國民黨黨政軍各中央機關，即積極組織所屬機構、人員、物資及卷宗西遷，各國駐南京的使領館和僑民，也開始做撤離南京的各種准備。

然而，由於南京距重慶路途遙遠，交通困難，運輸工具有限，再加上時局緊張，所以一般的機關和人員，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撤到重慶。而那些有權有勢的重要機構和重要人員，又因與前方戰事有著緊密關系，必須隨國民政府軍事大本營行動，為戰爭服務，又不允許一下子撤到重慶。由此一來，作為華中重鎮的武漢，既成了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在南京淪陷后組織軍力、抵抗日軍西進的重要堡壘，也成了抗戰時期從南京以及沿海其他各地內遷重慶的絕大部分機構、人員、物資的必經之地。

一時間，武漢機關林立，政要雲集，名流薈萃。國民黨方面的重要人物如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孔祥熙、張群、於右任、何應欽、陳誠、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王世杰、王寵惠、陳立夫、朱家驊、邵力子、何鍵、熊式輝等﹔共產黨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周恩來、秦邦憲、王明、項英、董必武、吳玉章、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如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黃炎培、左舜生、張申府等，均留在武漢或來往於武漢與其他各地，從事著對日抗戰的各種工作。這段經歷，開創了中國對日抗戰史上最為輝煌、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關系最為融洽、中華民族對日抗戰場面最為紅火的時期——武漢抗戰時期。

到了1938年夏，局勢急轉， 武漢同樣岌岌可危。加之日機空襲頻仍，為策安全計，先前聚集在武漢的國民黨黨政軍各中央機關的遷移疏散，也被再次提到議事日程。

7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緊急命令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駐武漢各機關，限5日內全部移駐重慶。奉此命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7月成立“中央黨政機關遷運辦事處”，並制定《中央黨政機關遷運辦法》12 條，秘密印發各機關遵行。同時各黨政機關按照所登記在武漢的員工人數，分配艙位，指定輪船及開行日期，並陸續離開武漢， 向長江上游的宜昌、重慶遷移。

1938年7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部分職員相繼抵渝，並擇定九道門興華小學樓下為辦公地址。18日，該部開始正式在重慶辦公。

7月27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政務次長徐謨、常務次長曾容甫等抵達重慶。

7月29日，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等抵達重慶。

7月31日，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翁文灝偕該部常務次長秦汾等抵渝。8月2日，內政部部長何鍵、財政部次長徐堪及中國青年黨主席曾琦等抵渝。8月3日，行政院副院長張群、中央賑濟委員會代委員長許世英、副委員長屈映光以及張道藩、壽景偉、杭立武、許行成等由漢口飛抵重慶。

8月4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乘機由漢口抵達重慶。

8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 乘“永綏”軍艦抵達重慶。與此同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以及邵力子、王世杰、彭學沛等由漢口飛抵重慶。

……

“軍委會”移駐重慶

到1938年8月上旬，經近一個月的緊急運輸，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所屬駐武漢各中央黨政機關，已全部遷到重慶。部分政府首腦、要員，以及外國駐華大使等，也相繼抵達重慶。至此， 重慶在抗戰爆發、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一年之后，成了真正的中國戰時首都，開始在中國對日抗戰史上發揮神經中樞與指揮中心的作用。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會”，最早成立於1925年7月3日，系國民黨、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指揮機構。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以北伐目的已達、全國統一基本實現為由， 於1928年11月下令撤銷軍事委員會，另設參謀本部、軍政部、海軍部、訓練總監部以及軍事參議院，分別掌理各相關業務。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特別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戰火再起，國民黨中央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國難，同時也為蔣介石、汪精衛的分權找到一條合理途徑，於1932年1月29日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26次臨時會議決議設立“軍委會”。3月1日至6日，國民黨中央在行都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會議討論通過了《整理軍事捍御外侮案》以及《關於軍事委員會案》，確定“為捍御外侮，整理軍事起見”，恢復設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並規定：“軍事委員會之設立，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軍事，俟抗日軍事終了，即撤銷之。”

在會議通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中，明文規定：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隸國民政府，為全國軍事最高機關。”二、該會的主要職責為：“甲、關於國防綏靖之統率事宜﹔乙、關於軍事章制、軍事教育方針之最高決定﹔丙、關於軍費支配、軍實重要補充之最高審核﹔丁、關於軍事建設、軍隊編遣之最高決定﹔戊、中將及獨立任務少將以上之任免之審核。”三、該會“設委員長1人，委員7人至9人，由中央政治會議選定，由國民政府特任之”。

3月8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特任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李宗仁、陳銘樞、李烈鈞、陳濟棠為軍事委員會委員。至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行恢復成立。

1938年11月，當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各機關遵照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決議，紛紛撤離南京，向重慶、武漢遷移並相繼在重慶辦公之際，作為戰時負有最高軍事責任、專門指揮對日作戰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則遵照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關於“軍事委員會之遷移地點，由委員長酌定”的決定，在蔣介石的率領下，隨著戰局的不斷發展而遷徙。

11月15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密令所屬，要求將各部之案卷，限兩日內從南京運出，同時每部派干員一人負責押運。

11月1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確定了所屬各機關的遷移地點，並由委員長蔣介石訓令各機關遵行。其中：總辦公廳、秘書廳、管理部，遷武昌、衡山﹔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第六部，遷武漢、衡山﹔宣傳部遷漢口、長沙﹔后方勤務部、衛生勤務部，遷武漢、長沙﹔軍法執行總監部、警衛執行部、軍政部， 遷衡陽附近﹔國防最高會議，遷長沙﹔航空委員會及防空處，遷漢口、衡山﹔參謀本部及附屬機關，遷長沙，但所屬城塞組遷武漢﹔農產及貿易委員會、聯合運輸處、禁煙總會，遷漢口﹔資源委員會、工礦委員會、總動員設計委員會，遷衡陽﹔訓練總監部，遷湘潭﹔軍事參議院，遷瀏陽。

奉此命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各院、部、會、署等， 紛紛向規定的目的地遷移，並將其新的辦公地點相告。

大遷徙塵埃落定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各院部會署的遷移，主要是南京失守前后的布置，除一部分遷到武漢外，多數遷到了湖南的衡山、衡陽以及長沙等地。由於此次各軍事機關遷移的地址離戰區尚遠，相對而言又比較分散，有利於戰事失利時的層層后退， 所以，當1938年夏武漢形勢危急時，雖然駐武漢的國民黨黨政機關紛紛向上游的重慶遷移，但軍事指揮機關及其負責人卻大多向武漢以南的湖南長沙、衡山、衡陽集中。並於同年11月25日至28 日在湖南南岳舉行軍事會議，檢討第一期抗戰的得失，部署第二期抗戰的方針。

隨著戰事推進，11月中旬，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駐南岳、常德等地的軍事機關陸續遷往重慶。此時的遷移，主要靠陸路的公路運輸，而衡陽經桂林、柳州、貴陽到重慶的距離為1700 余公裡，常德經沅陵、貴陽到重慶的距離也達1300余公裡。不僅路途遙遠，路況不佳，而且運輸工具缺乏，沿途的治安狀況也不是很好。所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后方勤務部部長俞飛鵬於11 月14日密電相關各省，對內遷重慶的軍事委員會人員、物資的安全以及住宿等事宜，作了詳細的安排。相關各省市政府奉令后， 也紛紛飭屬遵照執行。

到11月底，各軍事機關相繼遷移完竣並在重慶尋址辦公。12 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電各方，稱“本會現已移渝，於本月一日開始辦公”。

與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輾轉遷移的同時，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則以指揮戰事關系，率其侍從室及軍事委員會的主要幕僚人員，於前線指揮抗戰。后隨著戰事的發展，經南京——武漢—— 衡陽——桂林，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並宣布正式在重慶辦公一年之后，才於1938年12月8日上午11點率軍事委員會大本營由桂林飛抵重慶，駐重慶南岸之黃山， 官邸則設在市區曾家岩之堯廬。

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大本營遷駐重慶為標志，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大規模、也是惟一一次的政府首腦機關與國家都城自東向西的大遷徙，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