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証鄧中夏生命的最后時刻

鄭紹文口述郜虹記錄整理

2017年12月12日09:4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賣，我在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逮捕，被關押在國民黨南京監獄。不久，鄧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實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監獄。自此，我們兩位曾經共同戰斗過的戰友，又多了一層“獄友”關系。也正因此，我親眼目睹了鄧中夏在獄中堅貞不屈、堅持斗爭的情形，見証了鄧中夏在生命最后時刻的感人壯舉。

非常時期相識

我是四川省潼南縣三匯鄉（今重慶市潼南區小渡鎮）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我擔任北平西城區暴動隊總指揮，被北洋軍閥京師警察廳逮捕，1928年5月越獄。1929年5月，我在上海組織紀念“五卅” 示威游行被逮捕，判處拘留40天，關押在提籃橋監獄。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組織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廳逮捕，判處徒刑10個月，關押在提籃橋監獄。

出獄后，1931年4月，我受黨組織的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蘇區工作，歷任中共湖北省委機關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政治部組織科長，湘鄂西軍委警衛團政委、警衛師政治部主任、代理師政委等職務。

鄧中夏是我黨創建初期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江蘇省委書記，負責上海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廣東省委書記。4月，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去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為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間，參加了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1930年7月，鄧中夏從蘇聯回國，任湘鄂西蘇區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后改為紅三軍）總政委兼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周逸群一起領導當地的武裝斗爭。但是，王明上台不久，就撤銷了鄧中夏的一切職務，並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周老嘴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當時，我是省委機關秘書長。會議期間還抽了一個晚上，批斗了軍團總政委鄧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進行反省。因為我是中央從上海派到洪湖蘇區的，沒有卷入復雜的歷史淵源。雖然別人都不理睬鄧中夏，我卻很敬佩和同情他，經常去找他聊一聊，給他一些安慰和鼓勵。后來，中央招鄧中夏回上海，我還送了他一程。

鄧中夏回到上海后，左傾路線臨時中央領導人竟然幾個月不給他安排工作，也不發生活費。鄧中夏全靠妻子在紗廠當學徒的微薄收入維持生活，但他毫無怨言。

一年后，我和鄧中夏又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鄧中夏來到上海八大馬路新西橋附近的互濟總會機關住處。他化裝成商人，穿著長袍馬褂，我幾乎都認不出來了。他告訴我，最近組織上決定成立互濟總會巡視團，他任書記，我作秘書長。巡視團的任務是到全國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蘇各縣。今后我的組織關系直接與他聯系。

由於受到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影響，互濟會變成了從事反對白色恐怖斗爭的一般赤色團體，不斷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1931 年初，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互濟會工作決議》，互濟會工作一度出現新氣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時隔不久，在“左”傾思想指導下，互濟會又把反對白色恐怖斗爭作為主要任務，一再號召會員去參加各種群眾斗爭，鼓動罷工罷課、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濟會各級組織再次遭到破壞。

1932年10月，鄧中夏臨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濟會。鄧中夏不顧過去在上海長年公開活動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處奔走，甚至公開出面召集會議演講，聯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面。在鄧中夏的正確領導下，我和互濟會的其他同志把營救被捕同志當成頭等大事。一方面積極與赤色國際互濟總會取得聯系，爭取國際援助﹔一方面四處奔走，為獄中難友聘請律師，爭取社會力量的支持，營救獲得成功。

那個時期，鄧中夏每周要來互濟總會機關聯系一次。他喜歡喝點酒，每次來我們就買一毛錢的花生，打幾兩酒，兩人邊談工作邊吃花生喝酒，倒也別有一番風味。我住的那個弄堂裡有很多妓女，當時人們叫“野雞”，每天晚上她們成群結隊地在馬路上拉客。鄧中夏很怕她們，每次晚上回家都要我送他出弄堂口，以免被“野雞”糾纏。

有一次他告訴我，現在黨內混進了特務，要我特別小心，不要隨便與別人接觸。

生死危機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黨機關工作的李仲雄來了，我警覺地注意到他后面不遠處跟著兩個人，憑多年地下工作經驗，我感覺李仲雄叛變了。於是，我一邊假裝與李仲雄搭話，一邊悄悄地把身上帶的幾張條子（上面寫著與鄧中夏聯絡的地點與暗號）捏得粉碎。可我萬萬沒有想到，不久，鄧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們被關押在同一間牢房。

那天，幾個國民黨憲兵押著一個人到我住的號子（牢房）來了，號子的粉牌上又加了一個名字：“施義即鄧中夏”。我看了大吃一驚！由於當時環境的殘酷，一連串的問題不能不在我心裡琢磨：“怎麼鄧中夏也被捕了？他是怎麼被捕的？身份暴露了沒有？如果他的情況全被敵人掌握，我還能隱瞞什麼呢？”

我細心地觀察著鄧中夏的表現。鄧中夏一進號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談話應答皆從容不迫。鄧中夏看見我也在這裡，以同樣態度打了招呼，並沒顯示出我們之間的特殊關系。我想要進一步了解他，於是湊到他身邊，小聲問道：“老大哥，你打算怎麼樣？”

鄧中夏樂呵呵地說：“打算上雨花台去！”

他又問我：“你知道羅登賢的情況嗎，他在哪裡？”

我回答： “ 他上雨花台了。”

鄧中夏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說：“啊！他先走了一步！”

鄧中夏這一系列表現，讓我得出結論——鄧中夏還是原來那個鄧中夏，他對黨的忠誠沒有變，他從進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在國民黨的牢房裡，獄友們有一個規矩，就是先進號子的人睡在床上，后來的睡在床下。如果關的人多了，最后來的隻能睡在馬桶邊了。鄧中夏進來那天，我們所在號子裡已經有七八個人，顯得很擠。為了表達對這位老首長、老大哥的敬重，我必須想個辦法讓他睡到床上去。於是，我小聲問鄧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沒有？還有什麼要隱瞞的？”

“已經暴露了，還隱瞞什麼？”

“那我就告訴全體犯人，讓你睡到床上去，那裡通風要好一些。”

“你講吧。”

於是，我提高嗓門，向大家招呼道：“各位，這位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的總政委鄧中夏。現在到了這裡，准備為黨、為人民獻出生命，我們應當照顧他，請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嗎？”

“好！歡迎，歡迎！”大家齊聲答應。剎那間，大家七手八腳，移動位置，把鄧中夏推到我身邊的高床上。

第二天，趁獄中放風時，早些時候入獄的陶鑄問我：“昨天進來的是鄧中夏吧？他的態度怎麼樣？”

我說： “ 他打算上雨花台。”

“是真的嗎？”

我說： “ 讓我再問問他吧。”

回到號子后，我對鄧中夏說：“老大哥，同志們都很關心你的政治態度呀。”

鄧中夏一聽，立刻從床上躍起，激動地說：“你告訴他們，我鄧中夏燒成灰也是共產黨的！”

鄧中夏這個響亮地回答，立刻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所有號子裡，大家聽了都非常欽佩。陶鑄提出倡議，要大家湊幾個錢買大肉面給鄧中夏吃，給他改善生活。那時，牢裡除了規定的牢飯外，還可以另外買大肉面吃。不到半天，各個號子傳來了好幾元錢，大家把錢交給我，由我來安排鄧中夏的生活。

鄧中夏也很領情，毫不客氣，我每次送來大肉面，他端起來就吃。隨時准備就義的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鄧中夏的最后時刻

入獄兩周之后，敵人正式提審鄧中夏。可是，不到半個小時，鄧中夏就回號子了。大家很詫異，我問道：“怎麼這樣快就結束了，他們審問你了嗎？”

他說：“問過了，我學給你聽聽吧。”他笑了笑，裝著法官的腔調表演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

“鄧中夏，又叫施義。”

“你是共產黨員嗎？”

“不錯，是共產黨員。”

“你在黨支部裡干什麼？”

“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政委。”

“還干過什麼？”

“夠了！夠槍斃了，還問什麼？”

“賀龍紅軍中和你同事的還有哪些人？”

“你明明知道我不會講，何必問我？”

鄧中夏哈哈一笑，拍著我的肩頭說：“就這樣五問五答，法官看再也問不出什麼來，便不問了，所以我很快就回來了。

敵人以為逮捕了鄧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擊共產黨。為了勸降鄧中夏，敵人派了曾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后叛變革命的余飛來挑撥。

余飛對鄧中夏說：“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

鄧中夏輕蔑地回答：“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你有什麼權利過問？一個患深度楊梅大瘡的人，有什麼資格嘲笑偶爾傷風感冒的人？”

國民黨不甘心，又派了一個所謂“理論家”來勸降。鄧中夏對他說：“假如你們認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與鄧中夏是有罪的。那麼，就請你們在南京舉行一次公開的審判，量你們的蔣委員長第一個就不敢這樣做。”

為了讓鄧中夏屈服，敵人對他使用了種種酷刑，均以失敗告終。

抱定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的鄧中夏，在獄中曾寫下了這樣的話：

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隻怕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中國人很重視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了個人升官發財而活，那樣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雖生猶死，真比鴻毛還輕。一個人能為了最大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隻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

鄧中夏恪守誓言。除了自己面對敵人時堅定勇敢，他要求獄友們也要講究斗爭策略，盡量不要暴露身份，不做無謂的犧牲。有一次，鄧中夏問了我被捕的經過之后，叮囑道：“你要力爭在南京解決問題，不要搞到漢口去。那裡叛徒多，一去就會暴露。”他還說：“一個被捕了的共產黨員要當烈士很容易，隻要說出自己的行為，慷慨就義就行了。一個黨員在監獄裡的任務，就是要盡量減少黨組織的損失，盡量打擊叛徒活動。”

在獄中，為了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打擊叛徒的出賣活動，我請鄧中夏公開講一講中國革命史，指出革命戰爭的前途。鄧中夏欣然允諾。經過一番准備后，他給大家講了兩個小時，讓獄友們更加堅定了革命到底的決心，連一些國民黨看守人員聽了都很受感動。

鄧中夏身份暴露后，由於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不肯就范，遂被定為死刑犯，轉移到了另一間牢房。在即將告別人生的時刻，他給黨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寫道：

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鄧中夏從容地穿好衣服，大聲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口號，大步走向刑場。

臨刑前，憲兵問：“你還有話說嗎？”

鄧中夏回答：“對你們當兵的人，我有一句話說，請你們睡到半夜三更時好好想一想，殺死了為工農謀福利的人，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

敵人害怕鄧中夏進行革命宣傳，命令立即開槍。就這樣，在雨花台下，鄧中夏英勇地獻出了生命，年僅39歲。

鄧中夏犧牲的消息，在兩天后傳入號子裡。那天早上，一個姓楊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訴我： “鄭先生，前兩天與你同號子的那位鄧先生，昨天清早槍斃了。好人啊，真是好人！”

聞知鄧中夏犧牲，我心裡像大海翻騰，很難平靜下來。當天晚上，我寫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詩：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熱血酬壯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在國共結成統一戰線的有利形勢下，黨組織將我營救出獄，然后安排我赴延安黨校學習。經中央組織部審查，並經陶鑄同志証明我在獄中沒有變節行為，我又重新開始為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