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中的紀律建設

　　在90年前，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以其獨特的歷史功勛，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意味著中國革命翻開了全新篇章。

　　南昌起義具有四大奪目的“亮點”：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創建了一支人民軍隊，走上了一條正確道路——井岡山革命道路，造就了一批杰出將帥。

　　透過南昌起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紀律建設的清晰脈絡。在這場偉大戰斗中，紀律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嚴守保密紀律是打響南昌起義的先決條件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慘遭失敗。在此危難之際，為挽救革命，7月24日，中央臨時常委會和共產國際代表分析了敵我形勢，均表示贊同在南昌舉行起義，並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為委員組成前敵委員會，組織和領導南昌起義。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精神品質，在周恩來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7月25日，周恩來從武漢動身去九江，臨行之前，他對鄧穎超同樣守口如瓶。鄧穎超后來回憶說：“周恩來直到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后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麼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麼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握手告別。”一直到8月初，鄧穎超在國民黨的報紙看到了南昌起義的消息，才得知周恩來去了南昌。周恩來、鄧穎超把沒有說的話埋藏在各自的心底，成為遵守紀律的模范標杆。

　　特殊的斗爭形勢，更需要把嚴守保密紀律放在首位。那時軍隊黨的組織是極秘密的，對於保証戰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體的安排，即便在臨近起義的前幾天仍保持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棟教學樓內的第11軍第24師師部，葉挺召集營以上軍官開會，“會場是臨時布置的，遠處有衛兵站崗警戒，閑人一個也不許進來，看來會議很機密”。與此同時，駐扎在子固路江西省聖公會的宏道中學和教堂內的第20軍指揮部，賀龍也召開了團長以上軍官會議。為防止泄露機密，會場高度戒備。而獲悉起義計劃后的團、營級軍官同樣做到嚴守機密。時任第24師72團3營營長的袁也烈曾這樣考慮：“在我們這個營的軍官中，副營長是國民黨員，連長、指導員中有3個國民黨員，排長中國民多於共產黨員。這些國民黨也雖然被認為是進步的，可能跟著共產黨走，但對國民黨軍作戰的堅決程度，尚待考驗。特別是因為他們有許多黃埔同學在對方，有意無意地送個消息是很可能的。為了嚴守軍事秘密，保証戰斗的勝利，我便親自去組織戰前的准備工作。”

　　命令是逐級下達的，“而連的干部一直到隊伍出發之前，才接到戰斗任務，得知今晚這一震天動地的行動，現在，大家隻剩下一件心事：計算什麼時候把任務傳達給排長和全體戰士”。而對於士兵，則在臨近起義打響時才宣布軍事行動，在此之前則未透露任何關於軍事行動的意圖。南昌起義時任第20軍教導團戰士的涂國林后來曾回憶說：“起義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們移駐小營盤。當晚睡下不久，上邊就來了通知，我們一個個耳傳著：‘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睡夢中被叫醒，奉命緊急集合。隊長宣布進入戰斗，任務是消滅附近敵軍。”而對於非作戰人員，很多人則是在戰斗打響之后才得知起義了，起義時在軍事參謀團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憶：“當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夢中，忽然聽到四面炮聲隆隆。直到天明，我們終於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們的軍隊已經起義了！’”

　　8月1日凌晨2點，起義各部隊按預先偵察好的道路、方向、目標，對沒有准備的敵軍進行突襲，敵軍不知所措，迅速瓦解。顯而易見，這與起義前黨出色的保密工作是分不開的。

　　聽黨指揮是南昌起義勝利的根本保証

　　南昌起義是中共中央根據時局的突變所決定的，起義全過程呈現了“聽黨指揮”的定勢與格局。以周恩來為書記的黨的前敵委員會，臨危受命，積極主動地負責組織和領導南昌起義，牢牢把握起義部隊的政治方向，成了起義軍堅強的領導核心。參加起義的軍隊，大多是在黨掌握和影響下的武裝力量。

　　起義軍主要軍事將領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堅決“聽黨指揮”。周恩來在征詢賀龍意見時，賀龍表示“甚為熱烈”，當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堅定地表示：“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起義前一天召開的營以上軍官會議上，賀龍說：“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起革命的旗幟，願跟我走的，我們一起革命，不願跟我走的，可以離開部隊。我們今后要聽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服從共產黨的命令。”在整個起義過程中，以總指揮賀龍為代表的在黨影響下的進步武裝力量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始終聽從黨的指揮，牢牢團結在黨的前委的周圍。賀龍、郭沫若在南下廣東抵達瑞金時，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都是在最危險的時候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這邊。以前委為代表的黨的領導，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是南昌起義取勝的根本原因。

　　嚴明紀律是南昌起義軍南征廣東的有力保障

　　一支軍隊的綱領和宣言就是一面旗幟。南昌起義發布的系列文告，不僅讓全體官兵明白此次革命的偉大意義及光明前景，極大鼓舞了士氣，也要求全體官兵共同接受黨紀軍紀的約束。如《兼代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告全體官兵書》就昭告世人：“我們既然明白我們是為自己革命，為自己犧牲，我們對於民眾尤其是對於一般貧苦工農大眾，應加以保護，反對拉夫，對於商民也應該切實保護，不應該強行買賣。”《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示》宣告：“對於民眾團體，保護十分嚴謹。對於商界同胞，買賣尤屬公平。士兵如有騷擾，准其捆送來營。本軍紀律森嚴，重懲決不姑徇。”

　　8月18日，起義軍到達廣昌。當晚全軍召開大會。賀龍簡短總結了十多天的行軍情況，然后嚴厲地說：“老百姓有反映，很多士兵到池塘裡洗澡、摸魚，這是很不好的！”一些士兵聽了很不安。“還有些官兵，自己不願意扛槍，就抓夫，讓別人挑槍！”“從現在起，不准下老百姓的池塘洗澡、摸魚，不准抓挑夫，行軍鍋一律自己背上。我們是干革命的軍隊，不能像國民黨反革命軍隊那樣，不替老百姓著想。同時打掃宿營地。燒水、煮飯一律在外面，這有點麻煩，要革命，就不要怕麻煩。”大家都在議論著，感覺說得挺新鮮。

　　而身為副軍長的朱德嚴格要求自己，過著同士兵一樣的簡朴生活，和士兵一樣吃大鍋飯，一樣穿灰色粗布軍裝。行軍時，他有馬不騎，和士兵一樣肩上扛著步槍，背著背包，有時還攙扶著傷病員。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著大家。惲代英有坐騎，但他不騎，讓給傷病員騎，一直堅持步行。

　　8月下旬起義軍到達江西瑞金后，前委專門召開會議，分析了革命形勢及部隊思想狀況，印發了《兼代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告全體官兵書》，重申起義軍的嚴明紀律和保護商人的政策。

　　整頓紀律是鞏固起義軍余部、保存革命火種的必要舉措

　　1927年9月，起義軍主力潮汕失利后，一部分主力進入海陸豐地區，另一部分主力由起義軍第9軍副軍長朱德率領第25師和第9軍教導團，血戰三河壩，轉戰粵閩贛邊區。起義部隊不時遭到地主武裝、反動民團的襲擾。加上缺吃少穿，疾病流行，軍官思想混亂，士兵紀律鬆懈，部隊嚴重減員。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部隊將難以經受住考驗，如何保存革命火種成為現實考驗。

　　10月23日，起義部隊進入信豐新田圩后，朱德在信豐的新田大屋下，主持召開了排以上軍官會議，研究整頓部隊紀律，成立沒收委員會，開展打土豪活動，解決部隊給養問題，史稱“信豐整紀”。10月25日，針對部隊進入信豐縣城后，仍有少數人進飯館大吃大喝不給錢，還有的士兵跑進布店把布搶到街上等紀律渙散、騷擾百姓的情況，朱德、陳毅當機立斷，把部隊帶離縣城，在信豐西牛源和丫叉橋的一個山坳裡，召開全體軍人大會，決定整頓部隊紀律。會上，陳毅滿臉憤怒地說：“我們是革命的隊伍，是人民的武裝，我們的政策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可是，在我們隊伍裡，有人竟敢無視軍紀，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搶劫當鋪。這哪裡是革命戰士，簡直就像土匪一樣！我們要執行嚴肅的革命紀律！”接著，陳毅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不是軍閥部隊，也不是國民黨的部隊。我們要有鐵一般的紀律，有了這樣的紀律，人民才會擁護我們，革命才能勝利。否則，我們一刻也難以生存。”

　　朱德的發言誠懇而嚴肅，他說，“我隻講一點，革命離不開紀律。革命紀律是鐵面無私的，如果我朱德違反了紀律，大家同樣可以拿我問罪。革命軍隊的紀律是鐵的紀律，任何人違反紀律都要受處罰！”這時，會場上響起了一陣熱烈掌聲。會后，帶頭哄搶的3名嚴重違紀分子遭到嚴厲懲處，違紀品收集后則由中共信豐特區委派人送歸原主。至此，這次違紀事件得到了圓滿處理。在困難重重、前途迷茫的緊要關頭，“信豐整紀”為部隊指明了斗爭方向，樹立了革命信心，部隊組織紀律得到進一步加強，政治素質得到提高。

　　正是由於加強了紀律建設，革命才一次次化險為夷，煥發出無窮生機。1928年4月，朱德發動湘南起義后，率部與毛澤東在井岡山實現歷史性的會師，拉開了中國革命嶄新序幕。

　　回顧南昌起義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人民軍隊由弱小到強大、從苦難到輝煌，一個重要法寶就是不斷加強紀律建設，靠嚴明的紀律和規矩統一意志、規范行動、凝聚力量。紀念歷史，是為了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無論何時，我們都不能放鬆更不能放棄紀律建設。嚴明黨的紀律，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根本前提和可靠保証。（戴和杰 何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