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勞動者——懷念新四軍老戰士柳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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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柳德珍，1922年6月出生於江蘇吳江，1942年參加抗日干革命，194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后，柳德珍長期擔任領導抓事業，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曾任蘇州市婦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蘇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務。2017年2月27日在蘇州逝世。近日，江蘇省委黨史工辦退休干部俞黑子、蘇州新四軍研究會的沈偉東和柳德珍同志的兒子、女兒一起回憶起柳德珍生前的點滴事跡，描述了一位新四軍老戰士普通卻並不平凡的人生。

孟謙：沈偉東大哥原來曾在蘇州市委辦公室工作，現在新四軍研究會負責編輯《烽火歲月》會刊，他對我爸爸媽媽也都很早就熟悉了。媽媽去世后，沈大哥幾次要我寫一點關於我媽媽的文字，我不假思索就應承了。我和媽媽朝夕相處60余年，吃在一桌，住在相鄰，隻要她沒到外地去，幾乎天天見面。隨便寫寫也應該很豐富了。但真的拿起筆來，卻沒詞了。想來想去還是沒寫成。媽媽對我來說，她就是個普通的媽媽，整天忙忙碌碌、緊緊張張，不是工作就是學習，連她的穿著打扮，坐臥行止，都和隔壁的阿姨們沒什麼兩樣，走到大街上，和蘇州弄堂裡的阿姨們也沒什麼兩樣。這次正好黑子大哥來蘇州訪友，我把沈大哥也請過來坐坐，想請教一下這個任務如何完成。

沈偉東：說不上是任務，一九七幾年“文革”后期，孟謙的爸爸李浩禮同志擔任市委讀書班的負責人，我是那個班的秘書，從那個時候我就和老李、柳大姐熟悉了。有一段時間，我常常到他們家去，是他們的老部下，要說認識，那就更早了。后來到新四軍研究會編雜志，也經常來看望柳大姐。他們這樣的老新四軍戰士，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財富。

孟群：我哥的難處我特別能理解。我80年代嫁到南京去了，沒有哥哥和媽媽相處時間長。我對媽媽的印象也是這樣，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當然那一輩人有他們的壯烈、他們的光榮，她十七八歲就參加了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20歲就闖過日本鬼子的重重封鎖，投身於蘇中抗日斗爭中，歷經艱險。但是她從來沒有和我們說起過，我還是在“文革”中到上海姑姑家裡去避難及嫁到南京去后，聽前輩們說起的。

俞黑子：柳德珍阿姨給我的印象也是如此，我還是1974年從北大荒回南方探親，拜訪過她。那時她已經從被批斗中解脫出來，擔任蘇州平江區革委會的副主任。處境改善了，但家裡居住條件沒有改善，一家五口人住在兩間小房子裡，幾乎轉不開身來，好像是“文革”初被掃地出門時的“牛棚”。這次再來看看，現在住的這個房子是上個世紀70年代機關宿舍的套型，也就七十幾個平方吧，沒怎麼裝修，比一些普通的機關干部都不如。蘇州是全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像柳阿姨這樣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擔任過市人大副主任的老人也是數得過來的。她不是沒有改善住房條件的機會，但都放棄了。她從來就沒有想過搬家，她願意住這樣老舊的干部宿舍，和普通的機關干部住在一起。

孟謙：說到醫療待遇，前年住院時，媽媽大概意識到年事已高，特意一再關照我：如果病危了，就要向組織上和醫院主動提出來，放棄搶救，不要再佔用醫療資源。我一個做兒子的，怎麼也張不開口，結果是她自己去說的。

俞黑子：我在記錄拍攝老一輩先賢的資料時，曾多次記錄過他們的彌留狀態，許多老人都有這個要求。例如黃克誠大將。黃老說：我現在不能再為人民做什麼工作了，生命已經沒什麼價值了，就不要再浪費醫療資源了。這些藥品給更需要的同志吧。他拒絕治療，甚至清醒的時候拔掉輸液的管子。審片負責人一面流著眼淚一面說：這一段還是不要播出吧，太慘了、太令人心痛了……老一輩的價值觀和生死觀是統一的，對人民有利，就有價值，不能做貢獻了，就沒有價值了。

孟謙：名利呀、得失待遇呀，媽媽好像從來不當回事。蘇州是“文革”的重災區，造反派鬧得很凶的。媽媽1966年冬被隔離審查，有一段時間我們都不知道她被關到哪裡去了，可以想見媽媽是吃了不少苦的，可她從來沒有說起過。1970年年初到蘇州手套廠，后又到襪廠做支部書記。她20多年前在抗日根據地就做支部書記了，20多年后又做了回去。她一句怨言都沒有，隻對我們兒女說了一句：你們媽媽又有工作做了，就認認真真上班去了。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我從事業單位被調到企業單位，很快就下崗了，就一直靠做零工生活，養老金隻好自己交，一直到退休。

沈偉東：那個時候柳老是我們的市級領導，再說她在蘇州工作幾十年，老上級老部下多得很，安排個工作崗位應該還是容易的。但她從來沒有向誰開這個口。作為領導干部，她當然知道下崗對兒子的生活將意味著什麼。回過頭來想想，如果她願意過問一下，下崗這件事也就不會發生了。

孟謙：媽媽就這麼默默地看著我干這干那，算是自由職業吧。媽媽到了晚年才對我說，當時她是可以過問這事的，隻因為我是她的兒子，她不能用權為兒子說話。她就這麼默默地看著我干這干那，也許她認為靠自己的勞動吃飯，這就是很好的事兒。

俞黑子：“不能用權為兒子說話”，一句朴實的話，說出了共產黨人權力觀的精髓。權力是人民的，權力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不能用於服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即使家庭的成員受了委屈，也決不公權私用。我因為工作關系，接觸過許多老紅軍、抗戰老戰士等開國功臣的孩子。他們固然有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有經商的，但也有為數不少像孟謙這樣過著普通退休市民生活的，同樣是我們應該敬重的。因為敬重他們，就是敬重老一輩對信念的堅持。

孟謙：媽媽從來就要求我們兄妹做普通的人，要誠實勤勞，凡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她對我們兄妹從小就很嚴格。記得我上小學時，一次生病住在第二人民醫院小兒科病房。我喜歡玩噴水槍，看到醫院裡有個大號醫用針筒，就帶回了家。媽媽一發現，就厲聲責令我把針筒歸還給醫院。媽媽親自送我到醫院門口，要我獨自到小兒科病房歸還針筒，並認錯檢查。這件事在我的記憶中是終身難忘的，太深刻了。

俞黑子：柳阿姨出身在一個封建官僚的大家族，青少年的時期就對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深惡痛絕，這也是促使她離開家庭投奔革命的因素之一，艱苦朴素、干革命工作、過普通百姓的生活成為她的堅持。堅持了一輩子，不容易。

孟群：其實我們也沒有看出來她在堅持什麼，就這麼平平淡淡的過日子唄。她不像有些文學作品中的馬克思主義老太太，滿口的大道理。在家裡，從小到大，就沒聽她對我們說什麼大道理。我哥哥參加工作了，她說了一句：好好工作。我考上醫學院了，她說了一句：好好讀書。我出嫁了，她也就感嘆一句：以后離家就遠了……

孟謙：1960年代初，我的兩個姑姑先后從上海去支援內地建設，一個全家去了陝西，一個去了江西。本來上海人去“支內”，被認為很光榮的事情。無奈在陝西的姑父身體本來就不好，那年又鬧飢荒，生活艱苦，有了病也沒處看，姑父重病回到上海，已經無法醫治，很快就逝世了。我媽詳細了解了兩個姑姑的情況，發現都差不多，不僅艱苦，身體比較弱，沒條件看病。媽媽立刻行動，不管三七二十一，陸續接姑姑們到蘇州來，該吃飯的吃飯，該看病的看病。我那時小，隻見她天天忙裡忙外，旋風般地進進出出，為了姑姑們，好像把我們忘了。那可是一個出門三步就得票証的年代，不說別的票，一下多了幾張嘴要吃飯，光糧票就能把人愁死，於是家裡兩稀一干就變成了頓頓稀飯，有幾個芋頭吃就很開心了。我后來看長輩們的回憶錄，當時連地委書記都餓得浮腫了，真不知媽媽是怎麼帶我們老老小小渡過難關的。這個情況，一直到形勢好轉了，姑姑們在蘇州從臨時工做起，逐步安頓了下來。

沈偉東：記得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有段時間裡，我幾乎每天要到柳大姐家。那時孟謙的二姑姑還住在那裡，我們的話題常常會涉及到二姑姑。柳大姐對她很關心，生活上也很照顧。孟謙的爸爸去世后，她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她，使她生活得很安適。當時，柳大姐的一個弟弟，是她帶出去走上革命道路的，“文革”中受到了部隊錯誤處理，他的一家也經常出入在柳大姐家。本來住房就擁擠的柳大姐家，就顯得更是緊張了。她和她的一家人，無言無怨，默默地克服。

孟群：我哥那時小，我更小，啥也不懂。后來出嫁了，公公有一段時間在省裡負責平反冤假錯案，天天來訴說冤情的人絡繹不絕。我才想到，那個年代，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親不親，線上分”，多少家庭大義滅親、反目成仇。缺吃少穿的困難還是其次，主要是政治罪名千斤重。我姑姑和我爸爸是同父異母的，家庭成分在當時當然是“有問題”的，也是一個大家族。我爸爸媽媽當年都是背叛家庭出來參加革命的，抗日救國，義無反顧，認准了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對剝削階級決裂得很徹底。但是對家族中的成員，像姑姑舅舅他們，有了難以解決的困難，毫不猶豫地出手相助，敢於擔當的親情，這是我最佩服我媽的。不僅有仗劍天涯的壯志，也有扶危解困的柔情。

很快就到了“文革”時期，從一開始我們家被沖擊時，兩個姑姑就非常關心我們，照顧我們。父母被關起來的那兩年，他們又設法把我送到上海去，我才十二三歲，可能他們覺得我是個女孩子吧，怕我吃虧。他們的家庭在上海也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但他們盡所能地照顧我，蘇州的武斗全國有名，但我在上海長輩們的照顧下卻無憂無慮地生活，甚至有點沒心沒肺。很慶幸在我青春期開始時沒有留下“文革”的傷痕，也很感激姑姑們和他們的家庭對我的照顧。

沈偉東：“文革”是非常殘酷的，柳大姐夫妻兩人都受到沖擊。那時我在蘇州報社工作，一次前往在黨校舉辦的市級機關干部學習班採訪，看到柳大姐與幾位同樣受審查批判的當權派正在打掃廁所，其中還有我的老領導、市人事局副局長黃建華，當時感到很尷尬。他們在黨校哪裡是在學習呀！每天就是寫檢查、揭發和無休止地接受批判，空閑下來則被責令打掃衛生。好容易“解放”了，才被分配到企業工作。到了1975年8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前夕，我和孟謙的爸爸在市委讀書班工作，為解決辦班地址，我隨老李幾次到有關部門聯系，遇到幾個造反起家的負責人，對我們態度冷淡，搪塞敷衍。性格內向的老李，我看他的神色顯得黯然而氣憤。此后，老李聞聽到了政治形勢又將出現反復的信息，一時間擔心和憂慮充塞於他的心間，終於憤然離開了我們。老李的去世，身體已是非常虛弱的柳大姐，受到了重重打擊，整天臥床不起。當時市委的某位負責人，還做出了諸如不准送花圈、不開追悼會等種種規定。許多有正義感的同志，未予理睬這些規定，照樣送花圈，去火化場與老李遺體告別。老李的突然離世，一家人頓時陷入了無限悲痛之中。對柳大姐來說，她頂著很大的政治壓力，卻很堅強，與錯誤的規定作堅決的斗爭。

俞黑子：我1974年去拜訪柳阿姨那次，是俞崇正阿姨帶我去的。柳阿姨問了問我在北大荒的經歷，很快就開始和我討論起對時局的看法。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呢，柳阿姨和俞崇正阿姨便開始一件一件事地數落起江青和張春橋來。柳阿姨越說越生氣，氣得站了起來，臉漲紅了。我印象特別深。俞崇正阿姨是看著我長大的，自然不把我當外人，柳阿姨卻是第一次見面，也毫無保留地斥責江青等的惡行，在高壓的政治氣候下，對我的教育很深刻。他們當年投身革命的大無畏精神，無論在多麼復雜的環境中都是一以貫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興起的思想解放大潮，老一輩的他們是啟蒙者。給我的另一個印象是：在事關國家興亡、人民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柳阿姨原則性很強，是隨時可以拍案而起，投入戰斗的。

孟謙：媽媽離休后，除了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和公益活動，在家的時間多了。我想她辛苦了一輩子，終於可以享享清福了，在家讀讀書，看看新聞，和孩子們一起玩玩，從此頤養天年了。

沈偉東：柳大姐離休進入2000年后，身體每況愈下，加上數次摔跟頭，行走已是困難了。可她對新四軍研究會的工作，依然那樣牽挂和熱心。記得2012年春，會長會議組成人員要去相城區，參觀陽澄湖地區抗日斗爭史跡陳列館，在我征求她意見時，她說這個陳列館我是要去參觀的。她骨折剛治愈不久，走路不穩，但她堅持與大家一起參觀。在我負責編輯會刊《烽火歲月》期間，她克服了記憶和撰寫的困難，總是親自握筆撰寫，到街頭的打字店打印后，囑我去取。其中回憶1942年在泰縣、如西縣參政會工作情況的《難忘的經歷深刻的教育》一稿，刊登在2009年的《烽火歲月》會刊上。在研究會交會費的幾年裡，每位每年一般繳10至20元，可柳大姐每次總要繳200元。她是想多交一點會費，也作為對新四軍研究會工作的一點支持吧。

孟謙：媽媽90歲生日剛過后不久，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要立遺囑。我想這個家裡除了一大堆書外，也沒啥，干嘛這麼認真呢，立不立遺囑也沒啥區別。沒想到她老人家立遺囑並不是想到什麼財產，是要捐獻自己的遺體。之前，她已將外婆、父親的骨灰撒了，說死了的人不要與活人爭地皮。她已經打聽清楚了，這件事沒有子女的配合是辦不成的，所以要很嚴肅地征求我的同意，我因為長期和媽媽生活在一起，對她的心意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表態說我同意，陪她去辦了相關手續。

孟群：這件事上我是有點想法的，但是媽媽那麼堅持，我也就同意了。

孟謙：媽媽過了90高壽，老小老小，是有點返老還童了。有時就像個小孩子。相關手續已經辦了，她還總是問：這件事最后能不能落實呢……總在叨叨這事。我說：手續都辦過了，還有什麼不放心呢。她沉默了，過沒幾天，她又嘮叨，還是不放心。怎樣做才能讓她放心呢？這倒成為我一段時間裡的大心事。終於有一天媽媽對我說：其實你也可以去辦遺體捐贈的手續的……我豁然開朗了。我那時還沒想過自己的這個事情，再說了，和爸爸媽媽一生的精彩相比，我的一生過於平淡，身后事怎麼處理都無所謂啦。我也未有多少思索，就痛快地響應媽媽的提議，媽媽聽了感到放心和欣慰。果然，我去辦了自己的遺體捐贈手續后，媽媽再不為她捐遺的事操心了。現在，媽媽已經逝去，我一想起將來的某一天，我的名字將和媽媽的名字刻在同一塊石碑上，像她生前一樣，受到她的呵護，也守護在她的身邊，心裡涌出的不僅僅是養育的親情和溫情……

俞黑子：有時間我一定去拜謁那塊石碑，不僅是去看望柳阿姨，也要去看望石碑上那些和柳阿姨在一起的奉獻出自己全部身心的普通而偉大的靈魂。

（孟謙 孟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