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一個新世界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革命聖地西柏坡同縣鄉村干部和群眾座談時鄭重表示：“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在“趕考”路上攻克一道道難關、取得一個個勝利，邁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領導十三億多人的社會主義大國，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趕考路上，如何依靠不斷學習來提高執政本領？本版為此特別策劃《“趕考”，遠未結束》，共三期稿件，呈現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通過加強學習、增強本領，應對復雜局面的做法和經驗，為黨員干部提高執政本領提供參考。

全國革命勝利后，我們黨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早在1949年初，黨中央和毛澤東就高瞻遠矚，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科學分析和准確判斷。黨中央認為，隨著全國革命的勝利，黨的工作重心要由農村轉移到城市，黨的主要任務要由領導武裝斗爭、奪取全國政權，轉變為全面管理和領導建設新國家。關於這一主要任務，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簡而言之，全國革命勝利后，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全國人民建設一個新中國。當然，這只是一個總的概括，具體到不同的階段，隨著實踐的推進，黨面臨的具體工作任務和重點又有所區別。

而當時黨的自身情況又如何呢？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有一半以上干部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不少干部“不怕槍，不怕炮，就怕寫報告”﹔而且隨著黨成為在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驕傲自滿、功臣自居、貪圖享樂等情緒滋長，官僚主義、經驗主義、事務主義等現象不同程度存在。這些情況與黨要領導人民建設一個新中國的艱巨任務顯然是不匹配的。

該怎麼辦？隻能老老實實學習，勤於善於學習，以盡快提高黨員干部的理論和知識水平，增強治國理政本領。正如毛澤東所說：“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歸納起來，從新中國成立前后到20世紀60年代初，全黨共進行了三次大規模學習活動。

通過大規模的理論和知識學習，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保障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面臨著異常復雜的形勢和艱巨任務。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工廠倒閉，農業減產，物價飛漲，由此導致一些地方出現社會動蕩。一時間，經濟上的困難局面，與中國共產黨在軍事、政治上取得的巨大勝利，形成強烈對比。有些人對共產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懷疑和否定，有的人甚至斷言“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與此同時，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採取了不承認和封鎖禁運政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更是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如何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盡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維持並鞏固新生政權，就成為黨的首要工作任務。

黨中央見事早、行動快。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就向全黨發出號召，要為建設新中國而學習，立即著手開展各項建設事業。為此，會議還專門列出了干部必讀的《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聯共（布）黨史》等馬列主義著作12本。毛澤東在會上特別強調：面臨新的任務和考驗，全黨必須努力和善於學習，“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再次強調：“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

新中國成立后，黨把干部學習作為治國理政的一個基本方針和施政綱領擺在突出位置，建立並形成了包括專門干部學校、普通高等學校、軍事院校、少數民族干部院校以及各級黨校在內的干部學習機構網，頒布和實施了《關於健全各級宣傳機構和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等一系列加強干部學習的文件，要求全黨全軍有系統地學習理論和文化知識，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文化程度，以克服把搞武裝斗爭的經驗直接照搬到搞經濟工作中的經驗主義傾向，以及“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事務主義傾向以至功臣思想蛻化思想”。在這次學習熱潮中，毛澤東把他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講課提綱修改補充成為一篇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實踐論》，並發表在1950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上，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促進了學習活動的深入。

通過大規模的理論和知識學習，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和文化程度得到明顯提高，經濟管理和領導能力得到增強，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保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都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恢復國民經濟的目標順利實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政權得到鞏固。中國共產黨以實際行動和鐵的事實有力回擊了“共產黨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的嘲諷。鄧小平后來高度評價說：“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重新學習。那一次我們學得不壞，進城以后，很快恢復了經濟。”

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

在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完成后，黨的主要任務轉變為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同時推動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是在經濟文化落后、一窮二白的條件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毛澤東曾概括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

要盡快改變這種局面，就要虛心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隻能是結合中國的實際需要，去學習、借鑒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1952年8月，周恩來、陳雲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帶著我國“一五”計劃輪廓草案赴蘇聯取經。毛澤東后來說：“蘇聯政府根據它30多年來的偉大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對於我國五年計劃任務提出了各項原則的和具體的建議。這些建議將幫助我們在中國經濟建設過程中盡可能地避免許多錯誤和少走許多彎路。”1952年底，黨中央提出了以“一化三改造”為核心內容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著重講了向蘇聯學習的問題：“我們要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來，不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切我們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斯大林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指示》《關於1953—1954年干部理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黨干部理論學習的高級組和中級組在一年半時間內，學習“聯共（布）黨史”和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部分著作。

學習借鑒蘇聯經驗，是為了提高我們自己的本領，培養大批建設人才，建設一個新中國。1953年，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談到“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時著重指出：“現在，我們國家最需要的是建設人才”，“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是我們現在最中心的問題。”同年12月，中央宣傳部印發《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號召全黨學習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政策，提高業務、文化水平。1955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強調學習理論和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國防，並且要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新時期。適合這種新情況鑽進去，成為內行，這是我們的任務。他特別強調兩方面的學習：一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把思想和工作方法搞對頭。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二是真正學懂經濟建設的專業知識，成為工業化和經濟建設的專家。

關於這次大規模學習，毛澤東后來總結說：我們是“在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和最新技術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強大的重工業”，“這對於中國工業化，使中國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學習、再學習，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雖然經過此前幾次大的學習活動，此時黨員干部的理論和知識水平得到提高，黨和國家建設取得顯著成績，但是要解答好在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業大國領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嶄新課題，黨員干部已有的理論和知識水平是遠遠不夠的。同時，1956年初召開的蘇共二十大集中暴露出蘇共執政和領導國家建設過程中的嚴重弊端，該如何“以蘇為戒”，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成為黨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為此，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還是堅持從加強學習、提高本領入手來解決問題。

一是系統闡述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執政黨后加強學習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集中體現在中共八大期間中央領導人的系列論述中。比如，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必須學習、再學習。劉少奇說：新的條件和任務“要求我們的干部和黨員進行艱苦的學習來學會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們學習得愈多，就會領導得愈好”。鄧小平認為，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要應對這些考驗就必須加強學習。可以看出，黨中央領導集體在學習的問題上有著深刻共識：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要避免栽跟頭，就需要加強學習，從實踐中總結經驗，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克服盲目性。

二是提出要善於向外國學習，反對盲目排外和照搬照抄。針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存在的單純學習蘇聯、把蘇聯經驗教條化的偏向，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鄭重提出要善於向外國學習。他指出：“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向外國學習不是隻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是要向所有國家的長處學習﹔學習外國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應該以我為主，通過學習外國的長處，來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民族風格的東西。

三是發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要求全黨努力學習現代先進科學技術。1956年1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1957年春，他進一步指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1958年初，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時，毛澤東提出，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同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技術革命進軍》的社論，提出全黨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須轉移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上來。

四是及時糾正“左”的偏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深刻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並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由於主客觀多種原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開始不久，就發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曲折。黨中央和毛澤東及時發現了其中存在的“左”的偏向並進行了許多糾“左”的努力。面對失誤和困難，毛澤東多次號召通過學習來認識問題、糾正錯誤、解決困難。他多次說：革命事業是不容易的，是科學，經濟建設也是科學，因此，“要老老實實學習。如果粗心大意、調皮、充好漢，一定會跌跤子的”。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曾六次倡導領導干部學習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要結合學習蘇聯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成績與問題，研究和總結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為此，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還分別親自組織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小組。之后，1961年9月，中央作出《關於輪訓干部的決定》，決定對各級領導干部普遍進行一次輪訓和學習，以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

五是注意向群眾和實踐學習，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關於向群眾和實踐學習的重要性，毛澤東指出，真正的知識不是在機關裡，而是在工廠、農村和學校裡，沒有基層生動的原材料，是“造”不出正確政策來的﹔結合我們的事業和當前工作來研究政治經濟學，“比平素我們離開實際專門看書要好得多”。為此，從1958年2月到1959年2月的一年中，中央三次印發文件，要求每年都要組織干部到農村、工廠參加體力勞動，了解生產一線和基層群眾的實際情況。1960年底至1961年初，毛澤東先后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央將1961年定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隨后，毛澤東組織調查組先后到浙江、湖南、廣東等省進行調查，發現了農村人民公社中存在許多問題，為此后主持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的錯誤提供了依據。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也都身體力行，深入各地進行實際調查研究，為此后七千人大會糾“左”作了准備。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雖然遭遇了嚴重挫折和經濟困難局面，卻依然取得了很大的建設成就。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期間發展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全黨持續不懈地探索和學習。（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