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出席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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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希望真正的共產黨員能為人民的事業立德、立功、立言。他說：“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作為三中全會的“前奏”，中央工作會議於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歷時36天。雖然，它們是兩個會議，但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作了充分的准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任務，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方案。可見，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

當時，胡耀邦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中央黨校副校長，出席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他不僅參與了會議的組織籌備工作，參與了鄧小平重要講話的起草工作，還是西北組的召集人之一。雖然他在分組會上的發言隻有三次，話也並不長，但每一次發言的內容都很重要，都很精彩。

一、參與會議的組織籌備工作

在會議籌備期間，胡耀邦為確定會議參加者名單，向中央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議。鑒於此時不少老一輩革命家已恢復工作，重新擔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區市的領導職務，他向中央建議會議可以開的大些。這個意見得到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支持，決定通知各省區市和各大軍區及中央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參加。此外，胡耀邦還建議思想理論、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部門的人參會，也受到中央肯定。這些建議，使得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在與會人員的組成上，也前幾次的中央工作會議有很大的不同。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胡耀邦做了較為充分的准備。他讓中央組織部加緊寫出了薄一波等“六十一案”的調查報告，整理了已經著手復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錯案，其中包括彭德懷案﹔讓中央黨校寫出了康生問題的材料。他把這些材料帶到了中央工作會議，報送給中央常委，也分送給出席會議的陳雲等人。這些材料，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二、西北組的四個召集人之一

11月10日下午4時，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舉行了開幕式。華國鋒首先宣布會議的議題是：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接著，他說：“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指引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工作重點轉移問題，是鄧小平1978年9月在東北考察中提出的。對於這個問題，與會者是擁護的。但是，以什麼作為指導思想實現工作重點轉移，華國鋒與老一輩革命家產生了分歧。

華國鋒主張在不糾正“左”的指導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不平凡冤假錯案的情況下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很顯然，這是矛盾的。因為這一關系全局的“工作重點轉移”，所涉及的首要問題，決不僅僅是三個具體工作議題，而是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即在什麼樣的指導思想下，用什麼樣的方針和政策來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

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主張把工作重點轉移與糾正黨內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解決“左”傾錯誤后果結合起來。用陳雲的話說：不如此，就不能真正地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這一正確主張，在會下的議論中彼此傳播著，並隨之在分組討論中很快以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參會者按照地區分成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個大組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胡耀邦參加西北組，這個組有35人，召集人是汪鋒、霍士廉、胡耀邦和肖華。

與會者除了出席4次大會外，其余時間就都在自己的分組會議上。每個大組都編發討論簡報，刊登會議代表的討論發言情況，供與會代表參閱。

三、響應陳雲意見，圍繞歷史遺留問題發言

開幕式后，從11月11日起，各組開始討論。最初一兩天，幾乎所有發言人都按照華國鋒講話中提出的要求，對工作著重點轉移問題表了態。

當時出席會議的許多人（也包括胡耀邦在內）的看法是，從整個工作的發展階段來看，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是必要的，因此擁護這個提法。但是，與會者又注意到揭批和清查“四人幫”還存在大量遺留問題：天安門事件還沒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許多錯誤觀點和理論也還沒有澄清﹔許多重大冤假錯案還沒有平反。華國鋒在講話中雖然也說“要對運動中這些來不及處理完畢的問題繼續進行細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決”，也提到系統地批判林彪、“四人幫”要用更長的時間來進行，但是他說得太抽象了，必須解決的問題在講話中都回避了，份量也太輕了。因此出席會議的人們聽了華國鋒的講話后，一方面表示擁護，另一方面表示不能滿意。

這樣，與會者的發言開始突破會議的原有議題。

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響力。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即從明年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接著，他指出：“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大事。干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顧慮是什麼呢？主要是中央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錯案，還沒有作出相關的平反決定。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影響黨內外的安定團結，影響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陳雲指出：“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

陳雲在發言中參考胡耀邦提供的材料列舉了六個問題：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案。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錯誤定為叛徒問題。三、陶鑄同志、王鶴壽同志等人的問題。四、彭德懷的問題。五、關於天安門事件。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的錯誤。

陳雲的話剛一講完，會場裡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等掌聲停下來，陳雲說，我的發言希望大會能給發個簡報，不知小組的同志是否同意。東北組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當天，會議秘書組就印發了登載陳雲發言的簡報。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刊登后，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得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熱烈響應。華北組的康克清、西北組的王任重、華東組的萬裡、中南組的鄧華等紛紛發言，表示贊同。

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組的發言，也持類似的看法。他指出：“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理解，是工作方針的新部署，是領導方法的大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波浪式前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波峰已平，再提出新任務。否則，就會產生鬆勁、驕傲情緒。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取得了偉大勝利，波峰已過。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工作著重點的轉移，這就能動員全國人民，放開手腳，集中主要力量，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個總目標面奮斗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又是一個根本的轉折。它必將對全黨、全國、全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同時，胡耀邦也指出，著重點轉移不等於揭批“四人幫”的工作已經完成，大是大非問題必須徹底解決。他說：“這些大是大非的解決，關系到安定團結，關系到實事求是的作風。關系到教育子孫后代，關系到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赫魯曉夫的歷史教訓，我們一定要吸取。”

胡耀邦在發言中著重講了干部平反昭雪、落實政策問題。他說，我們用了1700萬脫產干部，在歷次運動中有17％受到“審查”，人數達200萬﹔下面還有不脫產的基層干部被審查，也有200萬。對受到冤屈的人應按照徹底唯物主義的精神，有錯必改，翻案。否則，危害安定團結的因素消除不了，著重點的轉移也難以順利。他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身份說，這件事情要在1979年慶祝建國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風吹”。他主張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王鶴壽問題等平反昭雪。

在這次發言中，胡耀邦也談到了康生問題，講得很尖銳。他指出：“康生的問題，我對他的歷史情況不了解。他在1942年搶救運動中，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從不作一句自我批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據中央黨校統計，被他點名戴上叛徒、國特、死不悔改走資派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未定性’裡面。在這方面，他超過了林彪、陳伯達。他指使南開大學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六十一個叛徒’也是他點的名。”他認為，“四人幫”應該改稱“五人幫”，康生是“五人幫”的第一名。

胡耀邦這次發言不僅“就事論事”，而且提出一個深層次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要總結一下。”他要大家思考為什麼林彪、“四人幫”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訓是什麼問題?他認為黨內生活不正常，存在“黨內有黨，法外有法”的現象。他介紹鄧小平說的一句話：黨內要有一大批敢於思考問題、敢於說話、敢於處理問題的干部。他主張要揭露黨的生活中的矛盾。

后來，胡耀邦又講了中央專案組的事情，介紹了當時中央專案組的龐大機構，什麼專案組管哪一類人等。胡耀邦說，有兩個組在搞彭、羅、陸、楊，兩個組在搞“公檢法”，一個組在搞六十一人案件，一個組在搞“總政閻王殿”，一個組在搞“二月逆流”。同時在林彪、“四人幫”的事情出來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兩個組在審查“四人幫”的問題，六個組在審查康生的問題，三個組在審查謝富治的問題。他對原先審查老干部的專案組的人又去審查“四人幫”，表示不放心。

胡耀邦的這次發言，在西北組引起強烈反響，很多人表示贊同。

按照華國鋒在開幕式上的布置，用兩三天時間討論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所以就在陳雲發言的當天晚上，召開了各組召集人會議，確定從11月13日下午開始，轉入原定的第一項議題：討論關於農業問題的文件。

四、關心農業問題

11月13下午4時，中央工作會議舉行了第二次全體會議。華國鋒主持會議並指出，從今天下午起，轉入討論農業問題。隨后，主管農業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就《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討論稿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作了說明。

從11月14日開始，各組討論這兩個關於農業問題的文件。

農業問題是出席者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外地來京的干部對農業的實際情況很了解，知道當時我國的農業問題非常嚴重。我國的農業向來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強調了農業，丟掉甚至破壞了林牧漁副和農村工業運輸業。在農業中強調了糧食，丟掉甚至破壞了棉、油、糖等經濟作物。就是糧食，也因為搞“一大二公”、“割資本主義尾巴”、“斗私批修”、批判“唯生產力論”、搞瞎指標等也上不去。可是又不肯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搞得不好，就往自然災害、中國人口多等方面推卸責任。“四人幫”粉碎后的兩年中，情況並沒有得到顯著的好轉。

在討論中，大家對會議准備的兩個文件和紀登奎作的口頭說明都不滿意。因此，不僅地方各路“諸侯”，就是部隊的同志以及中央機關的同志(其中不少人曾在地方分管或者兼管過農業)，講起農業問題來，都憂心忡忡。許多同志對文件回避農業的嚴峻現實表示強烈不滿，指出了農業存在的問題。

胡耀邦對農業問題特別關心，11月16日他在西北組的發言頗有代表性。他說：“文件還不大解決問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對一些問題還沒吃透，二是思想上還有框框。思想框框又有兩個，一是人民公社的許多問題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礙我們吃透農業上的一些根本問題。”他認為，毛主席的許多指示，當時因為沒有別的經驗可以借鑒，有的是一些設想。經過二十年來的實踐，毛主席的許多設想，証明是偉大的科學預見，應堅持。有的是我們沒有做或者沒有做好，應該堅持做。也有不成功的東西，例如政社合一。為什麼不可以改過來?革命領袖原來的設想，在后來實踐中改了的，馬克思、思格斯、列寧和毛主席都有過，是正常現象。

胡耀邦說，加速農業發展主要靠什麼？主要靠幾億社員和基層干部的積極性。積極性永遠是第一位的東西。林彪、“四人幫”使幾億農民和幾百萬干部的積極性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今年才開始恢復。現在百業俱興，上面條條很多，如果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不對頭，又要重犯加重農民負擔的錯誤。籠統說“集體經濟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法﹔集體經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麼優越性。這方面還有一系列的問題要研究清楚。

胡耀邦在發言中對“農業”的基本概念還講了一番話，引人深思。他認為，什麼是農業，什麼是中國的農業?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我們中國人說吃飯就是吃糧，因此搞農業，就是搞糧食。所以我們歷史上形成了一種反常的畸形現象，糧食生產量很低，而消耗量卻很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同我們不同，經濟發達的國家主要是吃奶和奶制品，吃肉。因此，他們搞農業很重視牧業。許多經濟落后的國家，因為氣候適宜種經濟作物和水果，就大力發展這些東西，用這些東西出口換肉換糧吃，有的國家主要是吃水果。我們的國家草原有四十三億畝，海岸線有兩萬多公裡，到處都適宜種鮮果、干果。因此，一定要把搞飯吃和搞農業的錯誤概念改過來。農業是一個有機的綜合體，在大力抓增產糧食的同時，大力發展多種經營。

據於光遠回憶，胡耀邦在講“吃飯”這個概念時，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建國初期有一次他同一位老同志一起去蘇聯訪問。蘇聯領導人請他們一行吃西餐。侍者端出來第一道菜時，那位同志不吃，想等“飯”上來后再吃，沒有想到侍者看到端上來的菜他不吃，以為他不想吃，在上第二道菜時，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結果一道一道菜端上來，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等著飯來，最后沒有飯，餓了一頓。他用這個故事說明，由於閉塞，不少人連什麼叫“吃飯”理解也很狹窄。由於對“吃飯”概念理解片面，有些人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就隻有靠種糧食，不知道發展多種食品的重要性﹔隻知道“以糧為綱”，而不注意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

胡耀邦在發言提出的問題，都是農業中的關鍵問題，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

根據華國鋒在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意見，農業問題隻討論六天，也就是到11月19日結束這項議題。但在討論中，與會代表提出了很多意見，要求修改和重寫兩個農業文件，這樣，就不可能按時結束討論了。

按照統一布置，從11月19日開始，各組由召集人牽頭，分別組成修改小組，開始修改兩個農業文件。各組經過反復修改、討論，綜合大家所提的意見，起草了對兩個農業文件的書面修改意見。

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了各組召集人關於討論農業兩個文件的匯報，並作了指示。11月22日，各組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后．又分別對兩個農業文件進行了討論，先后寫出了書面修改意見，並改寫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的草稿，上報中央。11月24日，林乎加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了華北組討論的情況。直到11月25日上午，這一項議題才告一段落。

五、擁護中央關於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決定

11月25日下午4時，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就與會同志在討論中提出的天安門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遺留下來的比較重要的若干問題講了話，並就農業問題兩個文件發表了意見。

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華國鋒說：“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接著，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對所謂“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問題予以平反的決定。關於康生和謝富治，他說：“康生同志和謝富治同志有很大的民憤，黨內干部和群眾對他們進行揭發和批判是合情合理的。”關於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問題。他說：“中央決定，這類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中央發過文件的，要將處理意見先報中央批准。”他還宣布，中央專案組結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

關於農業問題，華國鋒表態說，對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發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見。這次會議，就是要聽取大家的意見，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盡可能把文件搞好。新的六十條，經過修改以后，大家可以帶回去征求意見。對《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有的同志主張小改，有的同志主張大改，有的同志主張重寫。中央意見，還是能搞出個稿子為好。如果不成熟，也可以帶回去征求意見，將來再形成正式文件。總之，把這兩個文件搞好，有利於統一思想，盡快地把農業搞上去，推動農業現代化助建設。

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的這次講話，不僅對天安門事件正式平反，而且沒有回避大家提出的歷史遺留問題，得到與會人員的熱烈擁護和普遍贊揚。

胡耀邦也十分高興。他在11月26日上午的發言中，講了四個問題：

第一，對華國鋒講話中解決“文化大革命”以來一大批問題，如為天安門事件正式平反和糾正一批重大冤假錯案表示高興。他說，黨中央經過反復醞釀和核實，又一次果斷地解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一批大是大非問題，消息傳出去，一定是黨心大振，人心大振，世界人民和友好人士也一定高興。這些問題的澄清和解決，必將大大提高我們黨的威望，極大增強我國人民的團結力，有力推動全黨全國人民政治生活的健康發展。實在令人高興和鼓舞。

第二，要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批評和自我批評風氣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斷增強。

第三，為了繼續弄清大是大非問題，勢必要接觸到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評價毛主席的問題．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他主張中央經過周密推斷之后，說清楚這兩個問題。

第四，要尊重實踐論，不能搞天才論、奴才論，要用實踐來考察一切，檢驗一切。

六、聯名提出《西北組向中央的建議》

會議進行到這樣的程度，也許已出乎很多人的預料。華國鋒沒有想到參會人員會提出那麼多的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想到對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有如此大的意見，更沒有想到會議已脫離了原來所設置的軌道，局面已越來越難以控制。就連大多數與會者也可能不曾料想，會議開得如此熱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設性。

11月25日的第三次全體會議結束前，華國鋒宣布：“請各組召集人和同志們商量一下，對今天講的那些問題，再討論一天，即轉入討論1979年、1980年經濟計劃的安排和李先念同志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然而，在各組的繼續討論中，對汪東興等幾位中央領導人很不滿意，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銳批評。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汪東興。隨后，西北組的楊西光和於光遠作了聯合發言，著重批評了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壓制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等錯誤。一些與會者在發言中提出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在內的人事問題。

鑒於這種情況，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與會的部分省委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開會，由鄧小平著重談了中央對人事問題的意見。鄧小平說：“常委意見，任何人都不能下，隻能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幾個。”“現有的中央委員，一個不去，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斗爭。”

對於誰上的問題，鄧小平說：“至少加三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麼人?陳雲，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夠格。有兩個方案，一是三個人，一是四個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中央委員，想開個例，補選一點中央委員，數目也不能太多。有幾個第一書記還不是中央委員，如習仲勛、王任重、周惠，還有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這樣，就舒暢了，將來追認就是了。”

會后，各組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經過幾天的醞釀，與會者一致擁護中央關於人事安排問題的建議。還有不少人提議補選黃克誠、黃火青為中央委員。

12月8日，胡耀邦和西北組的其他三位召集人汪鋒、程士廉、肖華聯名將《西北組向中央的建議》送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並建議全文刊出。經他們圈閱，這個建議刊登在了會議簡報上。

建議共有12條。分別是：

（一）東興同志在保衛毛主席，揪出“四人幫”的問題上是有貢獻的。但是，東興同志在“兩個凡是”問題上的態度引起很多同志疑慮。我們認為，堅持“兩個凡是”和堅持完整准確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這不僅是思想路線的分歧，而且是政治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前途的重大問題。東興同志怎樣考慮“兩個凡是”?希望他能在這次會議上說明。關於真理標淮問題的討論和關於《紅旗》不介入的方針，東興同志採取什麼態度?吳冷西、熊復、李寵、張耀初等同志在有關問題上的錯誤言論和行為，是否得到東興同志的支持？東興同志現在對他們的那些言行採取什麼態度?也應一並說明。

(二)東興同志對於周總理、對於朱委員長是怎樣對待的?希望在這次會議上說明。

(三)毛主席對鄧小平同志多次作過很高的評價，認為“人才難得”。東興同志說他那兩下子不行，說他對“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

(四)為了東興同志能集中精力考慮國家大事，建議他不要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更不要兼任警衛局局長了。

(五)東興同志主管的宣傳工作，這兩年來在揭批林彪、”四人幫”中設立了不少禁區．做宣傳工作的同志是有很多意見的，已經反映在簡報上，希望東興同志對這些問題作出說明。

(六)中央辦公廳、《毛選》編委會辦公室、警衛局等單位需要整頓，深入進行揭批查。8341部隊在建制上應交歸北京衛戍區，中央警衛局隻作業務聯系。一個師(據說有10000人)的編制太多，仍恢復警衛團。

(七)中央辦公廳的各專案組應將材料、人員全部移交中央組織部，不能銷毀任何材料，包括片紙隻字。

(八)建議陳錫聯同志不要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

(九)建議紀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務副總理。

(十)熱烈擁護陳雲、鄧大姐、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為政治局委員。建議陳雲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名次安排上放在汪東興同志前面。同意習仲勛、王任重、周惠、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七位同志補選為中央委員。

(十一)為減少中央常委事務，建議恢復中央書記處。

(十二)改組《毛選》編委會辦公室，由胡喬木同志主持《毛選》編輯工作。主席的遺著、遺跡等全部交給《毛選》編委會辦公室。

12月8日，西南組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此前一天東北組、中南組、西南組向中央提出的類似建議也都上了簡報。

經過充分醞釀，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認真研究了各組醞釀人事的意見。對人事問題作出如下決定：擬增補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補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九位同志為中央委員。這樣，中央的人事安排基本確定下來，准備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

根據華國鋒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意見，從11月27日起，很多與會者斷斷續續地討論了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和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對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提出了批評，並對實行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進行了初步醞釀。

七、參與鄧小平重要講話的起草工作

1978年，胡耀邦與鄧小平談話

12月13日下午4時，在完成會議議程后，中央工作會議舉行閉幕會。華國鋒主持會議，鄧小平、葉劍英先后講話。

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胡耀邦參加了這篇講話稿的起草工作。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后，鄧小平就著手准備在閉幕會上的講話稿。最初是安排胡喬木幫助准備並起草的，但由於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后，形勢發生了出乎意料的好變化，原來准備講的問題有些已經基本解決，另外，會議也提出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回答，所以胡喬木起草的那份稿子已不適用。

這樣，鄧小平自己列了一個大綱，提出了整體框架和思路，並邀請胡耀邦、胡喬木、於光遠等人談他的設想，囑咐起草一個新的稿子。鄧小平對需要闡明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都一一作了交代，講的很具體。胡耀邦等都表示贊同。

根據鄧小平所擬的提綱和圍繞提綱所作的講話，胡耀邦和於光遠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起草稿子，兩天之后形成初稿，送給鄧小平審閱。在修改稿子的過程中，鄧小平又召集胡耀邦等人談過幾次話，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見。起草的同志按照鄧小平的要求，也對稿子作了相應的修改。12月13日，胡喬木對講話稿作了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后的講話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家裡布置起草講話稿和改稿、定稿時，胡耀邦一直在場。

鄧小平的講話共分四個部分：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三、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篇歷史性的文獻，提出並回答了人們關注實現歷史轉折和進行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指導思想，實際上成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葉劍英也發表了重要講話，主要講了三個問題：領導班子問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勤奮學習，解放思想。胡耀邦對葉劍英講話稿的起草也作出了貢獻。11月中旬，胡耀邦就安排中央黨校的人起草了初稿，但隨著中央工作會議的進行，初稿已不適應新形勢，因而沒被採用。葉劍英另外組織人員寫出了新的稿子，並請鄧力群、胡喬木作了修改。最后定稿時，因對個別內容拿不准，葉劍英征求了胡耀邦的意見。據葉劍英的女兒凌孜(原名葉向真)的回憶：“1978年11月中旬，胡耀邦先是召集馮文彬、吳江到他家裡，安排為葉帥和小平起草講話稿的事宜，當時定的調子是鄧小平的講話著重講黨的工作重心轉移，葉帥的講話主要講分清是非的問題。在父親的講話稿最后定稿的時候，他把胡耀邦也請來了，大概是12月13日的上午，葉帥、胡耀邦、劉詩昆和我都在。當時，胡耀邦對這個講話稿大加贊賞，連連說‘寫得好’‘超乎預料’”。

華國鋒在講話中總結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並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隨后，他宣布：“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之后，接著要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閉幕會后，由於要學習、討論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樣，會議又接著開了兩天。各組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三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一致表示擁護﹔對這次會議的民主氣氛和解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表示充分的肯定，並對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

12月15日，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圓滿結束。

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推動和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共同努力下，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突破原定的經濟工作議題，開成了一次為全面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作准備的會議。胡耀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說，他是會議上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

（作者：吳偉鋒 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局網絡宣傳一處副處長，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