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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奮戰在洪湖蘇區

2018年01月08日08:4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西蘇區,是大革命失敗后,由周逸群、賀龍、萬濤、段德昌為代表的湘鄂西黨組織帶領廣大軍民,通過武裝斗爭建立起來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是以湖北的洪湖地區為中心,由散開的幾塊根據地組建而成。這些地域之間,有的雖然未完全連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蘇維埃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開展革命斗爭,構成了一個整體的湘鄂西根據地。

1931年,由於敵人連續“圍剿”,湘鄂西蘇區不少地方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員從2萬余人,減少到1.4萬人左右。

同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王明“左”傾路線開始在湘鄂西蘇區得到貫徹與執行,湘鄂西黨組織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從上海前往湘鄂西蘇區參加革命斗爭。

賀龍和他領導的紅三軍戰士們

初到洪湖

1931年4月下旬,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我來到洪湖蘇區。第一個見到的是中央分局組織部長萬濤。

不久,萬濤就通知我在中央分局任巡視員,負責到各地檢查支部工作。我初到蘇區,一切都很新鮮,工作勁頭很大。每天提著一個馬燈,不分日夜地奔走在各個支部之間。這段時間裡,我結識了許多地方上的同志,也學到了許多工作方法。那時候,大家的革命熱情都很高,同志之間的關系都很好。物資也不太缺乏,我們最需要的紙張、藥品,也可以通過搞外貿的同志從白區買回來。

6月下旬的一天,我見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他是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蘇區接替鄧中夏工作的。夏曦是湖南益陽人,毛澤東的同學,他們曾一起參加湖南革命運動,是湖南群眾運動的重要骨干,湖南早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一。

夏曦一見我,就問:“你是上海來的吧?”

“是,上海來的。”

“叫什麼名字?”

“鄭永銘。”

他把我打量了一會兒,又問 :“ 你原來不叫這個名字吧?”

“我原來叫鄭岩平,是這次來改的名字。”

“你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過嗎?”

“沒有,但中央曾經要調我去那裡工作。”

“你知道那裡的宣傳部長是誰嗎?”

“不知道。”

夏曦笑道:“就是我呀!”

接著,我們交談了一些上海當時的情況。最后,他叫我不要搞巡視員了,就在中央分局宣傳部搞兵運總書記,負責訓練俘虜。后來,又叫我擔任軍委秘書長,主要任務還是接待俘虜和訓練俘虜。

夏季,長江中下游發生特大洪澇災害,幾尺高的浪頭排山倒海而來。洪湖蘇區村庄的房屋成片倒塌,淹死的群眾不計其數。許多地方成為一片汪洋澤國,露出水面的高地上,到處都是難民。逃到高地上的野兔,用手都可以捉到。

當時,中央分局召開了一個救災會議,商討救災措施,對軍民的生活進行了安排。當時的洪湖黨組織是團結的,意見是一致的。

7月,我在洪湖瞿家灣又見到了夏曦。夏曦很高興,稱我是“鄭大炮”,意思是我說話很隨便,沒有顧忌。他說:“9師去迎接主力了,現在蘇區惟一的武裝是25團,你到那裡去做政治部主任吧。一定要好好工作,守住潛江。”

第二天,我便背起背包,帶著一支駁殼槍,單身一人去了潛江。

親歷“肅反”

1931年中秋節前夕,賀龍帶領紅三軍的主力三四千人回到洪湖。可是,這個時候華容、石首已經被敵人佔領了,國民黨的報紙大肆宣傳收復華容、石首的勝利。不久,中央來信詢問,為什麼華容、石首這麼快失守?要分局查明原因報告中央。

本來這個問題很好答復,隻需向中央說明:由於9師26團迎接主力遠離蘇區,敵人趁虛入侵,我軍救應不及所致。但是,夏曦卻到潛江召開了一個會議,要追查責任。前敵委員會的同志又不願意承擔責任,他們說:“我們奉中央的指示到鄂西北接主力去了,怎麼又能夠同時保住華容、石首呢?”為此,雙方就爭吵起來。最后的結果,夏曦撤銷了萬濤的軍政治委員,由自己兼任。

潛江會議后,萬濤向夏曦提出,要我回后方當巡視員,夏曦同意了。不久,萬濤又叫我在機關當秘書長。

10月,省委在周老嘴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按照會議的決議寫成了一個文件,題目是《當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決議中指出:“今后洪湖蘇區的發展要採取波浪式前進的方式。”這是一個很好的文件。

省委擴大會議結束后,我聽到一些人對夏曦的非議,如9師師長曾說:“我看夏曦搞軍政委還不如鄧中夏。”這說明洪湖蘇區的領導同志已經有分裂的傾向了。

省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傳到前方后,夏曦很不滿意,公開說省委的決議是機會主義的決議。他認為,洪湖蘇區的發展要採取跳躍式,而不是波浪式。不久,夏曦撤銷了紅三軍師的建制,隻保留軍部。夏曦又從前方趕到后方,親自抓政權工作。可是,他一個人顧不了兩頭,分裂的形勢日見明顯。

1932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我作為漢陽縣委書記也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中,省委與夏曦的分歧公開地表現出來了。在會上,許多參會者對夏曦為代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來,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蘇區工作產生嚴重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記得某個領導在會上發言時說:“夏曦把萬濤趕走,自任軍政治委員。一個白面書生居然成了紅色戰士……。”由於我是上海中央調來的干部,同時又與地方上的干部相處得很好,所以始終沒有卷入這場紛爭。

2月間,洪湖軍校改組,成立了新班子,我調任組織科長兼政治總教員。軍校的全稱是: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二分校。

5月,洪湖蘇區的“肅反”運動開始了。起先,只是聽說部隊裡抓了一些“改組派”。后來,連8師的參謀長也被抓去了。當時,洪湖軍校3個大隊的隊長都先后被抓。

7月的一天早上,夏曦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要我當天晚上趕到軍部。我心裡一驚,不知出了什麼事。晚上9點,我趕到軍部,見到這位秘書,他告訴我,不要驚慌。他對我說:“你現在正走運,夏曦還沒有罵你,還是信任你的。”

第二天,我見到夏曦時,他給我看了一個文件,是關於“肅反”問題向上海黨中央的報告。報告中說已經抓了縣團級干部4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我的熟人。當時,夏曦問我有什麼看法,我說:“這些人是創建紅軍、開辟蘇區的有功者,怎麼會是改組派呢?”

夏曦把我手中的文件一把抓了過去,板著臉說:“小孩子!你懂什麼?他們是為了破壞紅軍才創建紅軍,為了破壞蘇區才開辟蘇區。”他叫我回去以后不要亂講,還要我管一管地方上“肅反”的事情。

沒過幾天,第7師師長被捕了。又過了幾天,原紅三軍軍政委萬濤也被捕了。后來,他們都被殺了。

夏曦為什麼沒有殺我呢?我想,我與夏曦以前在上海工作時就有一些淵源,夏曦比較了解我。到了蘇區以后,我並沒有卷入地方上的紛爭,夏曦就沒有把我當成“改組派”肅掉,使我在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未遭不幸。

首戰告捷

1932年1月中下旬,紅三軍在皂市、龍王集戰斗中全殲敵4師12旅和48師特務團,活捉旅長,生俘4000余人。

3月初,紅三軍在文家墩戰斗中,全殲敵48師144旅,活捉旅長及官兵2000余人。

4月,敵48師組織反扑,在龍尾山和瓦廟集一帶打了7天7夜。這一仗打得很激烈,我方傷亡很大。

當紅三軍主力在瓦集廟作戰時,川軍范紹增部一個團向陳陀子口發起進攻。洪湖軍校4個中隊立即開赴陳陀子口迎擊敵人,在那裡固守了9天9夜,損失很大。這時,我留在周老嘴當聯絡員,沒有參加戰斗。

一天,夏曦趕到周老嘴,要我到警衛團去當政委。夏曦說:“你明天就到警衛團去,要堅決守住新溝。如果新溝失守,你就提頭來見我!”

第二天,我和團長就把部隊帶到了陣地,利用原有的工事,正面放了一個營,其余兵力布置在側翼,騎兵隱藏在蘆葦叢中。

我這是第一次指揮打仗,根本不知道怎樣配置火力。當機槍連長問我:“機槍擺在哪裡?”我說:“你看哪裡好,就擺哪裡。”后來,連長把機槍布置好了,我問他機槍為什麼擺在這裡?他說這裡射界很寬,可以發揮火力。這時,我才懂得了使用機槍的要領。

戰斗打響了,敵人大約派了一個營的兵力,端著刺刀向我方陣地扑來。敵人迫近蘆葦叢,我方的機槍一齊開火,敵人像割草般地成排倒下。接著,我們的騎兵也從蘆葦裡沖了出來。原先埋伏在河岸附近的一個連,也向敵人進行側擊。敵人頓時亂成一團,紛紛向后潰退。我們乘勝發起追擊,一直把敵人趕到了老新口。

追擊到老新口,我才發現自己手裡拿著一把旗幟,身后隻跟了八九個人,其他的隊伍不知到哪裡去了。我們幾個人還堅持向老新口的敵人打了一陣,直到9師的主力趕到。

這次戰斗消滅了敵人正規軍2000多人,非正規軍1000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和其他物品。敵師長范紹增的腿也被打了個洞。當天晚上,戰士們興高採烈,把繳獲的槍支紛紛交往團部。

第二天,賀龍帶領的紅三軍主力到達老新口,全殲范紹增的3個團,范紹增負傷逃走。據資料記載,當時范紹增受了重傷,手下用門板抬著他逃跑,后來坐水上飛機去漢口養傷。

當天下午,我見到賀龍,匯報了作戰經過。賀龍笑得前仰后合,連連說:“不錯,不錯,基本條件夠了。”

我問:“什麼基本條件?”

賀龍說:“就是不怕死嘛!”

最后轉移

1932年7月,為了對付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軍委決定警衛團和襄北獨立團合編為警衛師,我任政治部主任。后來,師政委以不懂軍事為由辭職了,軍委又任命我代理師政委。

洪湖蘇區開始“肅反”后,許多同志都被殺害了,干部戰士人人自危,部隊戰斗力大大削弱。8月初,在江陵靈芝嘴戰斗中,紅軍洪湖軍校總隊長陣亡。8月下旬,夏曦親自指揮的周老嘴戰斗中,紅7師新任政委被俘。

8月的洪湖,天氣炎熱,許多戰士中暑,我也患上瘧疾和痢疾,人瘦得很厲害,但還得帶病指揮部隊,轉移到周家集去接替9師的防務。

我們進駐周家集后沒有幾天,敵人就向我們進攻了。敵人利用高粱地作掩護向我方移動,我們根本沒有發現敵人。戰士們直到看見敵人的刺刀和帽徽時,才知道敵人上來了。幸好有一個班長及時下令開槍,敵人才停止了前進。這次戰斗中,我差點被俘。因為生病跑不動,戰士們用擔架抬著我撤退。這時,我才發現自己是近視眼。

部隊撤到柳關集合時,夏曦看見我病得很重,就讓我去軍醫院治病。到軍醫院剛兩天,敵人追上來了,我隻好跟著軍醫院轉移。就在轉移的當天晚上,夏曦下令把關押的幾十名“改組派”都槍殺了。

第二天,敵人又追上來了,隻記得當時四面都是水,情況緊急不容選擇道路,我便打馬涉水而走。沒走多遠,前面橫著一條大溝。我狠狠一抽鞭子,想催馬躍過溝去。不料,馬落到溝裡,怎麼也爬不起來,眼看敵人就要追上來了。恰巧,一顆流彈擊中馬嘴,馬兒受驚一躍而起,我趁勢一提,居然上岸了。

后來,又碰到一條河,河上的橋斷了。戰士們有的泅渡,有的找船。我以為騎著馬可以過去,便徑直朝河中走去。誰知河水很深,剛下水走了幾步,就翻落在河裡。幸好我還學過游泳,連忙掙扎著向對岸游去。不知是過於緊張,還是褲帶斷了,游到河心時竟把褲子也掙脫了。當戰士們用船把我救起后,敵人又追上來了,我裸奔了好幾裡路。

9月間,部隊隻剩下八九個人了,我和省委書記李家芬一起,帶著四五支駁殼槍就在湖區打游擊。搞了幾天,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這時,李家芬叫我去上海,他是本地人,可就地隱蔽。

事情商定好后,李家芬給我5塊光洋作路費。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家芬催我和交通員啟程。他陪著我走了一裡多路,叮囑我一路上小心謹慎,到了上海一定要把洪湖的情況向中央作匯報。

經驗教訓

1932年9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灣失守。在楊林關、新溝咀等決定性戰斗中,紅軍也損失慘重,整個洪湖蘇區中心區已被敵人佔領和包圍。

夏曦感到在此狹小地區難以立足,於是決定突圍。夏曦等率紅7師突圍后,於10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區與紅三軍主力會合。

留在洪湖蘇區堅持斗爭的地方武裝,不久也被迫轉移,洪湖蘇區完全喪失。

在此前后,湘鄂邊、巴興歸、裹棗宜、鄂西北等蘇區也相繼喪失。湘鄂西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

后來反思洪湖蘇區喪失的教訓,我認為有這樣幾點:

第一,洪湖靠近九省通衢的武漢,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是古荊州的戰略要地。在當時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敵人是決不允許我們在那裡盤踞的,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第二,洪湖是個水網地帶,湖泊河汊縱橫交錯,小股游擊隊是可以生存的,但不宜大兵團活動。敵人一旦守住幾條堤道,我軍就會困死在湖裡。所以,抗戰時期新四軍5師在襄南活動時,也隻在漢陽打了一仗,不敢深入湖區。1947年,我軍南下時,李先念也一再交代,不要把主力放在江南。

第三,洪湖遭遇大水災后,經濟基礎被破壞,人民生活困難,軍隊給養也成了大問題。

第四,由於指揮錯誤,紅三軍與徐源泉的48師在龍尾山打了一場硬仗,我軍主力受到很大損失。

第五,部隊進行“肅反”,殺了許多優秀黨員,部隊的骨干力量基本搞光,軍心渙散,戰斗力大大削弱。這次“肅反”,實際上是一次人為的浩劫。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全會形成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

更多地區,更由於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這種宗派主義的錯誤,使黨內發生了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常現象,極大地削弱了黨。

……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宣布:對於一切被錯誤路線所錯誤地懲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銷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以昭雪,恢復黨籍,受到同志們的紀念。(鄭紹文口述 郜虹記錄整理)

來源:《紅岩春秋》2017年12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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