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不分黨派滿載友誼的信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文物庫房內收藏著一封“董必武致祝世康的信”（紙質，長26.8厘米,寬19.6厘米）。這是1939年9月5日時任國民參政會中共代表的董必武寫給祝世康的回信，屬國家一級文物。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董賢琮，字潔畬，號壁伍。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武漢小組代表。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協助周恩來同志，參加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領導我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抗戰初期在武漢，他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在湖北廣泛的社會影響，大力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人民戰爭思想。他直接領導中共湖北省委，抵制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干擾，團結當地愛國人士，創辦七裡坪、湯池等訓練班，為開展華中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培養大批骨干。到重慶后，他作為中共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或是同我黨其他參政員一道，或是單槍匹馬，在這個會議上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動進行英勇機智的斗爭。他模范地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各階層愛國人士、地方實力派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堅持國共合作、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開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運動，作出重大貢獻。

祝世康（1901-1982）又名廷模，字堯人。江蘇無錫人，國民黨進步人士。民國13年(1924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大學，后赴美留學。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發起組織民生主義經濟學社，並編輯出版學術刊物《經濟論衡》。他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與在重慶的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中共領導人取得直接聯系，利用中央儲蓄會經理一職為掩護進行地下活動。他與鄧初民、王昆侖、陶行知等著名民主人士一起，多次發起召開民主座談會，宣傳團結抗日，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他還參與幾個民主黨派的謀劃創立工作，並從經濟上給予很大的支援。

祝世康在北伐時即與董必武相識，抗戰爆發時在國民黨中央儲蓄會任職，傾向進步，和董必武、宋慶齡、馮玉祥等一起參加抗日工作。1939年5月祝世康當選為國民生產會議代表，5月4日前往籌備處報到時遇日本飛機大爆炸，腿部受傷，於是遷往重慶郊區的歌樂山雲頂寺居住。他在家閱讀一些馬列著作，並按照董老囑咐，寫了一篇關於社會保險的文章，刊載於當時的《新華日報》。由於當時他久居鄉間數月，極少外出，見聞閉塞，故寫信問候董老。不久后，董老便復此信，給予慰問，鼓勵，並向他介紹了當時的一些真實情況。（事見祝世康 《抗戰時期重慶上層統戰工作》一文，載《文史資料》1986第五輯，上海人民出版社）董必武在給祝世康的回信中說到了幾方面的內容，首先，他提到祝世康在五四空襲中受傷，遠居鄉下很少入市，甚為想念，希望他能好好地休養身體，早日痊愈。另一方面他寫到希望祝世康痊愈后能夠參加國內的經濟建設等會議，並表示，如果先生能夠病愈出山支持經濟建設，那麼人民生活之經濟建設則有著落。除此之外董必武還談到了祝世康先生參加編譯的有關社會主義書籍的譯本中絕少出現錯誤，是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大有幫助的書籍。信中內容言簡意賅，字裡行間表達了對國民黨進步人士祝世康的關切之情。

從董必武致祝世康的信中能夠深切體會到在動亂的年代中，老一輩的革命家在抗戰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相互欣賞並且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時刻為了建設國家的重任而努力著，即使自己患病，也依舊為了國家的進步獻計獻策。信件是歷史的見証，從信中后人可以了解到當年發生的歷史事件，仿佛一切都發生在眼前，即使是一封小小的信箋，也值得后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