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編者按

1月5日，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習近平總書記在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功成名就時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創業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狀態不容易，執掌政權后做到節儉內斂、敬終如始不容易，承平時期嚴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變革關頭順乎潮流、順應民心不容易。以史為鑒，深刻認識這四個不容易，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一部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紛繁蕪雜，扑朔迷離，但提綱挈領，一言以蔽之，始終有個內在規律在支配著它，這就是黃炎培先生提出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無不幻想江山永固，並為之未雨綢繆、竭盡全力，但結果卻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影響中國封建王朝盛衰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

順乎民心還是逆於民心

一個王朝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者對民的認識。在中國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關系比作是“舟”與“水”的關系。因而，大凡開國之初的君王都能深諳其中的道理，勵精圖治、勤政為民，奉行“與民生息”的政策。楚漢戰爭結束之后，老百姓飽嘗戰亂之苦，漢高祖便順應民眾的需要，實行“無為”的治國安邦之道，使得漢初凋敝的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經歷過隋末大亂，唐太宗李世民認為，“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剖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基於這種認識，他大力倡導輕徭薄賦的治國之策。譬如，貞觀二年，關內發生嚴重旱災，太宗便詔令各地開倉放糧，賑恤災民，以使災民安然渡過難關，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確保了唐初政治局面的穩定。相反，歷史上也有一些王朝在取得一時的成功后，卻忽略了民眾的要求，很少考慮人民的疾苦，任意加重農民的負擔，結果加速了自己的滅亡。秦和隋的速亡就是最好的例証。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成就統一大業。然而不到20年，秦王朝就垮台了。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就是秦王朝的苛政和暴政。繁重的賦稅以及沒完沒了的徭役，終於導致了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無獨有偶，曾經甲兵雲集、風行萬裡的隋朝也是如此。對於它的滅亡，唐初名臣魏征曾有過深刻的分析。他認為隋的速亡關鍵是隋煬帝的淫荒無度，屠剿忠良，濫興土木，嚴刑峻法，窮兵黷武，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就經濟上而言，則是由於沉重的勞役和兵役，加之地方官吏橫征暴斂，層層盤剝，終於激起百姓群起反抗，導致隋王朝的迅速滅亡。

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

用人，歷來為統治者所重視。《禮記·禮運篇》就提出用人要“選賢與能”。春秋戰國時期，墨子強調用人“尚賢”，“尚賢”是“為政之本”。對於一個王朝來說，用人的好壞、得失直接關系到它的生存和滅亡。在古代政治中，大凡杰出的政治家都能堅持選賢任能的用人原則，使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從而使其統治得到最大限度的鞏固。歷史上，唐太宗就是一位求賢若渴、知人善任的封建帝王。他認為，“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同時，他也認為，“使人如器”，即選拔人才就如同使用器物一樣，要用其所長，如果片面求全責備，追求全才，就可能埋沒大批有用之才。以魏征為例，在唐太宗與李建成爭奪帝位、暗中傾軋期間，他不僅始終站在李建成一邊，而且還奉勸李建成趁早殺掉李世民，以鞏固太子地位。然而玄武門之變后，唐太宗從魏征至死不悔的態度中看到了其耿直的本性和經國之才，不僅不計前嫌，反倒委以重任。正因為唐太宗唯賢是舉的用人之道，才使一大批賢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圍，共同創造了貞觀之治的業績，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的房玄齡﹔“參謀帷幄，寄以心腹”的杜如晦﹔“每以諫諍之心，恥君不如堯舜”的魏征以及“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的李靖，等等。同樣是唐朝，在歷經開元盛世之后，唐玄宗卻過上了“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驕奢淫逸的生活。重用楊國忠等一批奸臣，致使安祿山、史思明乘虛而入，挑起“安史之亂”，唐朝從此由盛轉衰，以致滅亡。

吏治昌明還是綱紀廢弛

官吏是王朝統治的基礎，一個王朝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吏治的好壞。縱觀我國幾千年的歷史，盛世無不吏治昌明、官風清正，反之則是綱紀廢弛、衰敗不堪，甚至走向滅亡，正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以清王朝為例，康熙后期官吏貪污、錢糧短缺、國庫空虛的情況已相當嚴重，“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地方官為固位邀寵，狂征濫派，又私征火耗於民，“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費”。當時全國各地官府的雜派之多、陋規之繁，真可謂前所未有。雍正帝即位伊始，就把澄清吏治視為鞏固統治的根本大計和當務之急。在他看來，貪官污吏比“盜賊”對國家社會的危害更甚：“命案、盜案，其害不過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努殃民者，在一縣則害被一縣，在一府則害被於一府，豈止殺人及盜之比。”“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同時向督撫提鎮下至州縣參游頒發諭旨十一道，歷數官場種種情弊，反復表明他“整綱飭紀”“澄清吏治”的決心。他令各省在限期內補足國庫的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吏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與此同時，雍正解決了官吏俸祿過低和地方政府開支沒有保障的問題，具體辦法就是實行“養廉銀”。總體而言，雍正十三年間吏治有了明顯改善。可惜好景不長，到乾隆晚期之后，整個官場彌漫著貪贓枉法、唯利是圖、阿諛逢迎的惡劣風氣，過著聲色犬馬、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國計民生於不顧，如此情況，清王朝不能不走向衰亡。直到鴉片戰爭的炮聲才讓大清的君臣從天朝帝國的美夢中驚醒，但為時已晚矣。

開放包容還是閉關鎖國

縱觀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興衰史，對外開放時則強盛，而且愈強盛愈開放﹔閉關鎖國時則衰敗，而且愈衰敗愈封閉。在中國歷史上，強盛與對外開放，衰敗與閉關自守，委實是兩對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西方學者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開放與興盛，是唐代留給世人最為深刻的印象。唐王朝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交通暢達，方物來自四面八方。唐朝設有鴻臚寺等機構專門接待外國使節和來賓，許多地方設有商館接待外商，另設有互市監、市舶司等掌管對外貿易，唐政府接受外國的留學生，又將大批的使臣、僧侶派往國外進行回訪，首都長安被外國人稱之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還實行開放的人才策略，將當時東亞以及中亞地區的人才引進到唐帝國的龐大統治機構中來，使得唐帝國前期能夠在其遼闊的疆域裡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與之相反，清王朝至康熙年間開始進入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盛世期﹔而同時期的法國出現了著名的路易十四改革。康熙帝和路易十四在經濟政策、對外政策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對各自國家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康熙實行重農抑商、閉關自守政策﹔路易十四實行重商主義、殖民擴張政策﹔康熙帝的政策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路易十四的政策則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在1853年所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曾說：“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正如馬克思所言，閉關鎖國，鎖住了中國的發展，亦鎖住了中國文明的發展進程。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曾經持續了兩千多年才衰亡的中國封建社會，雖已成為歷史過客，塵埃落定的中國歷代王朝興衰史亦不能再改變，但它確實能給人以啟迪，給人以智慧，其中的經驗教訓很值得我們深思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