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化解黨內矛盾的“三勇”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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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發生一場嚴重的黨內矛盾，陳毅被推到矛盾的漩渦之中。如何化解這場矛盾並把矛盾轉化為推動黨的事業繼續前進的動力，嚴峻擺在了年僅28歲的陳毅面前。在他的艱辛努力下，紅四軍得以避免這場嚴重危機，古田會議得以順利召開。其間，陳毅形成了化解黨內矛盾匠心獨運、別具一格的“三勇”謀略。

紅軍時期的陳毅

勇於拋開名利情

192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軍事會議，總書記向忠發與政治局委員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神情嚴肅地聽取陳毅匯報。陳毅是奉中央指示於 8月下旬秘密到達上海，專程向中央匯報紅四軍各方面的情況。

這年6月，陳毅主持了紅四軍在福建龍岩召開的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與朱德發生了尖銳矛盾，史稱“朱毛之爭”。二人在紅四軍建設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則上是一致的，但在紅四軍具體的領導體制方面有分歧。這與他倆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經歷、歷史傳統有很密切的關系。

相比較而言，朱德更長於軍事及軍事領導責任，更傾向於從軍事觀點來考慮問題、發揮軍事機構和軍官的指揮職能。毛澤東更長於政治及政治領導責任，更傾向於從政治觀點來考慮問題、強調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因此他一直強調黨委對紅軍統一直接的領導，一直在部隊中堅持黨代表制度。中共六大之后，中央一再要求紅軍各部隊將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毛澤東沒有機械照搬蘇聯紅軍經驗而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南昌起義部隊與秋收起義部隊合編為紅四軍后，兩支部隊原有的具體制度與政策便發生了一定的矛盾、碰撞。朱德堅決執行黨的紀律，服從前委領導，大力支持毛澤東的工作，但對毛的一些觀點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在黨的指導下軍事機關應起核心作用，“軍事行政路線是受黨的政策指導的，他的行政路線是有處理的責任，黨員在此機關內起核心作用時也是黨給許的行政責任，絕非機械式的去執行”，“使此機關不起作用是黨的損失”。他還說：目前紅四軍中甚至黨還未管理一切，而是書記“管理一切”。毛澤東針鋒相對提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並將朱德主張的通過軍事機構直接領導軍隊的觀點批為“分權主義”而主張“絕對的黨領導”，認為黨所過問的范圍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上議決之后，才允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朱、毛之爭，不是要不要黨的領導的原則之爭，而是黨領導軍隊的方式之爭﹔實質是如何處理軍事領導與政治領導的關系，絕非個人權力之爭：兩人未私下結黨營私，而是公開亮出自己的意見﹔且都服從大局，維護黨的領導。在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創建之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非常正常。

然而劉安恭的到來加劇了朱、毛之爭。劉是黨中央派到紅四軍的特派員。1929年4月3日，劉來到紅四軍，陳毅是非常歡迎的。他對劉十分尊重，充滿期待。在他的心目中劉是一個老革命家了！

1929年2月7日發出的中央指示信“二月來信”堅持“城市中心論”，強調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時對在農村的紅軍前途作了悲觀的分析，要求紅四軍前委“應有計劃地有關聯地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認為這樣才能“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於給養和持久”，並要求朱、毛離開紅四軍。朱、毛等都不贊成中央的意見。毛澤東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否定了中央的意見，決定由他給中央回信。他致信黨中央，批評其“太悲觀了”，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中央接到信后，認為他的意見有道理，未再堅持己見。

受共產國際和蘇聯紅軍經驗影響較深的劉安恭卻堅持認為中央的指示是正確的，必須執行﹔對毛澤東否定中央的做法十分不滿，特別是對紅四軍的領導制度更有看法。他私下發牢騷指責毛，還私下散布言論，把紅四軍的領導人分成兩派，說以朱為代表的一派是擁護中央的，以毛為代表的一派是反對中央的。並將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及紅四軍前委的決策擴散了出來，在紅四軍內部引起軒然大波。他還主持召開臨時軍委會議，竟然決定由臨時軍委領導與指揮紅四軍，前委隻管地方工作和作戰行動方針，不得過問紅四軍的具體事務。

下級黨委規定上級黨委的任務，嚴重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毛澤東當然堅決反對。他認為，前委代表中央領導紅四軍及根據地內的一切事務，是軍中的最高領導機關，體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劉把軍委凌駕於前委之上，違背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為了解決這一問題，6 月 8 日，毛澤東在上杭白砂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討論軍委設置問題，與劉發生激烈沖突。他批評劉使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一、有人反對黨管一切，說黨管得太多了，權力太集中於前委﹔二、有人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說支部只是教育性的機關﹔三、有人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制，要求黨員有相當的自由。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妨礙了前委的領導。他憤激地表示，若此問題不解決就辭去前委書記的職務。劉卻嚴厲指責：“你老毛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調動！”朱德等人表態支持劉，林彪等人支持毛。

1929年6月19日，毛澤東在閩西三打龍岩后留下的珍貴照片。右起：陳毅、毛澤東、譚政、朱良才。

兩種意見爭執不下，難成共識。陳毅提議，就軍委設置問題舉手表決。終以 36︰5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毛澤東取消臨時軍委的提議，否決了朱德、劉安恭等 5 人的意見。劉所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之職一同被取消。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前委批准了毛澤東辭去前委書記的請求，指定陳毅代理前委書記，主持紅四軍前委的工作。

然而，爭論並未結束。朱德、毛澤東、林彪等人在紅軍刊物上分別發表文章闡明自己觀點，更多人卷進爭論中來。為統一思想，1929年 6 月，陳毅主持紅四軍在福建龍岩召開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與會者 40 余人。本想以會議形式解決這“爭”，卻到后來通過決議否定了毛澤東的大部分意見。這雖是集體意見，但陳毅基本上是贊成的。最后，在未經中央批准的情況下，會議改選了前委書記，由黨中央指定的原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會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在賀子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共閩西特委駐地上杭縣蛟洋指導地方工作。

陳毅對這場爭論的性質認識並不十分清楚，相對來說，更贊成朱德的意見。他知道，在未經中央批准的情況下改選前委書記，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就一再申明，他主持的前委隻能算是“過渡內閣”，一切由中央決定。恰巧，7 月傳來中央指示，要求紅四軍派人去上海匯報工作。

陳毅指定朱德代行紅四軍前委書記一職，秘密來到上海。他多次聆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教誨，又閱讀了中央文件及各地紅軍報送來的材料，思想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站在黨事業全局的角度看這場爭論，陳毅猶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當時紅軍尚屬於初創階段，建設一支什麼樣的軍隊，怎樣建設軍隊，整個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毛澤東的主張如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等，雖不完全符合共產國際和中央的精神，但符合中國的國情、黨情和軍情，代表了建軍的正確方向。陳毅想到，朱毛紅軍會師以來，在毛澤東正確領導下，紅四軍發展壯大了，並開辟了贛南、閩西新的根據地。1928 年 8 月，紅四軍部分部隊不顧毛澤東的堅決反對，在一些官兵的要求下，以發揚民主為由貿然進攻湖南，造成了“八月失敗”的惡果。

黨中央要求陳毅全面匯報紅四軍的情況，並要求他闡述自己的意見。最初，他顧慮重重。第一、他與朱德、劉安恭都是四川人，曾同在四川軍閥楊森部從事過兵運工作，都參加了南昌起義。共同的志向、經歷和家鄉使其有更多共同語言。第二、劉是奉中央之命來紅四軍的，執行的是“中央指示”，而毛澤東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指示，拒不執行中央的“二月來信”，包括他在內的紅四軍許多高級將領對此是有看法的。劉公開說，朱是執行中央指示的，毛是“自創原則”。毛大部分意見與當時的中央及共產國際是不一致的。站在朱、劉一邊，更易得到中央信任。第三、毛批評紅四軍內部存在嚴重的“極端民主化”，隱含著對他的批評。他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七大”，放手讓大家就各種問題公開爭論，毛的一系列主張受到許多人的尖銳批評，在毛看來這就是典型的“極端民主化”。第四、他已取代毛任紅四軍前委書記且這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他想到自己的入黨初心就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多少人為這一理想連生命都犧牲了，共產黨人還有什麼放不下？他隻謀求黨的事業，決心勇敢拋開個人名、利、情等。8 月29 日，他如實全面地向政治局進行了匯報，特別是紅四軍“七大”的情況，坦誠地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支持。會后，他遵照中央指示夜以繼日寫了 5 份報告交給中央，即 《關於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 和 《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 — 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

他的匯報，使中央對紅四軍的情況有了全面准確的了解。中央被他坦誠無私的品格所感動，非常信任他，決定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宣傳部長李立三和他組成三人委員會，共同研究紅四軍問題，並委托他起草中央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10月，他帶著中央的“九月來信”，離開上海回到紅四軍。

勇於將自己“打倒”

在朱、毛之爭中，陳毅在對待自己的問題上表現出超人的勇氣，為這場沖突的解決創造了重要條件。中央為化解陳毅與毛澤東的矛盾，有意將他調離紅四軍。陳毅坦蕩地說：“我要回四軍去。七大沒有選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我有責任。解鈴還需系鈴人。我回去后，立即請他擔任四軍前委書記。我完成了這個任務后，再聽中央調動。”

陳毅以巨大的勇氣、誠懇的態度和堅定的決心，回到了紅四軍。他首先向朱德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對朱、毛的工作方式進行了批評，指出：“朱、毛兩同志工作方法的錯誤：第一，兩同志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第二，兩同志常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測，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兩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觀的或不公開的毛病，望兩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糾正這些影響到工作上的嚴重錯誤！”然后，提出解決方案：“前委應立即負責挽回上面的一些錯誤：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斗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斗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朱德看到指示信中“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這句話時抬頭看了一眼陳毅。陳笑著說：“這是中央根據我的建議作出的決定，就是我本人的意見。事實証明，毛澤東是正確的，我是錯誤的，我要向毛澤東檢討，改正自己的錯誤！”朱德誠懇地說：“我也要向毛澤東檢討，改正自己的錯誤！”並嘆口氣說：“不知道老毛願不願意回到四軍來呀。”

原來陳毅去上海后，朱德指揮紅四軍打敗了閩粵贛三省敵軍的“會剿”，攻佔了號稱“鐵上杭”的閩西重鎮，可是兩次進攻廣東梅縣均受挫，劉安恭在戰斗中英勇犧牲。佔領上杭后於 9 月下旬，朱德籌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派人邀請毛澤東參會。毛憤激地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議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覺得毛態度成問題，又給了他個黨內“警告”的處分。他隻得坐著擔架趕到上杭，等他趕到時會議已結束。由於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紅四軍八大就各種問題公開爭論了 3 天不得不草草收場，沒解決任何問題。朱德在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是紅軍的靈魂，其主張是正確的，熱切期盼他早日歸來。

得知毛澤東對自己有如此強烈的不滿，陳毅並不奇怪。他說：“毛澤東批評得對，‘陳毅主義’是非無產階級的東西，我和大家一道來打倒‘陳毅主義’！”陳毅與朱德商量后當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潤之：

我這次到中央，回部隊來了。這次到中央去一趟，我們爭論的問題都解決了。七次大會是我本人犯了一次嚴重錯誤，我可以作檢討。中央已經承認你的領導是正確的。此間四軍的同志也盼望你歸隊。希望你見信后很快回來，就任四軍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及前委的希冀。仲弘

陳毅還公開和前委的同志們說：“七大沒開好，責任在我，由我來檢討。”

11月下旬，正在養病的毛澤東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及陳毅的信。他看到“九月來信”中說：“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心頭一震：這不正是自己一直所堅持的嗎？來信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不正是對自己的肯定嗎？當得知這是中央在陳毅匯報后作出的，不由得對陳毅產生敬意：否定別人容易，否定自己難啊！他看了陳毅自我批評的信后，立即決定馬上回紅四軍去！他馬不停蹄地從上杭蛟洋回到長汀紅四軍軍部，與朱、陳會合。三人都當面誠懇地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說：“我說話方式不對，有時說話有失分寸。開八大時，我身體不好，寫了些傷感情的話，還望你們多多包涵。”三人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11月 28日，紅四軍前委召開擴大會議，三人均出席。會議氣氛很融洽，開得很成功，作出 3 項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四軍內部各種封建殘余制度。同日，毛澤東給中央寫信說：“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

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澤東接到中央來信后給中央寫的回信。

勇於根本上解決矛盾

從根本上解決矛盾，把矛盾轉化為黨的事業前進的根本動力，是化解黨內矛盾的最終目的。為此，陳毅在承認錯誤后還積極協助毛澤東從根本上解決紅四軍黨內矛盾。

表面上看，紅四軍黨內矛盾表現為朱毛工作思路方法之爭，實際上暴露出紅四軍內部存在嚴重的非無產階級錯誤，其實質是堅持一條什麼樣的建軍路線，關系到紅四軍的性質與發展方向，意義極為重要。

陳毅積極協助毛澤東白天深入部隊開展調查研究，晚上趕寫各種材料常燈火徹夜不滅。經過調研發現紅四軍內部爭論的主要問題有 14 點：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地方武裝問題﹔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對時局的估量﹔湘南之失敗﹔科學化、規律化問題﹔四軍軍事技術問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其他腐敗思想。毛澤東認為，由於黨和紅軍處在農村，大量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加入黨和紅軍，必然把非無產階級思想帶入黨內。他具體分析了紅四軍黨員的成分構成：5 月份統計，全軍1324名黨員中，工人311，農民626，小商人100，學生 192，其他 95，工人與非工人的比例是 23%對 77%。陳毅很贊成毛澤東的意見並一道對紅四軍開展了1個多月的整頓，使部隊面貌明顯改觀。

1930 年版本的古田會議決議

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有100多名代表出席。陳毅主持會議，向大會傳達了中央的“九月來信”並作詳細說明，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大會定了基調。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認真總結了紅四軍建軍以來的經驗，批判了各種錯誤思想，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3萬余字的8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重新當選為書記。古田會議從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實際出發，圍繞如何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和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創造性地回答了我們黨和軍隊建設一系列帶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問題，探索和確立了思想上建黨、政治上建軍的正確道路，奠定了黨和軍隊建設及軍隊政治工作的堅固基石，標志著毛澤東黨建思想、建軍思想的初步形成。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強調紅軍必須實行黨委制，明確規定黨組織在軍隊中的領導地位，要求黨的領導機關成為“領導的中樞”，切實發揮“政治領導的作用”。其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這些正確的思想和主張，奠定了黨絕對領導人民軍隊的堅實基礎，有力保証了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部隊，保証了軍隊堅定不移地聽黨話、跟黨走。古田會議之后，黨指揮槍的問題輕鬆地解決了！所有組織包括軍事部門、政治部門和士兵委員會及各級干部，都絕對地置於黨委的領導之下。陳毅任士兵委員會主任，當時士兵委員會權力很大，有權參與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與決策。他堅決反對極端民主化，不折不扣地擁護前委的統一領導。決議明確規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和職能任務，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規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內外關系，要求紅軍內部堅持官兵平等，實行民主主義，堅決廢止肉刑，優待傷病員﹔嚴格執行和維護“不拿工人、農民、小商人一點東西”等群眾紀律，在政治機關負責下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密切軍隊與人民群眾和紅色政權的聯系。

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新型人民軍隊的政治本色。決議明確了思想建黨的重要原則，深刻地指出：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非常之濃厚，對於黨的正確路線之執行，加了極大的妨礙，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廣大革命斗爭加於四軍的任務，是絕然擔負不來的。決議要求加強黨內教育，規定了教育黨員要用的 10 種材料和 18 種方法。古田會議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后來黨中央把古田會議的決議轉發全軍各部隊，朱毛紅軍的經驗得到了推廣，有力地推動了人民軍隊的建設發展。古田會議確定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至今仍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遵循。

古田會議之后，陳毅向毛澤東征求自己的工作安排，毛澤東說：“你就留在這兒，哪兒都不要去！”陳毅留在了紅四軍，與毛、朱共同戰斗，把紅四軍的建設推向新的階段。

陳毅的“三勇”謀略，是古田會議得以順利召開的重要保証。勇於拋開名利情，是“三勇”謀略的基礎﹔勇於將自己打倒，是其核心﹔勇於根本上解決矛盾，是其歸宿。“三勇”謀略體現的是一個共產黨員坦蕩的胸懷、無私的品格、崇高的人格，正如其詩中所寫：“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來源：《黨史文匯》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