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盤散沙到眾志成城

西柏坡運籌帷幄（油畫） 陳承齊 作

　　在新時代，全黨要來一次大學習。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我們首先要認真學習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原著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就是這樣的經典。

　　偉大也要有人懂。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是世界的，更是中國的。

　　近兩年，美國奔馳出版社將韓毓海的《偉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讀馬克思》《偉大也要有人懂：一起來讀毛澤東》引入美國市場，意大利、荷蘭和尼泊爾也已經陸續將該書出版。

　　感謝人民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推出韓毓海的專著《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數年辛苦不尋常，韓毓海為了寫這本書多次跑到湖南、江西、福建，還有西南西北，一是訪求真實資料，二是以朝聖的心態向我們黨史上的英雄致敬。書稿初成之日，是2015年的冬天，他去到西柏坡，在慷慨的樂曲聲中，走向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的塑像……

　　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讀韓毓海的這本書，第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群眾路線，來之不易。

　　毛澤東在湖南第四師范讀書時的聽課筆記《講堂錄》裡說：“中國固自由也，人民與國家之關系，不過訟獄、納賦二者而已，外此無有也……惟無關系也，故缺乏國家思想、政治思想。”近代以來，中國之所以落入“一盤散沙，人人得以欺之”的悲慘境遇，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人民被排斥於國家政治之外。

　　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功績，就在於使億萬中國人民，成為這場偉大的社會革命的主動參與者，成為社會變革的主體。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正是因為認識到這個根本問題，因此，青年時代起草了《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書》的毛澤東放棄了出國留學，1918年6月，毛澤東這樣說，欲改造中國，有兩件事是最為急迫的：其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驗加以系統地整理與批判﹔其二，是做實地調查研究，而這兩項當務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國外做。

　　如何使祖祖輩輩生活在村落裡的農民，成為現代國家的主體呢？這裡的關鍵，首先在於組織一支人民的軍隊。這樣的軍隊，不是為某一戶、某一村而戰，而是為了所有人的村庄——中國而戰，“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正是這場偉大的社會革命，正是這樣一種超越一家一戶的社會革命目標，形成了新中國的主體——人民。

　　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1927年9月19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殘部一千余人到達了瀏陽文家市。“人民子弟兵”這個嶄新的制度，就是從瀏陽河畔的文家市走出來的。

　　在奔赴井岡山的途中，毛澤東為他的部隊規定了行軍紀律：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而這就是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

　　當秋收起義部隊在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整編時，毛澤東又為這支軍隊創造了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以黨的組織和士兵委員會來打破舊軍隊的科層制。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接見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文化事務國務部部長馬爾羅。馬爾羅問毛澤東說：“我認為在毛主席之前沒有任何人領導過農民革命獲得勝利，你們是如何啟發農民這麼勇敢的？”

　　毛澤東淡然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民階級關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當時他說：“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房子，就那麼睡，朱總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麼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麼現在不能干呢？隻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

　　我們的黨和軍隊戰無不勝的法寶，就在於依靠人民，組織人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始終是我們黨立於不敗之地的強大根基。

　　二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精髓。

　　在遵義會議之前，我們黨的領袖都是由共產國際指定的。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第一個獨立自主選擇的領袖，韓毓海的著作，使我們重溫了這個波瀾壯闊的艱辛歷程。

　　俄國共產黨通過成功的城市武裝起義，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俄國共產黨在城市工人階級中所進行的堅韌、細致的地下工作，包括對舊的國家機器的策反。實際上，包括列寧、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內的俄國共產黨領袖，都有長期進行地下工作的經歷，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村佔主體地位的大國中，進行社會革命，更主要的則是要發動廣大群眾，組織廣大農民，才能使革命走出困境。我們黨在認識到這一點的過程中，付出了殘酷的代價。最終，黨領導中國革命由城市地下工作，轉向廣大農村，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韓毓海的著作指出：以山地為主的中國，不能照搬以平原為主的歐洲的戰爭形式——這是毛澤東同志立足中國大地所認識到的一個真理。

　　正是基於這樣的中國智慧、中國思想，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提出：必須把平原陣地戰，轉變為山地運動戰，必須立即把消極逃跑的路線，變為主動出擊的路線，在運動戰中積極主動尋找消滅敵人的戰機，而這就把運動戰上升為“閃電戰”和“突擊戰”。這種戰術，后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方的法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

　　毛澤東同志的這首詞，不正是“中國道路”最波瀾壯闊的寫照嗎？

　　西風烈，

　　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馬蹄聲碎，

　　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

　　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

　　三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在毛澤東看來，世界是有規律的，但世界又是變化發展著的。用中國的說法，規律與必然性是“數”，而發展變化和偶然性就是“勢”，觀察世界，必須同時認識到規律與變化、必然性與偶然性、數與勢這兩個方面。

　　相對於讀書求知，毛澤東更為強調行、實踐、變化、偶然性和“勢”的作用，他強調自由對於必然的優先性，主張變化之於規律的優先性，倡導改造世界之於解釋世界的優先性，他告誡共產黨人要“心中有數”，然而他又說：自由並不等於對必然的認識，正是時勢與變數，方才決定了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毛澤東沒有空談“天理”，而是使“天理”運行於“時勢”之中，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由死的教條成了活的真理。在陝北，毛澤東寫下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實踐論》是關於變化和“時勢”的學說，《矛盾論》則講述了在復雜的矛盾中創造“時勢”與把握“時勢”的道理。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堅持實事求是不是一勞永逸的，在一個時間一個地點做到了實事求是，並不等於在另外的時間另外的地點也能做到實事求是，在一個時間一個地點堅持實事求是得出的結論、取得的經驗，並不等於在變化了的另外的時間另外的地點也能夠適用。”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毛澤東同志就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社會科學家”。《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是一本關於毛澤東的著作、思想和革命歷程的書。讀這本書最強烈的感覺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具有極為強烈的當代意義。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而在走向強起來的道路上，我們必須沉下身子來，認真地思考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問題。這就是我們今天重讀毛澤東的意義。（劉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