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的風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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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1908年8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益陽縣資江畔鄧石橋清溪村。1928年投身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忠誠的文化戰士、杰出作家、學者，也是新中國誕生初期獲得國際聲譽的作家。

一

1926年，在長沙省立中學讀書的周立波在“五四”革命思潮熏陶下，開始接觸和學習新文學，當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湖南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此起彼伏，熱火朝天。周立波也離開書齋，走向社會，積極投身到斗爭的洪流中。

1928年二、三月，周立波離開故鄉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被地下黨組織當作培養對象，並吸收他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1931年，周立波到上海神州國光社當校對員，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后，神州國光社爆發了工人的自發罷工，要求年關發雙薪。周立波在張貼罷工宣言時，被工頭湯福彪抓住，扭送到戈登路捕房拘留，3天后轉至上海提籃橋（西牢）監獄。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三次審理，4月以“煽動工潮”罪，判處周立波2年半徒刑。直到1934年7月中旬才交保獲釋。出獄后，周立波積極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5年1月，由周揚等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自1934年秋到1937年夏，周立波在參加“左聯”活動的兩年半中，一方面積極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寫了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評介我國左翼作家及作品，論述蘇聯進步作家及作品，介紹外國文學情況，探討藝術規律的理論文章60余篇，翻譯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秘密的中國》等外國革命文藝作品近百萬字，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現實面前，他又寫下了一批洋溢著強烈愛國主義熱情的詩歌和散文作品。在《可是我的中華》一詩中，他反復吟誦“我的中華，我的慈愛的母親大地”,“我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他向祖國發出誓言：

我知道，

這是我還報母親大地的愛的時侯。

向蒼天，我默默的誓言：

“用我所有一切的血和精力，

獻給她，

去醫治她的傷體，

去消滅她的仇敵！”

同時，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現實下，周立波適時參加了倡導“國防文學”的運動，為宣傳“國防文學”、促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寫了大量的文章。這些文章，著重強調了“國防文學”的階級性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強調了“勤勞大眾卻是他們的主體”。

上海10年，是周立波從事革命和文學活動十分重要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不但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者，而且在向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作戰的左翼作家隊伍中，他又是前哨戰士。

二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周立波參加了郭沫若等發起的“文藝界戰時服務團”，與左翼文藝界人士一起到街頭募捐。9月，遵照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周立波與第二批文藝工作者一起，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途經西安時，與舒群轉赴華北抗日前線任戰地記者，並先后為來我國採訪的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與美國參贊卡爾遜作翻譯。

其間，周立波走訪了晉察冀邊區。邊區軍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爭深深吸引了他，他在西安給周揚的信中，激情滿懷地表示：“我打算正式參加到部隊去，烽火連天的華北，正待我們去創造新世界，我將拋棄紙筆，去做一名游擊隊員。我毫無顧慮，也毫無畏懼，我要無挂無礙地參加華北抗日戰爭。”

雖然周立波的這一願望后來沒有能實現，但卻充分表現了他獻身於民族解放斗爭的赤誠之心。同年10月中旬，周立波在太原八路軍辦事處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周恩來向他和史沫特萊全面講述了抗戰以來的斗爭形勢。他又陪同史沫特萊一行抵達山西五台山地區八路軍前方總部，會見了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任弼時總政治部主任。三位軍政首長親切地給他們講解了八路軍的戰略戰術及平型關大捷的輝煌戰績，同時，詳細地給他們解釋了中共中央剛剛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爾后，彭德懷又在萬安單獨接見了他們，再一次向他介紹了抗戰的敵我斗爭形勢。周立波曾據此寫成《彭德懷將軍論抗戰形勢》一文，發表在漢口《新學識》雜志上。

12月，周立波再次受任弼時派遣，陪同美國武官卡爾遜上尉到晉察冀邊區訪問。在50多天裡，他們多次沖破敵人封鎖線，幾經輾轉，先后走訪了晉察冀邊區的廣闊戰場，拜會了正率部與日寇殊死搏斗的我八路軍著名將領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王震、徐海東、陳賡等，親眼看見了根據地軍民同日寇浴血奮戰的動人場景，廣泛搜集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這些都為他后來的報告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生動的素材。

次年春，周立波從晉察冀邊區回到洪洞縣八路軍前方總部，朱德總司令接見了他，鼓勵他寫文章，向大后方的國統區人民介紹、宣傳八路軍和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接著，周立波到漢口寫作。抗日軍民的火熱斗爭生活給他寫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被一種昂揚的革命激情驅使著的周立波，揮筆疾書，很快寫出了報告文學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散文集《戰地日記》。作品以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歌頌了英勇的八路軍前方將士和不屈的邊區人民。

1938年夏秋之際，周立波受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委派，陪同蘇聯塔斯社軍事記者瓦裡耶夫到了江西國民黨軍顧祝同司令部，后再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會見了項英。11月，周立波調至八路軍長沙辦事處。長沙大火后，他受周恩來派遣，到湖南沅陵地區擔任地下黨的領導工作，並和廖沫沙、歐陽山、草明等一起編輯《抗戰日報》。《抗戰日報》在沅陵復刊后，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方針和統一戰線政策，轉載了毛澤東《論新階段》等重要文章，在國統區讀者中及時傳播了黨中央的聲音。這段日子，他還以《抗戰日報》記者的身份，走訪了湘西山區，對湘西抗日運動和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進行了調查，寫了《湘西行》和《湘西苗民的過去和風俗》等作品。

1939年5月，周立波接周恩來電，調他到桂林《救亡日報》任編輯。到桂林后，他還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籌備會，被選為籌委會委員。

三

1939年11月，洛甫、周揚電召周立波赴延安。12月，周立波到達延安橋兒溝，被安排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工作，任編譯處處長兼文學系教員（時周揚為魯藝院長），並擔任世界名著選讀課程的教學。從此，開始了周立波革命文學道路上又一個成就卓著的新階段。

在這段時期裡，他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針，把美的感受和科學研究相結合，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諸多中國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名著進行了全面、精辟而又生動的分析和講解。他不但給學員們講解《紅樓夢》、《水滸》、《阿Q正傳》，還給大家講解高爾基、法捷耶夫、歌德、司湯達、莫泊桑、梅裡美、紀德、綏拉菲摩維奇、果戈理、普希金、托爾斯泰、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等文學大師的作品，幫助大家從中國和世界文學寶庫中吸取豐富的營養。他以廣博的學識和誨人不倦的熱忱，以縝密的分析和獨到的見解，以熾熱的感情和幽默的語調，贏得了廣大學員的愛戴和歡迎，不僅文學系的學員交口稱贊，而且也受到其他各系學員的普遍好評。每當周立波在文學系講課時，戲劇、音樂、美術等系的一些學員也紛紛前來聽課。洒滿陽光的教堂院子裡，常常坐滿了聽眾。

在魯藝任教期間，周立波還參加了延安文化界的各種活動。1940年1月，他參加了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后又補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1941年5月15日，他出席了延安魯迅研究會的成立大會，並撰寫論文《論阿Q》。同年，他還和何其芳、嚴文井、陳荒煤等組織文學社團——草葉社。他寫了從事文學活動以來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牛》。后又以自己30年代初在上海西牢監獄的斗爭生活為素材寫了一組連續性的短篇小說《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紀念》。發表后極獲何其芳等的好評，初露了他在小說創作方面的才華。

1942年春，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開始。為了深入調查和解決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專門約請周立波等魯藝黨員教師在楊家嶺窯洞座談，這是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序幕。5月初，毛澤東、凱豐聯名發函，邀請延安100多位文化工作者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小禮堂舉行座談會。會議前后共舉行3次。在會上，毛澤東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周立波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聆聽了毛澤東的多次重要講話。這次座談會使他得到啟示，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和道路，對他以后的文學創作道路起著決定性的影響。后來，他多次盛贊毛澤東《講話》的深遠歷史意義。他在《后悔與前瞻》 一文中說：“自從這個文件發表后，中國文學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許多作者從這文獻中獲得了珍貴的啟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是這些作者中間的一個。”他在6月12日發表的《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中還運用《講話》的基本觀點，全面闡述了作家深入生活對實現作品內容和形式完美統一的指導作用。總之，《講話》在周立波文藝思想發展的道路上，是一個帶有標志性的裡程碑。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魯藝專門成立了整風學習委員會，何其芳任主任，周立波、嚴文井、葛洛為委員。在整風中，周立波檢查和回顧了自己以前關門教學，脫離群眾，不深入實際的傾向，表示要“在火熱的斗爭中不斷地改造自己，豐富自己和提高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為“工農兵的忠實的代言人”。

1944年2月，整風審干告一段落后，周立波離開魯藝，調到《解放日報》社工作，任副刊部副部長。在《解放日報》社，周立波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為宣傳、推動新秧歌藝術，為訓練、扶持工農兵創作隊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編稿、撰文外，還到三五九旅參謀訓練隊兼課，輔導干部、戰士學習文化和寫作。

四

1944年整風運動后，為適應新的斗爭形勢，黨中央決定從開墾南泥灣的三五九旅中，抽調部分兵力南下開創抗日根據地。周立波聞訊后，認為這是自己深入工農兵群眾，經受實際斗爭鍛煉的極好機會。於是決定投筆從戎，參加這次南征。他的這一要求，受到了三五九旅軍政首長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的熱烈歡迎，安排他在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司令部任秘書。

11月初，周立波隨隊出發，離開陝甘寧根據地，突破日、偽、國民黨軍隊的層層包圍，遠征到湖南、廣東一帶。其間，部隊歷盡艱險，戰斗頻繁，沖破100多條封鎖線，往返7省戰場，行程計15000余裡。南征中，他雖然是司令部秘書，但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顧，始終是以一個普通戰士的姿態，背著背包，走在戰士的行列中。夜行軍時，為了不致掉隊，他讓前面的同志在背包上縫塊白布。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手扶拐杖，一跛一拐地邁動著裂滿血口的雙腳，硬是和戰士們一起，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

有一天，他隻吃到一片生南瓜和一個生辣椒。戰斗的間隙中，連年輕的戰士都精疲力盡，不禁酣然入睡的時候，周立波仍然在工作著。他常在閃爍跳動的燈光下，以膝為桌，作戰斗日記。在鄂南樊湖，他一個人起草記錄電文，寫稿、編輯、刻印《解放》小報，擔負了《解放》小報的全部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無論環境多麼艱苦，形勢多麼緊張，部隊打到哪裡，他就把真理的聲音傳到哪裡。小報不但及時地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聲音，鼓舞了指戰員的革命斗志，而且還向敵佔區群眾散發，傳播了革命的火種。小報內容豐富，形式短小活潑，出版快速及時，深得指戰員們的歡迎。每當指戰員們接到小報，總是贊不絕口，大家由衷地夸口說：“這才是我們共產黨的作家！這才是我們八路軍的作家。”王恩茂回憶周立波當年隨軍南下時，說：“如果說我們南下的同志是鋼鐵戰士的話，周立波就是鋼鐵的文藝戰士！”

艱苦卓絕的斗爭生活像熔爐一樣在鍛造著每個革命者。在槍林彈雨的環境中，周立波也增長了不少戰斗知識和斗爭才干。一次，在東渡湘江的途中，部隊遇上了敵人。周立波和另一位秘書蕭林達因掉隊被困在一座石橋前。橋下，水急浪涌，不能泅渡﹔橋上，敵人機關槍瘋狂掃射，無法通過。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他和蕭林達互相會意地交換了一下眼神，搶在機關槍掃射的間隙中飛奔過橋，迅速轉彎，進入了安全地帶。當他倆追上部隊時，周立波十分風趣地說：“原來子彈拐不得彎，我居然掌握了這個作戰的基本知識，這一年的仗沒有白打！”

五

1946年7月，人民解放戰爭全面展開。我黨領導下的革命軍事斗爭，面臨著一個新的轉折時期。10月，周立波來到了東北哈爾濱。為貫徹落實中央“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這時，東北局正動員干部下鄉。周立波積極響應東北局的號召，帶頭報名，作為一名土改工作隊員到鬆江省珠河縣（不久改為尚志縣）元寶區，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不久，中共珠河縣委指派他為區委副書記。

當時，經過日寇和偽滿洲國的多年輪番統治和殘酷壓迫，東北農民過著十分貧困的生活。仍然盤踞在大城市的國民黨軍和鄉下的土匪武裝的騷擾，又給工作隊發動群眾的工作制造了重重障礙和阻力。在這種情況下，周立波和工作隊員一起深入到貧苦農民家中，親切地找貧雇農談心，很快結識了不少農民朋友，贏得了他們的信任。

1947年5月，奉中共鬆江省委調令，周立波到省委宣傳部工作，主辦《鬆江農民報》。周立波在辦《鬆江農民報》期間，一面編報，一面回味在元寶區參加土改的那段斗爭生活，在夫人林藍協助下，著手寫第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動筆前，他打算借東北土地改革的材料，用編年史的方法，來表現我黨20多年來領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艱辛雄偉的斗爭和當代農民的苦樂和悲歡，共四部，80多萬字。起筆后，用50天時間，寫出上卷初稿，后根據省委意見，於7月攜初稿前往五常縣周家崗繼續深入生活，參加“砍挖運動”。在周家崗歷時4個月，他一邊工作，一邊對《暴風驟雨》上卷初稿進行了較大的修改。他根據發生在周家崗“七斗王把頭”的真實素材，加工提煉，演化為小說中“三斗韓老六”的故事情節。同時，他把這裡農民英雄溫鳳山為追捕逃亡地主而壯烈犧牲的感人事跡，添加在書中藝術典型趙玉林的故事裡，使這一英雄形象更加閃爍出藝術光彩。

上卷完成后，周立波一有機會就繼續深入生活，先后到過拉林和葦河的村屯，訪問過呼蘭縣的長嶺區。1948年7月13日，周立波開始寫作下卷。中共中央東北局十分關心周立波的創作，專門在鬆花江畔太陽島上為他找了一間房子，讓他專心寫作。40天后，《暴風驟雨》下卷寫完，次年5月由東北書店出版發行。

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反映農民土改斗爭的最初一部作品，也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問世后，引起轟動，堪稱實踐毛澤東《講話》精神、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針之典范，是周立波革命文學道路上的新的裡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小說出版后，發行量很大，工作隊員人手一冊，作為土改工作必備參考書。東北文學工作委員會於5月19日在文協專門召開《暴風驟雨》座談會。1949年6月，《暴風驟雨》被作為東北地區的優秀作品之一，推薦給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1951年年底《暴風驟雨》又被選為新中國革命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榮獲該年度頒發的蘇聯斯大林文學獎金。隨后，《暴風驟雨》又被譯成英、法、俄和蘇聯各少數民族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1959年，林藍將《暴風驟雨》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1961年，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成故事影片。

在《暴風驟雨》下卷寫作的同時，周立波調到東北文協，主編《文學戰線》（先后在哈爾濱、沈陽兩地出版）。次年又被任命為魯迅文藝學院研究室主任。這期間，他曾熱情鼓勵、支持並指導作家管樺進行《小英雄雨來》的中篇小說創作。6月，周立波離開東北。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第一次會議，為東北文藝工作者代表團9人團委之一。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周立波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委員，並和鄭振鐸一起擔任全國文協研究部負責人。第一次文代會后，周立波調文化部編審處工作。

六

1949年10月到1950年6月，周立波擔任了彩色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錦繡河山》的文學顧問。這是周立波首次步入影壇，參加電影創作和攝制工作。為了拍好影片，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生動展現中國革命的光輝戰斗歷程和新中國的錦繡山河，他和蘇聯導演一起走訪了我國黨和政府的一些領導人﹔他還同工作人員一起，從北京出發，歷經上海、韶山、井岡山、瑞金、南昌、延安等革命紀念地，在當年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走過的創業道路上，拍攝了許多至可寶貴的鏡頭。

1950年6月，周立波和劉白羽組成中國作家代表團，應邀訪問了蘇聯。在為期3個月的友好訪問中，他廣泛交接蘇聯文學藝術界朋友，在蘇聯人民中播下了友誼的種子。1951年，影片《解放了的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勝利》同時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這樣，連同年底獲獎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一起，周立波就成為我國新文學史上兩次榮獲斯大林文學獎的作家。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后，周立波把自己榮獲的全部斯大林文學獎金捐獻給了正在朝鮮作戰的志願軍。為此，《人民日報》專門報道和表彰了他的模范事跡。

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大批干部從農村轉入城市，轉到工業戰線上來。周立波是這批干部中的一個。1951年2月，他馬不停蹄，征塵未洗，就懷著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巨大熱情，來到了北京石景山鋼鐵廠。在這裡，他一邊參加工會的辦報工作，一邊深入到工人群眾中體驗生活。歷時5個月，學到了許多工業生產知識，進一步熟悉了工人的生活。6月，他奉調回文化部，在中央文學研究所任職。這時，周立波開始了第二部長篇小說《鐵水奔流》的創作，於次年2月寫出初稿，並兩次修改。

1953年，他再度回石景山鋼鐵廠，一邊體驗生活，一邊改寫《鐵水奔流》。1954年，周立波帶著創作中的問題，又一次深入工廠了解技師和工人生活，再次修改定稿。1955年5月，《鐵水奔流》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首部反映新中國工業建設和工人斗爭生活的作品，也是周立波繼續沿著毛澤東《講話》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工人群眾的生活，不斷擴大自己創作題材的嘗試。

從上世紀60年代以后，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左”傾錯誤愈演愈烈的時期裡，周立波依據對群眾生活和創作狀況的實際考察和認真思索，發表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表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正直作家對革命、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1961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他對改善黨的領導和文藝工作者的關系，擴大創作題材領域，恰當安排作家深入生活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中國作協召開的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他痛感於文學創作中日益嚴重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概念化等不良傾向，和邵荃麟、趙樹理一起，提出堅持發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按照實際生活的本來面目創造英雄人物、轉變中的中間人物和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以豐富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人物畫廊的正確主張。

1963年6月，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會上，周立波發言，明確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認為不能草木皆兵，把什麼問題都說成是階級斗爭。可惜的是，這些正確主張，當時不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而且后來還受到不公平的批判和攻擊。

七

1966年1月21日，周立波應廣州《羊城晚報》約請，寫作並發表著名散文《韶山的節日》。作品生動記敘了毛澤東1959年6月在羅瑞卿陪同下回韶山故裡訪問的情景。周立波懷著對偉大領袖的深厚敬仰之情，歌頌了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所作的巨大貢獻。但由於作品提到了楊開慧烈士，這就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刺痛了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經。江青公然聲稱這篇散文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動作品”，竟責成中宣部下令全國報刊一律不准轉載。

2月，在林彪、江青共同炮制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再次露出殺機，攻擊周立波《暴風驟雨》的創作思想就是“好人最后要死”,“塑造起一個英雄卻讓他死掉，人為地制造一個悲劇的結局。”這是林彪、江青等人向周立波大興問罪之師的一個信號。4月23日，《羊城晚報》根據讀者要求，再次發表周立波修改后的散文《韶山的節日》。這更使林彪、江青氣急敗壞、惱羞成怒，先后6次公開點名批判周立波和他的作品，並且禍及《羊城晚報》和中南局負責同志，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轟動一時的“韶山節日事件”。

8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公布，“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林彪、江青利用毛澤東晚年錯誤，興風作浪，使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從此，周立波在湖南被扣上“文藝黑線的黑干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帽子，受到殘酷迫害和批斗。在江青授意下，所謂“造反組織”還以“監護審查”為名，將周立波非法監禁長達5年之久，使周立波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備受摧殘。

然而，就是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裡，在那不見天日的黑暗歲月中，久經考驗的周立波，也不曾對黨、對孜孜以求的共產主義信念產生絲毫動搖。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淫威，他沒有絲毫的怯懦。在那一場場惡作劇式的所謂批斗會上，周立波常常是義正辭嚴，據理力爭，把“四人幫”的黑爪牙駁得啞口無言。

1973年10月，周立波解除“監護審查”﹔1975年初回北京治病。在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過問下，周立波被正式“解放”。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周立波聞訊后，欣喜若狂，感懷賦詩，抒發重見天日的情懷。1977年春，被“四人幫”打入地獄的一批優秀作品重見陽光。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山鄉巨變》和短篇小說集重新出版。

1978年1月，《湘江文藝》發表《“韶山的節日”的事實真相》。不久，《南方日報》應廣大讀者要求，重新發表散文《韶山的節日》。3月23日《人民日報》重新刊登《韶山的節日》和羅瑞卿的《關於〈韶山的節日〉事件的一封信》，為“韶山節日事件”平反，為長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作者和受株連的同志恢復名譽。

6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著名短篇小說《湘江一夜》。這是一篇以當年三五九旅旅長、南下支隊司令員王震為模特兒的軍事斗爭題材小說，是一部計劃中的反映1944年隨軍南下斗爭生活的長篇小說的試筆。作品發表后反響強烈，被評為全國1978年度短篇小說一等獎，展現了晚年周立波向新的藝術高峰邁進的勢頭。

但不幸的是，因在十年浩劫中備遭摧殘，積勞成疾，周立波在發表了這篇小說之后竟重病不起。這篇小說成了他50年革命文學創作生活的終結之作。1979年8月29日，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召開期間，周立波在病床上吟詩一首《祝第四次文代會召開》，是他一生的絕筆之作。

藝術群英集一堂，

放談國慶好時光。

揚眉奮筆歌四化，

萬裡文園百艷香。

字裡行間，充滿著對祖國的摯愛，對“四化”大業必定成功的信念，對社會主義文藝美好未來的祝願。

9月25日凌晨3時59分，周立波的心臟停止了跳動。9月28日上午，中央領導同志王震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周揚、毛致用及各界人士向周立波遺體告別。11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胡耀邦、王震、王首道、宋任窮、胡愈之、張平化、夏衍等領導同志和文學藝術界代表500多人參加了追悼大會。中國文聯副主席巴金主持追悼大會，中國文聯主席周揚致悼詞，高度評價了周立波一生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成就。  

來源：《中華魂》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