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不能忘記——紅岩人物二三事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挽救危亡的中華民族，國共兩黨相逢泯恩仇，合作抗日。中共在國統區陪都重慶設立南方局，領導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香港等13省市的黨的工作。在風雲變幻的國內外環境下，國共兩黨有著復雜、尖銳的斗爭與合作。其間，歷史見証了諸多共產黨人的忠誠品格。

“如果二三其德，毫無氣節，你也會看不起吧”

吳玉章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語言文字學家，是“延安五老”之一。在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上的幾次歷史性轉折和重大斗爭中，他始終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忠誠於黨，忠誠於黨的革命事業，不改初衷，不二三其德。

吳玉章原名吳永珊，號樹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於四川省榮縣雙石橋蔡家堰一個農民家庭。1903年留學日本，1905年參加同盟會，任評議部評議員﹔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同年10月留學蘇聯。留蘇期間，積極為黨工作。1938年4月，吳玉章作為一位國際知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政治活動家回國，向《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表示將“為民族的解放，為國家的獨立而戰爭、而奮斗到最后一滴血”。隨后，吳玉章被中共中央派往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並被選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在全國抗戰初期，雖然國民黨政府積極抗戰，政治上比較進步，同共產黨的關系有所改善，但蔣介石集團仍頑固堅持一黨專政，力圖通過合作來“溶化”和取消中國共產黨。

1938年6月3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第十四次常委會上通過恢復陳其瑗等26人國民黨黨籍一案。在這26人中，有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林祖涵（伯渠）、吳玉章、毛澤東、董用威（必武）、鄧穎超、葉劍英7人，這是國民黨“溶共”的一次試探。吳玉章等中共七人聯名發表《緊急聲明》，對所謂“恢復黨籍”一事“不能承認”。

4日，吳玉章由漢口飛赴重慶宣傳抗日救亡。臨行之前，周恩來與吳玉章商定：如重慶報紙已披露國民黨中央監委恢復26人黨籍消息，那麼，中共七人的《緊急聲明》要立即在各報登出。

同日，吳玉章飛抵重慶，受到熱烈歡迎。到達重慶青年會下榻處，吳玉章不顧路途勞頓，立即向重慶各報負責人說明共產黨對恢復黨籍案的態度。他明確指出，中共對此事有三點需要聲明：一是國共兩黨合作關系是否恢復到1924年的辦法並未最后商定﹔二是國民黨中央事前並未征求我黨中央及我們的意見﹔三是恢復黨籍名單中有張國燾、陳獨秀等，此二人為我黨開除之人，和我們同類相待，不能忍受。然后分發《緊急聲明》，請各報刊出。

當晚，吳玉章讓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怡將《緊急聲明》分送各報館，當作廣告刊發。

經過吳玉章等人的堅決斗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隻好聲明取消吳玉章等26人國民黨黨籍一案。中共第一次挫敗了國民黨妄圖“溶共”的陰謀。

然而，蔣介石集團企圖通過合作來消滅共產黨的陰謀並未就此罷休，尤其是抗戰形勢一有風吹草動，蔣介石集團便蠢蠢欲動。

1938年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集團雖然繼續抗戰，但表現出動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中共中央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致電，主張為抗日救國“親密兩黨間的關系，鞏固兩黨的長期合作”。

12月6日，蔣介石約周恩來談話，公開提出“中共既行三民主義，最好合成一個組織”，被周恩來拒絕。

12日，蔣介石又別有用心地約吳玉章、董必武、王明、博古進行“懇談”，妄圖將國共兩黨合並為一個國民黨，取消共產黨，從政治上一勞永逸地消滅共產黨。他力勸吳玉章等人“回國民黨去作強有力骨干”，並特別對吳玉章說：“你是老同盟會，國民黨的老前輩，還是回到國民黨來吧！”

吳玉章嚴正回答：“我相信共產黨是相信馬列主義社會科學的真理，深信隻有共產主義才是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不能動搖。如果二三其德，毫無氣節，你也會看不起吧！”

蔣介石碰壁后悻悻然離去。

蔣介石晚間又派張沖來轉圜。張沖說：“委員長他太直率，並非說不合並就要分裂，請不要誤會。”

13日，吳玉章就“關於一個大黨問題周與蔣談判情況”與周恩來、董必武、王明、博古聯名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

1939年1月下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之前約見周恩來，再次詢問中共對他的統一國共兩黨為一大黨提議的意見。周恩來再次明確表示“不可能”。

中共中央在聽取周恩來的報告后，致電蔣介石，表示“共產黨誠意的願與國民黨共同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而奮斗。但共產黨決不能放棄其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其黨的組織合並於其他任何政黨”。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張文彬是中共黨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共產黨員，曾被美國著名記者尼姆•威爾斯稱譽為“保衛井岡山的孤膽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他也是被中共中央兩次開會悼念的英烈。

張文彬原名張純清，又名張南杰、劉宗義。1910年出生於湖南省平江縣梓江鄉高基村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曾任紅五軍黨代表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1936年春，任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軍第十五軍團東渡黃河司令部政委，后調任毛澤東秘書。為聯合西北軍共同抗戰，中共中央派張文彬到西安對楊虎城進行統戰工作。張文彬不辱使命，成功地與楊虎城所率的第十七路軍達成互不侵犯、取消經濟封鎖的協議。西安事變時，作為中共代表之一，參加同蔣介石代表的談判，協助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5月任紅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營救被關押在蘭州集中營的西路軍指戰員。全國抗戰爆發后，奉命到廣東整頓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方工委”），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領導和擴大游擊武裝，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武裝斗爭。1941年底香港淪陷后，他奉命和廖承志一道，秘密地將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等800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士從香港日軍的嚴密控制下營救出來，安全地護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電表揚。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共摩擦不斷。在摩擦中，中共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員犧牲。1942年6月，南方工委遭到嚴重破壞。

1942年5月下旬，張文彬得悉中共江西省委機關被國民黨破壞的消息后，和南方工委書記方方迅速帶著機關向閩西、東江等地轉移。6月6日，當張文彬與南方工委宣傳部部長涂振農等人按計劃向東江游擊區轉移，途經廣東大埔縣高陂鎮時，與叛徒郭潛（原南方工委組織部部長）狹路相逢，因寡不敵眾，被特務抓獲。

被捕后，張文彬被押解到江西省泰和縣馬家洲國民黨集中營囚禁。國民黨對他很重視，妄圖將其樹立成投蔣反共的典型。

為了達到目的，國民黨對張文彬精心策劃和實施了多套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方案。

國民黨特務使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鴨子鳧水等酷刑來折磨他，意圖摧殘他的肉體，從而打垮他的意志。

張文彬早年投身革命工作，長期勞累，身患肺病。如今，身陷囹圄，又受酷刑折磨，病情惡化。獄醫建議住院治療，特務頭目馮琦說：“他思想固執，態度毫無轉變，堅決不同意。”

張文彬入獄時，隨身帶有一些錢。當他提出用這些錢延醫抓藥時，遭到特務拒絕。

嚴冬時節，張文彬隻著單衣，寒冷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向獄方討要自己入獄時的大衣，特務竟說“凍死你”。

庄祖芳是國民黨中統特務，時任中統駐贛觀察員、特種工作辦事處總干事。他見張文彬已到了病危的境地，企圖加以利誘，讓其放棄信仰。

庄祖芳說：“隻要你放棄立場，不但可以獲得自由，而且還可以給你治病。”“要我放棄立場，白日做夢。”張文彬一口拒絕。

在獄中，張文彬勉勵難友，堅持斗爭。清晨，他與被囚於集中營的廖承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鼓舞難友堅持斗爭。

張文彬策反看守姚寶山，請姚傳遞信息。他寫下“堅持斗爭”的紙條傳給廖承志和涂振農，鼓勵他們永葆革命斗志。涂振農回信說：“我有八條理由不會叛變。”

張文彬立即給廖承志說：“此人靠不住了，第八條不會，第九條怎麼辦？”

1943年初，涂振農果然叛變，當了國民黨專員。他恬不知恥地對張文彬說：“老張，我出去了，你怎麼辦？也出去吧。”張文彬厲聲斥責他貪生怕死，賣身求榮。涂振農隻好悻悻而去。

張文彬還常向其他難友進行革命氣節教育。他說：“對黨要忠誠，要堅持下去，咬緊牙關，渡過難關就能勝利。”

由於敵人的折磨，張文彬的肺病加重，臨犧牲之前，他要求見廖承志一面。見到廖承志，他激動地說：“我一生為黨工作，堅信馬列主義，堅信黨，現在生命到了盡頭，但死而無憾。”最后，他用嘶啞的聲音哼唱起《國際歌》，與廖承志告別。

1944年8月26日，年僅34歲的張文彬在江西馬家洲集中營犧牲。看守姚寶山收檢他的遺物時，發現他生前留下的遺書《我誓死不能轉變》。遺書中寫道：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已三十四歲，又犯了嚴重的肺病，生的時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盡頭，因而更是誓死而歸，樂於就義，願為江西人，尤其為整個中華民族的革命兒女留些正氣吧！”

1944年9月初，張文彬犧牲的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參加了中共中央為張文彬舉行的追悼會，並參加了在延安舉行的小范圍悼念活動。中共中央南方局為了緬懷張文彬忠誠於信仰、誓死不轉變信仰的革命精神，在重慶紅岩舉行了追悼會。

“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

1941年11月17日，何功偉在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被殺害。

何功偉，字超寰，化名何彬、何斌、何偉、何明理，1915年出生於湖北咸寧的一個書香人家。父親何楚瑛是咸寧有名的紳士，生母阮寶枝在他6歲時因病離世。1927年，咸寧農民運動風起雲涌，何楚瑛帶著家人外出“避風頭”，后定居武漢。何功偉在武昌上完小學，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北省立中學。

中學時代的何功偉為中國人備受洋人的欺凌而憤恨不平。他與同學組織了讀書會，希望從書中探尋到救國救民的道路。

1935年12月，日本繼佔領東北三省后又覬覦華北，而國民黨政府竟又不抵抗。9日，在中共的領導下，北平學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示威游行。消息傳到武漢，何功偉立即與萬國瑞、范元甄等進步同學一起，積極聯絡武漢大中學校學生，成立武漢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救國聯合會（簡稱“武漢學聯”），積極聲援北平學生。何功偉被選為武漢學聯常務干事，積極組織武漢學生示威游行。

何功偉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不久便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通緝對象。於是，他化名何明理，轉移到上海，到全國學聯工作，擔任學聯常委。

在全國學聯，何功偉起草文件、辦刊物、處理來往信件、研究全國學生運動動向，還常常提筆為全國學聯刊物《學生的呼喚》《學生之路》撰寫時事評論稿件。他創造性的工作深得大家的好評。1936年8月，經唐守愚、胡喬木介紹，何功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11月，在上海即將淪陷之時，何功偉隨黨組織轉移到武漢。12月底，何功偉被任命為中共湖北省工委農委委員，由董必武介紹到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擔任秘書，負責組織政治活動和對外聯絡工作。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何功偉任省委委員。7月初，日軍沿長江直上，在武漢即將失守之際，省委根據中央“有計劃地建立幾個游擊區”的指示精神，派何功偉回家鄉咸寧，重建黨組織和人民武裝，開辟鄂南抗日游擊根據地。

何功偉回到咸寧，通過當地公開合法組織扶搖會，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同時，暗中積極恢復地下黨組織。他先后發展了何功國、何功濟、雷同入黨，成立了黨支部。

同年秋，省委決定成立中共鄂南特委，何功偉任特委書記。

1939年8月，何功偉來到重慶紅岩，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匯報鄂南工作並聽取南方局指示。9月，南方局派他到鄂西工作，任中共湘鄂西區黨委宣傳部部長。1940年2月，接任湘鄂西區黨委書記職務。1940年6月，日軍進犯宜昌，南方局決定將宜昌的工作人員分批撤往巴東、恩施。8月，湘鄂西區黨委改組為鄂西特委，何功偉任書記。

1941年1月，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批中共地下黨員、進步人士被捕。中共鄂西特委秘書長鄭建安（鄭新民）被捕叛變，特委書記何功偉、特委婦女部部長劉惠馨在恩施不幸被捕。

在獄中，何功偉始終堅定共產主義信仰，保守黨的秘密，英勇對敵斗爭。

敵人使用了各種酷刑，妄圖從肉體上打垮何功偉。他慷慨陳詞，大講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政治主張，痛斥國民黨非法捕人、破壞統一戰線的罪惡行徑，使敵人的每次審訊和拷打都歸於失敗。

敵人見酷刑不能使之屈服，便以名利相誘。第六戰區參謀長兼湖北省民政廳廳長朱懷冰來到獄中勸降，說：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很賞識你，覺得你是個人才，隻要你不再干共產黨了，什麼手續也不用辦，就可以到國內參觀，去德國考察，然后擔任湖北省三青團的頭頭。

何功偉一眼識破朱懷冰的伎倆，說：放我出去，本來應該，至於干共產黨，根據國民黨信仰自由和結會結社自由的條文，我有信奉共產主義的自由，有參加共產黨的自由，應受保障，不得干涉。至於出去考察，可以，但我要求考察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到蘇聯去考察。

敵人一看何功偉軟硬不吃，又玩弄花招。他們得知何功偉對父親很孝順，便不惜財力，到處尋找何楚瑛，然后，將接何楚瑛接到恩施，待以上賓之禮，企圖用父子之情來動搖何功偉的決心。

父子倆在方家壩監獄相見，何楚瑛痛心不已，何功偉感慨萬千。何功偉長跪在年邁的父親面前，表明士可殺不可奪志的決心。

何父在恩施滯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壩探監10次。何功偉一次次地向父親表明自己的革命決心。

“兒被當局拘捕，鋃鐺入獄。幾經審訊，始知系因為共產黨人而構陷入罪。當局正促兒‘轉變’，或無意必欲置之於死，然揆諸寧死不屈之義，兒除慷慨就死外，絕無他途可循。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成仁取義，此正其時！行見汨羅江中，水聲悲咽，風波亭上，冤氣沖天，兒螻蟻之命，死何足惜！惟內戰若果擴大，抗戰必難堅持，四十余月之抗戰業績，寧能隳於一旦，百萬將士之熱血頭顱，忍作無謂犧牲，睹此危局，兒死后實難瞑目耳！”

父子倆多次見面，何父最終被兒子說服，坦然面對兒子英勇赴死。

1941年11月17日，敵人將何功偉殺害。

何功偉犧牲的噩耗傳到紅岩，周恩來在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主持召開了追悼會，宣讀了何功偉給妻子許雲的遺書，並於1942年4月18日向中央書記處做了匯報。6月7日，延安各界在八路軍大禮堂舉行何功偉、劉惠馨二同志追悼會。《解放日報》發表了《悼殉難者》的社論，中共中央青委贈送了挽聯，稱二人“努力解放事業而遭殺害，乃整個民族創痛﹔堅持革命立場至於殉節，是全體青年楷模”。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