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海掣鯨毛澤東

毛澤東愛讀書，讀了很多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讀了陳晉主編的 《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還是有振聾發聵、醍醐灌頂之感。一個忙於各種事務的黨的最高領導人，讀書多到如此地步，沒有想到。 《精講》 附錄列出毛澤東一生閱讀和推薦閱讀的 31 個書目，就佔用了 94頁篇幅 （而這當然不是他一生閱讀的全部），琳琅滿目、浩瀚汪洋，令人愕然肅然。再看看毛澤東早年所發出的“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的心願，他是說到做到了。毛澤東是書海、人海、政海、民族抗爭之海的弄潮兒，波濤萬頃，千帆競發，兀立潮頭唱大風！他讀了古今中外多少書—— — 讀了四書五經，讀了二十四史，讀了楚辭漢賦李白杜甫﹔還讀了西方啟蒙新學、馬列經典、哲學、歷史、自然科學﹔而且也讀了少為人知、稀奇古怪的各種閑書雜籍。他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寫下那麼多讀書筆記，抒發那麼多有趣的評論。他從實踐出發，以書為機場跑道，起飛升高，翱翔萬裡，睥睨天下，在書海內外掀起風波，激起浪潮，真是亙古少有的奇觀。

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書房

書海弄潮

毛澤東是堅定的唯物史觀信奉者，他堅信人民是歷史前進的動力，他提出密切聯系群眾是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但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早早立下鯤鵬之志的偉人。在 20 歲的1913年 ，他就寫下了讀《庄子·逍遙游》 的感想。庄子說：“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毛澤東讀后，“嘆其義之當也”。他舉李鴻章為例，說李是“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處理國務，總是失敗，如大舟行於淺水。毛澤東明白，僅有大志未必有用，為了避免置杯而膠著於水底，避免“志大才疏”，必須早早准備大水大海，使積也厚！什麼是水什麼是海？書中自有洪波涌，書中自有大浪翻！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毛澤東做到了“踏遍青山人未老”，更做到了以有涯逐無涯地讀書到生命最后一息！毛澤東深感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我們的干部“書養”太薄，他一次次呼吁，在各種會議上發放書籍冊頁，勸讀、分享。把黨建成學習型、讀書型政黨，這個在世界政黨史上罕有的提倡也是從他開始的。

毛澤東不是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從實踐中摸爬滾打出來的，是在打擊挫折下成長起來的。這個過程中，他不斷地讀書，武裝頭腦。 《精講》 使我們看到一個革命家豐滿充實的讀書軌跡。

毛澤東是隨著實踐要求、身份轉換而選擇所讀之書的。他的朋友、同學周世釗回憶：“毛澤東的思想大轉變，是1915 年讀了《新青年》之后”，那時，他從閱讀經史子集的興趣中走出來，站到了改造中國新思潮新實踐的探索潮頭。接觸了服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他從此再無猶豫，以“吾道一以貫之” （孔子） 和“目標始終如一”（馬克思） 的精神讀書、學習、實踐。他一生閱讀最多的是馬列、哲學和文史三類書。一本 《共產黨宣言》，他讀過 100 多遍。同時對中外理論家們的各類著作也廣有涉獵。毛澤東把懂哲學看作是干成大事的必備條件，他說：“馬克思能夠寫出 《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 《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証法這個武器。”

毛澤東讀史，以叛逆的姿態，從書海中尋找真理更挑出謊言。他不大喜歡無用儒術，更不喜歡天子神話，他寧願得機會就表彰共工、盜跖、秦始皇、劉邦、曹操、馬周、黃巢等來自基層的進取有為人物。他漸漸得心應手地以革命理論與書本知識聯系中國實際，以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睿智思考實際問題，不斷消化，不斷發揮，不斷調整，不斷創新發展，終於成為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革命家、思想家。

天馬行空 獨立鰲頭

毛澤東是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哲學家、軍事家、詩詞家、書法家，還是“讀書家”。能與他的執著於革命相比擬的是他的執著於讀書。早在延安他就說過，“如果我還能活十年，我一定讀書九年零359 天”（按：中國老歷法一年是360天）。根據《精講》，他最后讀書是在1976年9月8日讀了約30分鐘 《容齋隨筆》，此時距他次日凌晨0時10分去世僅6個小時。讀書是他事業的需要，也是他生命的需要。“我讀故我在”，他的讀書是一種生命體征，是他的存在感的驗証，更是他的思想、精神、靈魂活躍於天地間的征兆，或可稱為“魂征”。

毛澤東深感中國共產黨員、黨的領導干部需要讀書，更需要在實踐中用出門道。正如 《精講》 序言 《學用之道—— — 毛澤東書山路上的風景》 中的精彩表述，他要“將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結合起來讀﹔既入書齋，又出書齋﹔“將書本知識轉化為認識，將認識轉化為智慧”。世上善讀書苦讀書的學者多了去了，有幾人能像他讀出那麼多風景？能像他讀出人民的痛苦，讀出革命的路徑選擇從而大獲全勝？世界上革命家政治家兼讀一點書的人也多了去了，有幾個能像他那樣讀得說得干得都如火如荼，驚雷閃電！

毛澤東不是書呆子，最瞧不起本本主義，他說過“教條主義不如狗屎”，“讀書比殺豬容易”。他把“本本”讀活了，他自己的說法是，當書的“聯系員”與“評論員”。他讀一本書往往兼及一類書對照讀，他的讀書評論妙語連珠，不但有的放矢而且獨辟蹊徑。他談書論理從來都保持著自己的主體性、揮洒性、批判性。他有所專注、贊賞、選擇、借題發揮、高談闊論，也有所拒絕、蔑視、嬉笑怒罵。

比如毛澤東讀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指出宋玉“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罪過”，同時獨步地指出登徒子與丑妻恩愛有加正是實行“婚姻法”的模范。毛澤東的分析不落俗套，又確實為登徒子戴了多年的“好色”帽子說了公道話，給了宋玉此賦巧言令色、抹黑他人的批評。在他的建議下， 《登徒子好色賦》 作為文件之一印發給 1958 年 1 月南寧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領導干部。聯系歷史背景，毛澤東要表達的，就是他說的，“並不反對對某些搞過頭的東西加以糾正，但反對把一個指頭的東西當作十個指頭來反”，他覺得需要為正在發展的實踐尋求文化依據。出入於書海，毛澤東能夠自如地登高壯觀天地間，揮洒肯綮與豪邁的才思，發揮他的大志大智。他有時是天馬行空，有時是別具一格，有時是徹底推翻，有時是舉一反三，有時是一通百通，有時是欣賞愉悅，有時是怒火義憤。他有所主張，有所熱愛，有所痛恨，有所希冀。他在讀書中激勵意志，激蕩思想，激動情感，激發靈感。

緊扣實踐 讀出真見識

毛澤東博覽群書不是“翡翠蘭苕上”的文人自賞，而是有“掣鯨碧海”的大作為大志向。他看重的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把學用之道發揮得出神入化。

讀史記 《高祖本紀》《項羽本紀》《酈生陸賈列傳》 等，毛澤東認為，在楚漢戰爭中，項羽兵力遠勝於劉邦，卻屢失機會而敗，“不是偶然的”，項羽最致命的缺點是“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而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他的結論是，“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告誡說，我們的同志中也有這樣的情況，“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毛澤東認為項羽有“沽名”的弱點，為免負“不義”之名猶豫不決，但也贊賞項羽的羞恥之心，他在 1948 年為新華社寫的述評說：“蔣介石不是項羽，並無‘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那種羞恥心理。”縱覽中國歷代開國統治者的業績，毛澤東得出“老粗出人物”的感慨。當然他也說，沒有知識分子的幫助不行。他分析楚漢戰爭：“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這使人聯想起毛澤東在談到“左”傾教條主義者時說：“他們不知道人活著要吃飯，打仗會死人。”

讀 《南史》，毛澤東為梁武帝手下的將領陳慶之而“神往”。陳慶之出身寒門，以少勝多、戰功赫赫﹔仁愛百姓，克勤克儉﹔忠正剛直，在不被信任的情況下秉忠進諫，在有人對他有擁立之意時斷然拒絕。毛澤東視陳為楷模，還稱贊梁武帝名將韋睿是“勞謙君子”，號召“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讀 《舊唐書·劉幽求傳》，對於劉幽求不擇手段謀求官位，打擊異己，削貶后“憤恚而卒”的記載，毛澤東指出他心胸狹窄，“能伸而不能屈”。讀《資治通鑒·漢紀》，蜀漢謀臣法正有利用權力泄私憤之劣跡，有人勸諸葛亮向劉備匯報，諸葛亮則以當時大環境不利於蜀國，而法正正輔佐劉備一圖霸業，不能因為小事就限制他。毛澤東同意諸葛亮的看法，批道：“觀人觀大節，略小故。”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用人之道。正如 《精講》所說：“毛澤東讀史真是讀到了骨頭裡，歷史的精髓盡取。”

毛澤東延安時期提出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主張，也正是他自己讀書的追求與要領。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他讀馬恩列斯，更重視列寧與斯大林，因為后二人有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他讀蘇聯哲學著作，但是從一開始就認為那些著作對矛盾的統一性同一性講得不明白不到位。直到斯大林的錯誤揭露出來，他重視從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哲學觀點、辯証法掌握得不到家，直至陷入誤區等方面找原因。他在思想方法上一直注意克服片面性，克服形而上學﹔在治黨治國上一直警惕脫離人民、腐化墮落，使共產黨變質成為人民的對立面。他談文學，喜歡描寫反叛斗爭、抑強扶弱，站在被壓迫被剝削者一邊的作品﹔讀 《水滸傳》，他說“沒有法子，才上梁山。”他喜歡那些百折不撓、豪氣沖天的文人諸如屈原、李白等。毛澤東非常喜歡魯迅的作品， 《精講》 輯錄的關於魯迅作品的筆記和講話有 9 篇之多。毛澤東認為“魯迅懂得中國”，他極其贊同魯迅在 《門外文談》 中“老百姓也可以創造文學”的觀點，他號召全黨學習魯迅的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

毛澤東對 《紅樓夢》 的評價很高。他1956 年在 《論十大關系》 的報告中說：中國“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 《紅樓夢》 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他讀 《紅樓夢》，是“當作歷史來讀的”，讀出了階級斗爭、生產關系、封建與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興亡。但切不可以為毛澤東隻會從政治歷史方面品味文學作品，他對 《紅樓夢》 無以復加的高看，還因為他認為其“語言是古典小說中最好的，人物也寫活了”。他對許多文史篇目的批注，都反映了他的文學造詣和審美高度。

關於毛澤東對儒家學說的復雜態度，《精講》 給予了梳理，使人們對此有一個全面了解。毛澤東對儒家學說並不欣賞，但他從未簡單絕對地否定孔子。他常把孔子及其學說從道德和哲學層面分開分析。他說：“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1943 年） “我們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1958 年） 他說：“說孔子的功績僅在教育普及一點，他則毫無，這不合事實。”（1939 年）對於孔子的“正名”說，他同意從觀念綱領上予以否定，但他認為從哲學上說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對於孔子“過猶不及”的命題，他認為這種中庸觀念本身不是“發展的思想”，體現了保守性﹔但從哲學上說它“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他還說這“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1939年）對於儒家學說中的“知仁勇”“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范疇的說法，他說“‘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后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范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總之，他似乎更同意對儒學進行批判性的改造，劃清儒學中的精華與糟粕、儒學本意與歷代統治者的曲解的界限，做出共產黨人的新解。

如果說毛澤東留給我們的讀書遺產是光彩奪目的龐大寶庫，那麼接受這份遺產則需費些力氣。他讀書量大、面寬、時間跨度長，筆記簡詳、深淺、獨特性與概括性不一，整理起來可能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而讀書筆記又常常最富個人色彩和隨機性，有些還是進入自由王國的“任我行”之語。海量的精彩片段，令人難以形成完整全面的認知與結論。《精講》 在這方面立了大功。全書 148萬字，分為“戰略” “哲學” “文學” “歷史”四大卷，以現存有據的毛澤東批注過評點過談論過的文字記錄為依據，以觀點為條目，每條由原文 （有些略去）、毛澤東的筆記和談話、精講 3 個層次組成。《精講》 最具特點的確實是“講”，講得精准、精到、精確，富有學術性、思想性、條理性與全面性。讀之深感，沒有 20 世紀中國翻天覆地的歷史洪流，沒有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就沒有毛澤東﹔沒有那些浩瀚書文的化育、滋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有毛澤東的詩情、才情，高度、深度。

來源：《黨史文匯》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