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輝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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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領導開展的以戲劇運動為標志的文藝革命運動，吹響了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號角，取得了令人贊嘆的成績。中央蘇區開辟的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道路熠熠生輝，不僅光耀其時，而且影響深遠。

宣傳開路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獨立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重擔，開始實行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根據地為根本依托的工農武裝割據。這些紅色割據區域因為實行蘇維埃（即工農代表會議）政治制度，而被稱作蘇維埃區域（簡稱蘇區）。對於祖祖輩輩生活在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村，缺少受教育機會的廣大貧苦工農來說，黨所從事的革命事業簡直聞所未聞，甚至連黨是什麼，黨領導的紅軍和國民黨軍隊有何不同，都不明白。因此，黨不能不把群眾工作放到各項工作的首位，並且強調身為土地革命戰爭主力的紅軍，要成立宣傳隊，擔負起宣傳工作的任務，以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

面對文盲、半文盲佔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和工人，比較具體而直接、形象而生動的宣傳手段與形式，莫過於畫畫、唱歌、跳舞、化裝宣傳（后演變為活報劇），以及其他藝術形式，如各地紅軍帶來的大鼓、雙簧、相聲、文明戲等。在紅軍和紅色割據區域草創階段，紅軍就開始以文藝形式向工農群眾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紅軍是窮人的軍隊、共產黨是窮人的領路人等革命宣傳﹔並且在部隊內開展各種文化娛樂活動，以鼓舞士氣，提高指戰員的思想文化水平。1928年5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粉碎了贛敵楊如軒師對井岡山的第二次“圍剿”，全軍上下喜氣洋洋。在軍民祝捷大會上，戰士們合編了一段京劇快板，名為《楊如軒帶花潛逃》。幽默詼諧的唱詞、惟妙惟肖的表演，把敵師長逃跑時鑽狗洞、爬城牆的丑態，描繪得令人捧腹大笑，進而激發了軍民團結戰斗的熱情。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發，開辟中央蘇區。他們每到一個地方，隻要有足夠的時間，就書寫標語、制作壁畫、唱起歌子、化裝表演，向工農群眾宣傳土地革命，宣傳黨和紅軍，揭露地主豪紳及其代理人國民黨反動派欺壓剝削工農群眾的罪惡行徑。同年12月，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對紅軍的宣傳工作進行了系統深刻的總結，做出了相應的決議。決議把紅軍的宣傳工作提高到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的高度，明確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為此，在宣傳內容方面，就要切合群眾的斗爭情緒，除一般的發布暴動口號外，還要有適合群眾斗爭情緒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號，以發動日常斗爭。在宣傳對象方面，既要著重對城市貧民（中小商人與學生）、勞動婦女、勞苦青年群眾進行普遍、深入地宣傳﹔也要做好對游民群眾，以及被地主階級控制的民團、靖衛團等團丁群眾的宣傳工作。在宣傳方法方面，要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能夠接受的方式去進行﹔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實際行動增加群眾的信仰。為有效落實這些規定，決議明確要求各政治部負責征集並編制表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軍政治部宣傳科藝術股應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畫報﹔各支隊各直屬隊的宣傳隊均設化裝宣傳股，組織並指揮對群眾的化裝宣傳﹔以大隊為單位在士兵會內建設俱樂部，以便士兵娛樂和接近工農群眾。

顯而易見，紅軍在土地革命初期開展的宣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工農大眾藝術宣傳的探索與普及，是中央蘇區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先聲。

亮出旗幟

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粉碎敵人對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后，中央蘇區基本形成。同年11月7日，籌備已久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隆重召開，會議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內設教育部，教育部下設藝術局，專門管理蘇區文藝工作。在此前后，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李伯釗、劉月華、石聯星、危拱之、趙品三、王普青、崔音波、沙可夫、瞿秋白等一大批文藝干將先后進入中央蘇區，來到赤都瑞金，蘇區本地文藝人才也紛紛涌現。在紅軍政治機關和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門領導組織下，軍地文藝骨干發揮聰明才智，主導了蘇區的文藝創作與演出，承擔了蘇區文藝隊伍的組建和培訓，並由此涌現出許多文藝團體、文藝學校。所有這些，使得蘇區文藝不再只是宣傳工作的手段與工具，而成為一項重要的革命工作。文藝工作地位的加強、影響的擴大，推動了中央蘇區工農大眾藝術的創造和發展。

成立於1932年春夏之交的工農紅軍學校八一劇團，是中央蘇區第一個有組織、有領導的，進行戲劇創作和表演的文藝團體。八一劇團創作了許多反映階級斗爭、革命戰爭、工農兵生活、工農兵理想的劇目，先后在各個場合演出，受到整個革命根據地的歡迎。邀請公演、索取劇本、要求指導的信函，紛紛從前線和后方寄來﹔臨時中央政府召開的各種會議及重大活動，也經常邀請劇團去演出。劇團常演的《為誰犧牲》《我——紅軍》《誰的罪惡》《最后勝利歸我們》等劇目，每每引起觀眾共鳴，博得滿堂喝彩。

1932年9月，在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等領導人提議下，以八一劇團為基礎，在瑞金成立了領導蘇區戲劇運動的文藝組織——中央工農劇社。《工農劇社章程》規定：劇社以提高工農勞苦群眾政治和文化水平，宣傳鼓動和動員他們積極參加民族革命戰爭，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新中國，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介紹並發揚世界無產階級藝術為宗旨。《工農劇社社歌》表示：“我們是工農革命的戰士，藝術是我革命武器，為蘇維埃而斗爭！暴露舊社會的黑暗面，指示新社會的題材與故事英雄，就在革命與戰爭，赤色革命的戰士。創造工農大眾的藝術，階級斗爭的工具，為蘇維埃而斗爭！”這是中央蘇區第一次亮出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旗幟。此后，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文藝副刊《赤焰》創刊，編輯部的發刊詞也寫著：“為著抓緊藝術這一階級斗爭的武器，在工農勞苦大眾手裡，來粉碎一切反革命對我們的進攻，我們是應該為著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發展蘇維埃文化而斗爭的。”

中央工農劇社很快成為蘇區戲劇運動中心，各地各級俱樂部及紅軍中的宣傳隊、俱樂部紛紛要求成立分社。1933年5月20日的《紅色中華》報披露：其時已成立分社的有汀州、葉坪、紅校、博生、興國和江西軍區等處，約有會員六七百人。同年8月13日的《紅星報》也報道了東方軍政治部要求在短期內成立工農劇社分社，很快也發展了社員六七百人的消息。分社在中央總社直接領導下，組織各地晚會，培養蘇區普及戲劇運動的骨干，同時擔負起政治宣傳鼓動責任，加深黨和蘇維埃的政治影響。

1933年3月初，蘇區少共中央局決定征調年齡在15到18歲的團員組織藍衫團，以開展文化戰線上的突擊，提高蘇區群眾文化水平，靈活運用宣傳鼓動方式。藍衫團沿用蘇聯群眾劇團名稱，當年蘇聯的群眾劇團由不脫產的工人農民組成，他們的演出服是日常穿著的藍色工作服，因而被稱作藍衫團。被征調的團員將接受長期訓練，除讀書識字外，還要學習各種歌舞、游藝、新劇、活報劇等，將來到各地表演，發展文化運動。

一個月后的4月4日，藍衫團訓練班第一期學員開學。中央工農劇社在開學典禮上舉行成立后的第一次公演，演出新作《我——紅軍》與活報劇、歌舞等節目。是年4月8日的《紅色中華》盛贊道：“工農劇社這一次大規模的公演，無疑是開創了蘇區文化教育的新紀錄，可以說，這是蘇維埃文化與工農大眾藝術的開端。”

藍衫團訓練班后來改為藍衫團學校，附設於工農劇社內。瞿秋白從上海到瑞金就任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長后，將藍衫團學校加以規范化，擴展建設成蘇區最高藝術學府。他說：“沒有戲劇工作的骨干，就談不上工農戲劇運動。”他把這座藝術學府改名為“高爾基戲劇學校”，因為“高爾基的文藝是大眾的文藝，應該是我們學校的方向”。他還指導制訂了《高爾基戲劇學校簡章》，簡章規定學校的教育方針是：（1）給學生以戲劇運動及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常識﹔（2）有組織地分派到各地俱樂部、劇社、劇團去實習﹔（3）在學習期間組織各種研究會，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學校還附設有蘇維埃劇團，《蘇維埃劇團組織法》也規定劇團要緊密聯系廣大工農群眾，為他們服務。

推陳出新

中央蘇區最流行的藝術形式當數歌謠（包括山歌和民間小調），其次是戲劇（主要是結合了民間小戲和話劇藝術的小型歌舞劇）。山歌、民間小調、民間小戲，都是植根於勞動群眾的傳統藝術，有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但其中內容也有封建意識較濃厚的、色情意味較濃的，或者其他與土地革命、先進思想抵觸的。輕易拋棄它們，顯然不現實，於是對這些傳統的或者說舊有的藝術作品進行加工改造——推陳出新，便成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之一，也是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途徑之一。中央教育部制定的《俱樂部綱要》就指出：“一定要盡量利用最通俗的、廣大群眾所了解的舊形式而革新它的內容。”

對於推陳出新，當時有個形象說法叫做“舊瓶裝新酒”。意思是利用舊的曲牌曲調，更換原來的不適當歌詞，使之革命化、大眾化。如歌舞劇《擁軍優屬》，便採用民間曲藝《十杯酒》《古文調》等，而配上新詞。興國山歌和《孟姜女哭長城》《瓜子金》等民間小調，也常常用作新編歌詞的配曲。在這方面，瞿秋白對劇本台詞的口語化、民歌的搜集運用所做的指示，說得很透徹。他說：“通俗的歌詞對群眾教育作用大，沒有人寫譜，就照民歌曲譜填詞，好聽、好唱，群眾熟悉，馬上能流傳，比創作的曲子還好些！”這加快了工農大眾藝術作品的生產與傳播。

推陳出新的另一個落腳點，是改造散布在中央蘇區各地的舊戲班、舊藝人。這些舊戲班、舊藝人為招攬觀眾、迎合觀眾，常常表演風流淫蕩、因果報應等內容不健康、甚至反動的節目﹔有時為封建勢力所利用，演出迷信、荒誕的戲目，不僅腐蝕工農群眾思想，而且妨礙革命秩序和政府工作。如瑞金農村就常以迎神或求雨名義，請“吊腦子”戲（即木偶戲）班連演數天至半月，期間大人無心工作生產，小孩整天嬉笑打鬧。蘇維埃政府為整治這股歪風，一方面明令禁止某些屢教不改的舊戲班、舊藝人演出，一方面對態度尚好的舊戲班、舊藝人進行改造。改造的辦法，有將他們中的合適人選吸收到工農劇社或俱樂部的﹔有要求他們編演反映蘇區群眾生活和白區群眾痛苦、革命戰爭勝利、蘇維埃建設成就以及群眾管理政府等內容的文明戲的。為此，政府文化教育機關和工農劇社派員審查其劇目，幫助他們改編較好的劇目，淘汰不好的劇目。各地藍衫團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如贛縣田村、白鷺、南塘、龍口、江口、白石、土埠等鄉的藍衫團，以東河戲為傳統形式，編演反映革命戰爭、支援前線打仗的新劇目《活捉張輝瓚》《打會昌》《三子學藝》等，為古老劇種表現現代生活闖開了一條新路。

蘇區報刊在推陳出新、創造工農大眾藝術方面，也有推波助瀾的工作。它們開辟文藝副刊或專欄，如《紅色中華》的《赤焰》《紅角》﹔《青年實話》的《工農大眾文藝》﹔《紅星報》的《山歌》《俱樂部》等。除大量發表紅軍指戰員、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創作的新文藝作品外，也發表了一些利用傳統藝術形式而注入新思想、新材料、新語言的改編作品。《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一本《革命歌謠選集》，歌謠的曲調都是用舊民歌的，但它的內容（歌詞）卻是革命的，“並不妨礙它成為偉大的藝術，應該為我們所歡迎所支持”。

對舊的藝術形式加以改造，使之成為工農大眾藝術的推陳出新的做法，后來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總結道：“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群策群力

創造工農大眾藝術，不僅表現在文藝工作者寫（演、畫）工農大眾，為工農大眾寫（演、畫）﹔而且表現在工農大眾自己行動起來、組織起來，開展各種藝術活動，創作各種藝術作品，既是藝術的創作者，也是藝術的欣賞、評鑒者。

在中央蘇區，紅軍無疑是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先導者、骨干力量。隨著各級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各種群眾團體的組織、蘇區文化建設的開展，工農群眾也很快成為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主體了。在這個過程中，大力發展俱樂部顯然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指出：“在蘇區內必須發展俱樂部、游藝晚會等工作。在每一個俱樂部下應該有唱歌組、演劇組、足球組、拳術組等等組織。在每一組織內應該吸收群眾，尤其是青年男女。必須使蘇維埃內群眾的生活不是死死板板的，而是活潑有生氣的。隻有活潑有生氣的工農群眾，才能戰勝一切困難，與一切失敗的情緒。”正因為如此，所以蘇區俱樂部事業得以蓬勃發展，成為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重要舞台與陣地。據不完全統計，到1934年3月，中央蘇區各地已有1917個俱樂部，固定會員有9.3萬余人。

蘇維埃政府教育部編印的《俱樂部的組織和工作綱要》規定，俱樂部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社會教育機關。俱樂部的工作包括運動、游戲、集會、出版、展覽等項，為此成立相應的工作委員會。具體工作方法中有出牆報一項，牆報設文藝欄、插畫欄。文藝欄刊登山歌、童謠、小調、歌曲、活報劇、雙簧、革命故事、謎語等，以反映下層（即工農）群眾的生活情緒。插畫欄是在文字中插入圖畫，以幫助不識字或識字少的人看懂牆報。

舉辦晚會是俱樂部的一項重要工作。為指導各地辦好晚會，1933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在總結各地經驗基礎上，提出了辦好晚會的八點意見。其中有：辦晚會事前要有充分准備，要確定每次晚會的中心內容，一切新劇、活報劇都要環繞這一中心內容來表演﹔要配合各個紀念節和中心工作，舉辦專門或單獨晚會﹔晚會上不僅將已准備的戲劇、活報劇表演給群眾看，還要發動群眾自由上台表演，以提高群眾對晚會的興趣﹔表演新戲前，應將戲的內容由導演向群眾說明，表演到最精彩處要領導群眾呼口號或鼓掌，來深入群眾中的影響及激起群眾共鳴﹔晚會表演用的劇本，除根據工農劇社編印的外，當地黨組織也可收集本地實際材料，編為新劇、活報劇表演，這樣能更實際地教育群眾。在蘇區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指引下，各地俱樂部因地制宜，積極開展具有鮮明革命性、嚴密組織性、廣泛群眾性及濃郁地方性的，以晚會為龍頭的文藝活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受到工農群眾的歡迎。

為激勵各區鄉進一步辦好俱樂部，開展革命競賽，1933年11月，蘇維埃政府教育部舉辦了一次為期三天的俱樂部大檢閱。各區抱著競賽精神，越演越好。看的人也越來越踴躍，第三晚雖然表演到深夜兩點多鐘，但看的人還有2000多，直至晚會結束。比賽結果，城市區第一，雲集區第二，下洲區第三。那些沒有獲獎的區，都表示要在第二次大檢閱時奪取優勝。

在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群眾性工作中，中央蘇區新聞單位和學術團體也積極參與。1933年5月1日，《紅色中華》報文藝副刊《赤焰》創刊，編輯部為此號召文藝工作者努力去反映蘇區工農兵群眾的實際生活，反映蘇區人民為蘇維埃政權英勇斗爭的光榮歷史事跡，並指出這對創造中國工農大眾藝術有極大的幫助。《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一本《紀念節故事》，供各地俱樂部講故事用﹔開展了征求山歌小調活動，並於次年編輯出版了《革命山歌小調集》﹔編輯出版了《革命歌集》，收錄34首歌曲和歌詞，其中有《國際歌》《少年先鋒歌》以及《十送郎山歌》等。初印6000份很快銷完，后加印1.5萬份。1934年1月，《青年實話》編委會還編輯出版了《革命歌謠選集》，收錄蘇區人民創作、傳誦的歌謠65首，其中有《十送郎當紅軍》《瑞金山歌》《革命時調》等。編者在后記中寫道：“我們也知道，這些歌謠在格調上說來是極其單純的﹔甚而，它是農民作者自己的言語作出來的歌，它道盡農民心坎裡要說的話，它為大眾所理解，為大眾所傳誦，它是廣大民眾所欣賞的藝術。”這是對蘇區工農群眾藝術創作的充分肯定，對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的高度贊揚。

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11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下成立了文化研究組。文化研究組側重於文藝理論與創作的具體問題的研究，培養工農大眾自己的作家。這當然也是為創造工農大眾藝術獻計出力。

上山下鄉

工農劇社、藍衫團及其他文藝團體，積極響應黨和蘇維埃政府號召，在駐地創作和演出的基礎上，還帶著簡便道具、樂器、服裝上山下鄉巡回演出，把工農大眾藝術送往各地，同時進一步豐富、提高現有節目的質量，吸收新的生活素材創作新的作品。

1931年歲末，紅校俱樂部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創作排練了大型話劇《為誰犧牲》，來到距離瑞金縣城30裡的九堡鎮，慰問由參加寧都起義的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改編的紅五軍團第十五軍將士。《為誰犧牲》反映一個被強抓當兵的白軍士兵，前后在白軍和紅軍中的不同遭遇，激起全場觀眾的強烈共鳴。演出結束后，場上響起陣陣“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我要當紅軍！”的口號聲，演出取得了超預期效果。接下來，紅校俱樂部又攜該劇到紅五軍團第十三軍、第十四軍駐地慰問，歷時一個多月。

1933年8月初，藍衫團（總團）奉命去前方慰勞紅軍。同年9月出版的《青年實話》刊登戈麗（即李伯釗）寫的一篇通訊《藍衫團出發前方慰勞紅軍》，詳細記述了當時的情形：

藍衫團的學生們一個個背著包袱、雨傘、笠篷、干糧袋，在極熱鬧而健壯的歌聲中出發。當露珠尚圓、炊煙未起時，這些小演員已經走了20裡。在一個森林裡的廣場上，他們參加了盛大的八一閱兵，見到了久仰的朱德總司令。當晚，在汽燈照耀下晚會開幕了，藍衫團的表演第一次和戰士們見面了。小演員們都振奮精神把平日學得的本事盡情的展露出來。大合唱、活報劇……一個個節目都獲得紅軍戰士鼓掌喝彩。從8月1日到4日，天天晚上如此。沿著兵站歸來，經過幾個醫院，白天藍衫團學生到病房慰問傷病紅軍戰士，晚上表演節目給他們看。當暴露白軍對工農群眾殘酷屠殺時，他們都慷慨激昂高呼：“打倒國民黨！”藍衫團的學生們，就是這樣熱情地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檢閱自己，鍛煉自己。

1934年四五月間，中央蘇維埃劇團做了一次長時間、大范圍的春耕巡回表演。還是由戈麗寫的一篇通訊《蘇維埃劇團春耕巡回表演紀事》（《紅色中華》連載），詳細報道了這次巡演的種種場景：

這回出發巡回表演，經過梅坑、西江、洛江、庄埠、朱藍埠、會昌、踏崗、武陽等地。表演的除自己准備的關於春耕運動的必演節目外，其余都是採集群眾生活的實際材料，經過劇團集體創作，依靠原有技術基礎，很快搬上舞台的。一月來劇團研究組創作了8個活報劇、3個戲——這當得過去劇社編審委員會數月創作的產量。群眾很喜歡看，臨時劇場總是圍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少打著火把來看，最遠的相隔15裡或20裡。大家看到《懶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腳婦女積極參加生產》《富農婆壓迫和毒打童養媳》《不識字的害處》《奸商富農破壞蘇維埃經濟》，以及揭露反革命欺騙群眾反水的《上了他們的當》等節目時，情緒非常激動，顯出憎惡、喜歡、痛恨等種種表情。除了表演，劇團演員還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個區、每一天都做。他們幫助地方文化工作，培養工農出身的作家，幫助紅軍家屬耕田，教群眾唱春耕歌和革命民歌。通過禮拜六義務勞動，他們更和當地群眾取得了親密聯系，有的上山砍柴，有的到山下井邊挑水，有的挑塘泥肥田……工夫做完了，紅軍家屬燒好清香的熱茶、端了果品招待他們。可是，他們說：我們是來優待紅軍家屬的，不吃你一點東西。劇團演員自身的政治文化生活也非常活潑地開展著，十天出一期牆報，晚飯后空閑時講紅軍或革命領袖故事。這些活動同樣吸引了群眾。

總之，在這次巡演中，劇團與群眾生活打成一片，劇團開始在新環境中，運用新的工作方式，使自己的表演更能深入群眾。群眾歡迎它，模仿它，工農大眾的藝術特征更鮮明和顯著了。

紅軍中的劇社和各地藍衫團分團，也紛紛上山下鄉，把文藝送到工農兵中去。紅軍火線劇社分散到各連隊中，用唱歌、談話等方式，鼓動戰士進行革命戰爭﹔在每次晚會上，劇團小同志表演戲劇、活報劇、歌舞等節目，教育紅色戰士。興國縣藍衫團深入高興鄉竺高村戰地，為瓦解敵軍，表演了《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是親人》《活捉蔣介石》等節目，竟有白軍士兵悄悄觀看。到紅軍撤離中央蘇區前，他們共演劇目120多個（其中自編50個），演出千余次，觀眾幾十萬人次。演出范圍除本縣外，還到了贛縣、萬安等地。會昌藍衫團的演員常常赤腳行走五六十裡，深入山區演出，同時還做群眾工作。安遠縣各區鄉則組織了兒童宣傳隊和臨時蘇維埃劇團，自編了獨幕話劇《革命與戰爭》、歌劇《送郎當紅軍》《十回妹》《十話哥》等，分別到路田、廉江、石灣、古田等地演出。

總而言之，中央蘇區專業的、業余的文藝團體、文藝家們，通過上山下鄉和工農兵結合，為創造工農大眾藝術做出了巨大貢獻，也收獲了喜悅和進步，並且為此后革命文藝工作者堅持工農兵方向，為工農兵服務，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