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氣逼人的“思安先生”

五四時期，湖南涌現了一大批女界豪杰，如向警予、蔡暢、繆伯英、楊開慧等，都是眾所周知、耳熟能詳、不讓須眉的巾幗英雄。然而，有一位早期即參加新民學會、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活躍在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和湖南婦女運動一線的杰出女性卻不為人所熟知，甚至被人漸漸淡忘。她，就是英氣逼人、被毛澤東稱之為“思安先生”的李思安。

1919年11月16日，李思安（前排左一）與部分新民學會成員在長沙留影

自我定位，追求自由平等新生活

李思安，乳名桂，又名欽文，1892年10月出生於長沙縣大賢鎮（今北山鎮趙公塘）一個耕讀世家。孩提時代，李思安跟隨祖父讀書識字，研習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及至長大，受男尊女卑影響，李思安被迫離開心愛的學校。勤奮好學的她隻好邊工於刺繡，邊自學古文。15歲那年，她奉命結婚，但次年丈夫就去世了。

求學的不順加上婚姻的不幸，使得李思安一度郁悶至極。哀嘆自己命途多舛之余，她也曾女扮男裝當過管店先生，卻並未能真正獲得與男人平等的地位。

隨著 20 世紀初辛亥革命這場“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來到，“民權與女權，如蟬聯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女性表達出強烈的自我定位意識，參與社會、參與政治的角色定位逐漸突出，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社會力量。

特別是隨著1903年3月長沙最早的一所鄉村女學堂——影珠女學堂的創辦、1905 年徐特立創辦梨江女校，長沙的女校迅猛發展，形成一股強勁的風暴，驚醒廣大女性。由於它的“開風氣”，大批前衛女性趨之若鹜。李思安受此氛圍感染，再也不安於平庸的生活，不甘於向命運低頭，而是決心掙脫封建籬笆，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

及至1911年，郁郁寡歡而又倔強的李思安沖破重重阻力，終於如願進入梨江女校讀書。在這裡，李思安開始接受各種知識與文化的熏陶，不僅聰穎智慧，品學兼優，而且逐漸從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中解放出來，沖破傳統觀念的藩籬，堅決不做屋檐下安逸的家雀。

1915年，李思安從梨江女校畢業后，接替祖父教蒙館，成為當地第一位女先生，深得大家的喜愛。為了走向更廣闊的天地，1916年后，李思安進入長沙崇實女校學習，后轉入湖南省立蠶業女子專科學校學習。處於激變時代下的長沙各女校的女學生不甘人后，不僅站在婦女爭平等、求解放隊伍的前列，成為女權運動的先鋒，而且不乏優秀分子積極投身革命運動，成為愛國救亡運動的領導和骨干。李思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由於正義感強，責任心重，李思安成為湖南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信任，常常被委以重要的社會工作職責。如在湖南省立蠶業女子專科學校，即擔任蠶業女子專科學校學生會主席，整個學生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同時，李思安還主動參與到設在落星田商業專門學校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等其他一些社會團體和組織中，且“每次到會，較男會員為守時間”，“精神實未弱於男會員”。

在一系列的活動中，李思安日益顯示出獨特的組織領導才干。她不僅自己追求獨立的人格，尋求自身的解放，而且倡導全體女性迅速覺醒，依靠自身來實現男女平權和女性的幸福，進而激發濃烈的愛國主義情懷。

勤勉篤實，新民學會展才華

李思安積極上進，工作勤勉，加之具備超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因此很快被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成員“看中”。

1919年11月6日，新民學會在周南女校召開會員大會，毛澤東、何叔衡等人主持了接收新會員的歡迎儀式，李思安在這次會上正式加入新民學會。

新民學會成立之初本是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組織。1918年4月14日參加新民學會成立大會的14人全部是男性，但后來隨著周南“三杰”魏璧、勞啟榮（即勞君展）、周敦祥和周南女校進步教師陶毅的陸續加入，李思安、向警予等人也紛紛入會。到后來，新民學會會員78人中，女會員有19 名，佔了四分之一。女子在學會中的地位也很高，李思安、陶毅、周敦祥、蔣竹如、魏璧等都是學會中的骨干。李思安還當選為評議部唯一一個副委員長（評議部委員長為何叔衡），陶毅、周敦祥、蔣竹如、魏璧當選為評議員。正式加入新民學會后，李思安和毛澤東等一道，積極謀劃，廣泛聯絡，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籌募資金，組織培訓，致力於新民學會的重頭戲——組織赴法勤工儉學。

1920年4月，“驅張”運動目的基本實現后，毛澤東離開北京，幾經周折，來到上海，主要是處理“湘事善后”：送別新民學會會友去法國和南洋，參加工讀互助團，拜訪陳獨秀等名人，“設計”湖南的未來……

為了毛澤東的上海之行，先期抵達上海的李思安疏通各種關系，出面租賃了哈同路民厚南裡29號( 又稱安南路214號，今安義路63號)一幢兩層磚木結構的房子，作為湖南新民學會會員、湖南改造促成會會員在上海的活動駐地。

在上海期間，李思安與陳獨秀、毛澤東等 25 人聯名發起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以實行教育與職業合一、學問與生計合一的半工半讀、互助協作。

為了歡送留法勤工儉學的同志和去南洋的一些教員，並借以聯絡新民學會和少年中國學會的感情，4月21日即農歷三月初三，李思安和毛澤東、彭璜、張國基等新民學會、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七八十人，在上海霞飛路鬆社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聯歡會，並一起商討驅逐張敬堯以后的湖南建設及新民學會今后的發展等問題。

5月8日，在毛澤東的邀集下，李思安和新民學會會員蕭子璋 ( 即蕭三 )、彭璜、歐陽澤、劉明儼、勞啟榮、魏璧、周敦祥、陳贊周（即陳紹休）、熊光楚、張百齡（即張懷）共 12 人又來到上海一處著名的私家園林——半淞園，著重研究了新民學會的會務問題。同時，確立了學會應該採取“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的會風，提出今后吸收的新會員必須具備純潔、誠懇、奮斗、服從真理4個條件。

5月9日，李思安和毛澤東、彭璜等前往洋涇法國碼頭，在這裡為即將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陳贊周、蕭子璋、勞啟榮等 6人送行。之后，李思安和毛澤東、彭

璜一道分別去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拜訪了陳獨秀和“很提倡國際主義的”吳廷康先生（即共產國際的代表魏金斯基），尋求著手建立“共產黨”的指導。

勇立潮頭，“驅張”運動顯身手

李思安生性思想活躍，好打抱不平。

1919年11月，長沙一個叫趙五貞的女學生因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裡割頸自殺，這件事在社會上引起了轟動。剛剛加入新民學會的李思安便組織一批女同學認真調查事件真相，並第一時間在報紙上予以揭露。毛澤東則根據她們提供的信息，連續在《大公報》發表 9 篇文章，對封建婚姻制度予以強烈抨擊，對婦女解放問題進行深度剖析，號召人們奮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會，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反響。

新民學會成立后另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組織開展轟轟烈烈的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斗爭，李思安則是其中的主要成員。

1919年8月中旬，張敬堯強迫解散湖南省學生聯合會。9月中旬，李思安參加毛澤東、彭璜等原湖南省學生聯合會負責人組織的會議，一致同意：趁著北洋軍閥直皖兩系的矛盾與日俱增的大好時機，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骨干，以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為公開活動平台，掀起一個“驅張”運動的高潮。同時決定，向北京、上海、廣州、衡陽、郴州、常德等地派出代表團，爭取全國輿論對“驅張”的支持和同情。

12月2日，重新恢復的湖南省學生聯合會聯絡各界代表在教育會坪舉行第二次焚毀日貨示威大會，遭到張敬堯軍隊的武力鎮壓。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12月6日，長沙各校總罷課開始，以湖南省學聯與新民學會為骨干的湖南省各界公團聯合會派遣“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衡陽、常德、上海等處請願聯絡。

12月18日，李思安作為學生代表，化裝成一農婦，和毛澤東、陳紹休、李振翩、蔣竹如、張懷等赴京請願代表團一行 40 人到達北京，與先期“孑身入都，請願聯絡”的羅宗翰會合。在京期間，李思安和代表們聯絡湖南旅京學生，組織旅京湖南學生聯合會，每天四處奔波，頻繁聯絡，又聯合湖南旅京各界，組織旅京湖南各界委員會，作為驅張機關，向湖南在京議員、名流、紳士宣傳“驅張”的意義，發動他們參加“驅張”的斗爭。同時，在北京北長街組織平民通信社，成為“驅張”運動專用喉舌，專門負責報道各地的“驅張”活動。從12月22日起，“每日發出稿件百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滬、漢各報”，爭取全國聲援。從而，使北京逐漸成為“驅張”運動的中心。

1920年1月28日上午，李思安和羅宗翰、毛澤東及全體請願團代表、部分旅京湖南學生一道，冒著凜冽嚴寒，高舉“湖南公民代表團”“湖南教職員代表團”“湖南學生代表團”3 面大旗，一齊擁向新華門，痛斥張敬堯禍湘罪行，強烈要求張敬堯下台。

時值隆冬，北風呼嘯。新華門前軍警林立，荷槍實彈，當局談判代表卻遲遲不露面。請願者群情激奮，強烈抗議，雙方相持長達3個多小時，迫使當局同意 3個代表團各推選 2 名代表進行談判。於是，湖南公民代表毛澤東、張百齡，教員代表楊樹達、羅教鐸，學生代表李思安、柳敏先是在國務院與一位姓王的秘書舌戰兩小時，沒有結果，后又轉赴棉花胡同國務總理靳雲鵬私宅，敦使靳雲鵬承諾將湖南問題提交國務會議討論。2月5日，李思安和毛澤東等人一道再次到靳雲鵬住宅進行請願，仍然無功而返。

代表團在兩個月內7次請願都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於是，在毛澤東“武力驅張”的主張下，李思安等又分別到衡陽、廣州、上海等地活動，向衡陽的吳佩孚、湘南的譚延闿等作最后的“請願”。2 月，李思安被留在上海，參加全國第二屆學生代表大會，繼續爭取全國學生對“驅張”運動的支持。在全國一致“反張”的強大壓力之下，張敬堯不得不倉皇出逃，“驅張”斗爭終於取得勝利。1951 年 9 月的一天，毛澤東約在政治研究院學習的李思安和周世釗、蔣竹如等人到中南海共進晚餐。席間，毛澤東問李思安：你還記得“驅張”運動時向北洋軍閥政府的國務總理請願，在新華門坐冷板凳的事嗎？李思安答道：當然記得。那是您在領導已是 30 年以前的事了。可見，毛澤東和李思安等對當年的“驅張”記憶是多麼的深刻。

海內海外，革命教育不相忘

“改造中國與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為著對各國實際和各家學問都有深入了解、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並在當地起到領導核心作用，新民學會會員除了去法國取“世界主義”即先進文化的經，還提倡到文化閉塞、華僑眾多的南洋去，“宜以發達文化為己任”，傳播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道德文化。

就在這時，恰逢新加坡華僑中學校長涂開輿回上海為華僑中學聘請教員，並代新加坡道南學校、吉隆坡尊孔學校和坤成女校聘請教員。李思安便決定和張國基等一道去新加坡充當傳播文明的使者。

於是，1920年“驅張”運動結束后，李思安即離開上海，自籌旅費前往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坤成女校任教。1922 年，又轉到印尼爪哇北加浪岸的中華中學任教。這一時期，李思安和張國基、周敦祥、蕭道五、任培道等一道，致力於南洋的教育運動和文化運動，直至 1924 年回國。

同時，李思安仍然十分關心國內的新民學會及其相關工作，曾將自己節約下來的收入匯回國內，以解創辦長沙文化書社基金的燃眉之急。

1924年6月，李思安離開南洋回到祖國，經向警予幫助，進入上海大學讀書。1925 年，她由向警予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她再次走入布滿重重險情的革命道路。五卅運動前，在黨組織領導下，李思安深入到工廠、學校、商店進行宣傳動員，聲援北伐軍進軍北伐活動。五卅運動大示威時，她爬到電線杆上，一面散發傳單，一面高呼口號，被武裝巡捕開槍打傷右頰。

1926年冬，受黨組織委派，李思安回到長沙，任湖南省總工會婦女部長。在郭亮指導下，她積極開展婦女運動，先后主持創辦了19所婦女夜校，舉辦了1927年盛況空前的三八婦女節慶祝大會。在總工會主席郭亮外出期間，她曾代行主席職權，主持總工會工作。1927年，長沙馬日事變發生，李思安成為國民黨反動派追捕的主要對象。她先是委托堂兄李暉球弄了一張國民黨黨証，以此作掩護，逃到了好友周敦祥住處，藏匿了一段時間后，又改扮男裝下鄉暫避，后與中共黨員鄭瑞星一道途經武漢去上海尋找組織。輾轉多時，他們一直未能與黨組織聯系上。

1929年，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李思安又一次憑借一張國民黨黨証通關過卡，再次赴南洋，去新加坡、印尼，先在印尼雅加達中學任教，后改任北加浪岸中華學校校長。她兢兢業業工作，傾注心血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華僑青年。

1950年，經過多方聯系，李思安終於回到解放了的祖國，此時她已58歲。1951年，她進入華北大學政治研究院第三期學習班學習。1952 年 2 月，她被分配到湖南文史館參事室工作，后被選為長沙市第二屆僑聯委員，湖南省第二、三屆政協委員。

兩度往返南洋從教，幾度遭遇艱難險惡，李思安堅毅如初。

英姿颯爽，眾人齊稱“思安先生”

縱觀李思安的革命生涯，反對“二十一條”，開展“驅張”、“湘人治湘”、五四運動，加入新民學會、湖南改造促成會、上海工讀互助團……李思安的早期活動軌跡與毛澤東如出一轍，高度契合。而李思安和毛澤東的關系也是非同一般，這從可查的毛澤東寫給李思安的 3 封信中毛澤東對李思安“欽文姊”“思安先生”“思安姐”的稱呼中即可見一斑。

1920年8月19日，當時在新加坡坤成女校教書的李思安給毛澤東寫信，交流如何“改造湖南”。她在信中說：“望你在這時候快些做幾篇文章，將改造湖南的意見大大的發表。乘得一班偉人們的勢子尚未十分鞏固。不然，時機一失，難再得了。”

11月25日，毛澤東給李思安回信，從學習到工作和思想，都予以真切而細膩的關心。內容如下：

欽文姊：

你這信我八月裡就接到了。后來還接到你在星加坡寄來的一封長信，並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沒有即答，想能原諒我罷。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須有一些志士從事實際的改造，你莫以為是幾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偉人雖沒有十分鞏固，小偉人（政客）卻很鞏固了。我想對付他們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們，由我們另想辦法，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長短。你以為然麼？你事務諒是忙的，我勸你總要有時間看一點新書報。並且希望你能夠繼續省察自己，能夠知道自己的短處。你前信囑轉集虛 ( 即蔣竹如 )，已轉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狀。

弟 澤東

十一月二十五日

1950 年回國定居后，李思安仍然與毛澤東保持書信往來，毛澤東對她也予以老友的禮遇。1951年 1 月 14 日，針對李思安連續兩次來信中提到的工作學習問題，毛澤東給李思安回信。內容如下：

思安先生：

兩次來信，均已收到，甚為欣慰。同意你來北京，如果你願意和蔣竹如同學他們一道進革命大學學習一時期，則可以進該校﹔否則另想工作辦法。來時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統一戰線部李維漢部長接洽入學或工作問題。此復，

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一月十四日

1951年9月，經李維漢安排，李思安參加華北大學政治研究院第三期學習班學習，毛澤東接見了她和蔣竹如、戴毓本、周敦樣等。無論是“姊”還是“姐”的稱呼，都足見毛澤東對李思安的親切和親近，而“先生”之稱，顯現了毛澤東對李思安除宋慶齡、何香凝、楊絳等極少數女性外極少有的尊敬之情。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甚或思想，毛澤東與李思安幾乎是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其親密而又尊敬之情得以充分體現。

李思安長得眉清目秀，卻英姿颯爽，英氣逼人。16 歲時父母媒妁之言下的丈夫去世后，她終生未再嫁。一直與堂兄李暉球等族人生活在一起，住在長沙菜根香巷子。及至晚年，她猶以男裝面世，侄孫晚輩尊稱其為伯伯、伯爹爹。因其歷史淵源，以及其不男不女之姿，“文化大革命”初期，還差點被紅衛兵定性為革命對象。情急之中，她趕緊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很快親自給她回了一封信，開頭便稱“思安姐久違”，使她逃過一難。

1969年2月6日，李思安病逝於長沙，終年77歲。李思安一生傲骨，自我定位，勇立潮頭，幾度艱難曲折，經歷了非凡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