瀝盡黃沙始到金——曹汝謙烈士史料征集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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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在山西應縣曹汝謙烈士的英名已家喻戶曉。矗立於烈士塔院的、由徐向前元帥題寫碑名的曹汝謙烈士紀念碑受到全縣人民的瞻仰。可30多年前，曹汝謙的名字在應縣隻有極個別人知道，對其事跡不甚了解。這位早期革命家在黨史、國史上也隻有寥寥數筆。是無數無名英雄中的一位。我們史志工作者歷時多年，跨越十余省，走訪無數人，翻閱浩如煙海的歷史檔案，歷盡艱辛才把這位革命家發掘出來。回首往事，感慨良多。這裡願作一簡短回憶，以告后人。

由一個故事引起

1981年5月史志辦（黨史和縣志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剛成立時，退休在家的尚庸身先生經常到史志辦幫助工作，給我們講些應縣掌故。一天，他突然說：“應縣有個大人物你們誰也不知道。”我問是誰。他說是下馬峪四巡官的獨子曹汝謙。再一細問，具體情況他並不知道。只是他了解的一件事可以說明這個人了不起。接著他給我們講了一個發生於解放初期鎮反時的故事：

下馬峪有個大地主叫曹成章，他的四兒子曹守貞民國年間就讀於山西政法學院，畢業后當過應縣警察局的巡官，因他行四，故人稱四巡官。因為家裡是地主成分，又在舊衙門干過事，所以在土改、鎮反時受到批斗，當時准備判他死刑。但他家人跑到北京，找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不久，周總理給應縣人委打了電話，說曹汝謙 （即曹儒謙） 是我黨高干、革命烈士，其家屬應該給予照顧。因此，曹守貞沒有被槍斃，給他還分了房和地，最后，曹守貞老倆口老死在東輝耀村。

尚老的這個故事，引起我的重視。我決心把這個革命烈士挖掘出來，使其光耀人間。隨后，我到公安局查鎮反檔案，想在曹守貞的案卷中發現曹汝謙的線索。但裡面隻有群眾的揭發材料、斗爭過程等，根本沒提曹汝謙的名字，更沒有中央領導的任何指示，對曹守貞也沒有處理結果的文字記載。

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曹汝謙的故事，我一直挂在心上。1981 年 8 月，我在省城開會時遇見一位搞黨史的同志，他說，你縣有個早期革命家叫曹汝謙。我說，你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是在《山西文史資料》第11集看到的。我找此書一看，裡邊隻提了曹汝謙一句話。這句話隻能証明曹在建黨初期即有了革命活動，卻再沒有其它具體內容。后來，我大量翻看老一輩的革命回憶錄，終於在 《周士弟回憶錄》 中又發現了曹汝謙的名字。這本書上寫道：“政治教官，曹汝謙，黨員，山西應縣人。據說以后黨調他到北方搞兵運工作，后犧牲。”文中雖然涉及曹汝謙的記載不多，但曹大革命中在中共領導的最早一支革命武裝中的活動情況大致顯現出來。

接著，我們又在北京找到曹汝謙烈士的侄女—— — 曹文卿。她向我們介紹了曹的家庭情況，但她對其革命活動知之甚少。因為曹汝謙犧牲時，她尚年幼。彼時，她正背著出身不好的黑鍋，據說有人指控她父親曹祖謙到了台灣。其實，她的父親早年在曹汝謙的動員下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1930年到紅四軍任職，兩年后不幸在“肅反”運動中被錯殺。后來，我們找徐向前元帥、程子華部長做了証明，她才享受到烈士子弟待遇。

就這樣，曹汝謙烈士的資料零零星星地搜集起來，但離揭開這位革命先烈神秘的面紗為期尚遠。

投石問路

初步掌握了曹汝謙烈士的一些資料后，下步的征集工作怎麼搞，實在找不出頭緒。

於是，我突發奇想，採取投石問路的辦法尋找新的線索，即利用掌握的一點點資料和自己的想象判斷，寫成一篇千余字的曹汝謙烈士簡介，發表在 《山西地方志通訊》 1981年第11期和 《雁北報》 上。在簡介后邊還特別注明：“上述資料僅是初步調查得知，不一定准確，懇請知道曹汝謙烈士情況的同志進一步為我們提供資料。”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文發表后引起了很大反響。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稼夫。他給 《山西地方志通訊》 致信說，你們刊登的 《曹汝謙烈士簡介》有些失實。還有一位叫劉移山 （應縣上甘港人，曾當過國民黨將軍） 也說與曹汝謙一塊工作過。更引起憤怒的是閻錫山十三高干之一的李冠洋 （靈丘人，時任省政府參事）。我在簡介裡把他寫成閻錫山的特務，1929年在北平逮捕曹汝謙。李冠洋致信應縣縣志辦，矢口否認。

我不怕他們提抗議，我的目的是為找線索。既然你們都知道曹汝謙的情況，那就請你們來介紹吧。於是我一一去信聯絡，懇請他們提供資料。劉移山不負所托，他當時住在蘭州，在北京開完黃埔同學會后專程到應縣，向我介紹了曹汝謙的一些情況。

1982年12月16日，我偕劉蘇將軍（曹汝謙的侄女婿） 到北京東四六條 6 號訪問張稼夫。他是山西文水人，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曾與曹汝謙一起工作。

抗戰初任山西省委秘書長，后任晉綏分局黨委副書記，西北局常委、宣傳部部長。1952年12月底，調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常委。其夫人王亦俠亦是女中豪杰，山西臨汾人，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時山西讀軍校女性僅她一人，也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

張稼夫年近八旬，精神很好且十分健談。說起曹汝謙，他仿佛又回到大革命時期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他說與曹共同工作了幾個月，當時曹任武漢國民政府警衛第二團黨代表，他是曹的秘書。警衛第二團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實際是中共中央的一支警衛部隊。期間，曹介紹他入了黨。可以說，曹汝謙是他參加革命的領路人。當時他還兼任團宣傳干事，組織干事是高君宇的妹夫王之銘。秘書長是郭扶人，又名郭曙南，現在可能在武漢，“文革”時武漢有人來找他打過証明……

后來，我把訪問張稼夫的筆記整理出來，打印寄給他，張老親筆修改后又寄還給我，此資料登載在 《應縣縣志資料匯編》 上。

橫跨11省的資料大搜集

訪問張稼夫后，我自認已掌握了曹汝謙的革命事跡。便依此前調查了解的資料，寫成了第一稿的 《曹汝謙傳》，寄給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研究會讓我把曹汝謙的材料寄給山西大學的陳文秀教授。陳答復說，將於1983年7月在省委黨校召開山西中共黨史人物研討會，讓我攜曹稿參加。是年7月10日，會議如期舉行，共有 16 位作者攜帶人物傳記稿供討論。記得傳主有趙宗復、汪銘、張友清、董天知、左權、劉胡蘭、張叔平、劉少白、安子文、王世英等。會議進行了6天，大家對曹稿提出許多修改意見，認為曹稿還很單薄，曹汝謙在廣州的革命活動語焉不詳。特別是他在河南的革命活動更是幾筆帶過。大家說，曹汝謙這個人物規格很高，值得一寫，應該狠下功夫把他搞出來。得到與會專家的肯定，我決心繼續征集曹汝謙烈士的資料，於是就有了歷時數年、橫跨 11 省的大搜尋。當然，這種搜尋並不是單純收集曹汝謙烈士的資料，是與征集應縣其它史志資料結合進行的。其間甘苦自不待言，這裡我隻想舉幾個例子說明：

我們的第一站是河南省汲縣。1929 年春，曹汝謙奉黨中央的指示到河南發動農民起義，即“衛輝暴動”。衛輝原是府級建制，后改名汲縣，屬新鄉地區。1984 年 5月，我和縣志辦劉應堂兩人到了汲縣，在汲縣黨史辦（他們當時還不知有曹汝謙其人，經我反復動員才參與調查）、縣志總編室、縣民政局的具體幫助下，深入到曹汝謙發動起義的賀生屯進行調查。我們找到了義勇軍的團長、與曹一塊犧牲的馬友春的女兒馬書琴、孫子馬澤華，他們對義勇軍的事知之甚少。隻聽說馬友春曾是國民黨的團長，是哪個部隊的就一概不知。馬澤華還因此受到株連。

1960年，他考入北京航校，卻因爺爺的這段歷史被遣送回家，一直在村務農。我們在賀生屯訪問耆老，得知了曹在賀生屯發動起義的大致情況。遺憾的是，當時參加起義的尚有一位健在者叫賀青山，他知道的情況很多，但因“文革”剛過，階級斗爭搞得人們成了驚弓之鳥，賀青山剛說幾句，就被老伴打斷。因此，我們隻斷斷續續地了解了些情況。當地老漢們說，一個山西人搞義勇軍，使他們村犧牲不少。他們還帶我們去曹汝謙發動起義的村南玉皇廟看了看。通過這次調查，我們大體掌握了曹汝謙來河南發動起義的大致經過。我們還到義勇軍當時的駐地—— — 汲縣南關進行了調查走訪，當地的何坤（時89歲）、郭鍋林（74歲）知道的情況比較多，介紹的細一點。汲縣的兩天訪問，收獲頗豐。

接著我們南下武漢，找郭扶人調查。武漢有幾百萬人口，由武昌、漢口和漢陽三部分組成。而我們要找的郭扶人，是隻知其名，其余一概不知。在茫茫人海中如何尋找，困難確實很大。我首先找到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朱文堯（在太原開會時認識），由他與武漢市公安局聯系，讓公安局幫助尋找。當時武漢市的戶籍人口已由電腦管理。當輸入郭扶人的名字后，電腦屏幕上馬上出現了上百個郭扶人。我們又用排除法尋找，排除了年齡在 70 歲以下者和不具備職業條件者，最后找到一位曾在國民黨部隊任職、解放后被安置在湖北省政府當參事、年已 83 歲的郭扶人，

我說應該就是他了。於是，我們趕到省政府打聽，參事室不在省政府，而在漢陽紫陽路 127號，又過江到漢陽去，經兩個小時跋涉終於找到參事室，一問，說郭扶人前幾年已經去世。

接待我們的唐岱同志見我們垂頭喪氣的樣子，很是同情。說他們參事室有位參事叫韓浚，曾是國民黨的軍長，大革命時在警衛團干過事，現在在省政協工作。我們隨即趕往湖北省政協，得知韓浚現年 92 歲，在東湖的梨園醫院住院。我們又趕往梨園醫院。到后一問，韓浚病危，正在搶救，無法接待。再三懇求，醫生才允許我見韓浚問幾個問題。我到了搶救室，他身上插滿管子，也顧不了許多，跑上前去問他認不認識曹汝謙，他隻點了點頭，卻說不出話來。無奈之下，我們隻好懊喪地離開。

此后，我又跑了廣州、昆明。在昆明找到曹汝謙的三哥曹福謙的女兒曹文雲。彼時曹福謙已去世，其女兒給我們提供了曹福謙生前寫的關於曹汝謙、曹祖謙的回憶錄。（曹福謙，黃埔四期生，國民黨少將，劉蘇岳父，昆明解放時起義，被安置在雲南省政府參事室任參事。）

烈士英名光耀中華

曹汝謙烈士的史料搜集大致完成后，我又重新寫了約2萬余字的《曹汝謙傳》，又攜傳稿參加了山西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召開的審稿會。基本得到肯定。修改后直寄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研究會決定採用，讓編輯郭洛夫幫助修改，幾經修改后，《曹汝謙傳》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上發表。

此文發表后，使被遺忘已久的曹汝謙登上了中共黨史的重要位置。后來出版的《中共黨史簡明詞典》《中共現代史詞典》 都收錄了介紹曹汝謙的條目。接著，我又到山西省軍區、北京軍區政治部參加了 《曹汝謙傳》的編寫，最后，我寫的《碧血染中州》先后在《解放軍烈士傳》第4集、《山西日報》上發表。《山西革命英烈》《雁北革命英烈》等多種叢書也連篇累牘地發表曹汝謙烈士的事跡。曹汝謙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應縣縣委為彰揚烈士英名，在烈士塔院立了曹汝謙烈士紀念碑，我又奉縣委指示，到北京找曹汝謙的戰友徐向前元帥題寫了碑名。使烈士英名拂去年代的塵埃，閃閃發光。

在征集過程中，有件事使我記憶尤深。原來曹汝謙在衛輝暴動時，還帶了應縣幾個人，其中就有他的六弟曹定謙。我們征集曹汝謙史料時，曹定謙還在世。隨即，我們趕往下馬峪村。找到曹定謙時，家人說他臥床不起已經好幾個月了。我們進屋見到他躺在床上，時值盛夏，家中氣味難聞。聊了幾句，我們便告辭出院。此時，奇跡發生了，他竟振作精神跳下炕來，跑出院中與我們談起了當年的情景，這令我驚詫不已，感動至深。

在征集曹汝謙烈士資料的同時，我們還征集到曹祖謙、鄭足的史料。由徐向前、程子華作証明，山西省民政廳為曹祖謙烈士頒發了烈士証。 《曹汝謙傳》 發表后，我專門給汲縣黨史研究室、汲縣民政局、汲縣馬友春之孫馬國華各寄去一本，不僅是為了讓馬國華享受烈士子弟待遇，而且更是要讓曹汝謙的事跡載入汲縣史冊。

作為一個地方小縣的史志工作者，我為能給中共黨史添上一筆而自豪。

編后：

無數革命先烈為了民族振興、人民解放拋頭顱、洒熱血，而犧牲后卻因種種原因，被塵封在了歷史深處。老一代史志工作者本著高度負責的使命感，以嚴謹求實的治史態度，四處奔走實地尋訪，終於重現了他們的革命貢獻，讓人欽佩，更值得我們年輕一代黨史工作者學習。

相關鏈接：

曹汝謙（1905—1929），山西應縣人。1922年，隨高君宇到北京在《向導》周報社工作，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根據黨的指示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革命，任中共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政治教官。1925年春，任鄂軍何成浚部政治部主任。后蔣介石陰謀背叛革命，他即聯絡何部的進步軍官，因通電反蔣被捕。經周恩來擔保釋放。“中山艦事件”后隨周到上海工作。1927年，中共中央機關遷至武漢，他率警衛二團參加平息夏斗寅叛亂、保衛武漢的戰斗。1929年秋，受黨派遣到河南衛輝做兵運工作。恢復黨組織，武裝“千民會”，成立河南義勇軍。同年11月30日被殺害。

來源：《黨史文匯》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