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紅軍李桂英革命一生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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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英（1907-1997），江西省尋烏縣人。1929年參加革命，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功勛卓著﹔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時期她不忘初心，繼續為黨和人民奉獻，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

打破舊俗 投身革命

李桂英4歲時父親去世，貧苦的家境更加艱難。苦撐家事的母親讓她讀了3年私塾，因家貧使勤奮好學的李桂英不得不輟學。迫於生活壓力,母親忍痛將李桂英賣給一戶人家做童養媳。她受盡折磨，因此養成堅韌與頑強的性格和品質。

1929年，毛澤東、朱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來到尋烏縣，她在聽宣傳中認識到紅軍是解救窮人的軍隊，由衷地熱愛和擁護紅軍。她義無反顧地參加到當地革命斗爭中：打土豪、分田地,剪掉長辮、撕毀纏腳布，解除童養媳婚約⋯⋯成為尋烏縣打破舊俗的第一女子。次年，她光榮地加入共青團，任村婦女主任。

1931年春，李桂英帶頭參加紅軍。為帶領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她向青年和群眾宣傳：“雖然窮苦人民獲得解放，分得了田地，但是決不能安於現狀。隻有參加紅軍，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勞苦大眾才能徹底翻身做主人。”在她的動員激勵下，當地青年踴躍參加紅軍。

1932年，經組織批准李桂英同中共粵贛省委宣傳部長戴元淮（江西泰和縣人——筆者）結為革命伴侶。1933年9月，李桂英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隨著反“圍剿”斗爭的不斷勝利和革命根據地迅速擴大，調地方工作的李桂英先后任中共江西省會昌縣委婦女部長、粵贛省委婦女部副部長，負責“擴紅”工作。經她宣傳發動，在她負責“擴紅”的鄉村有數百名青年參軍。由於“擴紅”等工作出色，中華蘇維埃政府授予李桂英“擴紅模范”光榮稱號，受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親切接見、熱情表揚。

長征路上 奮勇爭先

1934年10月，李桂英加入到史無前例的長征行列中，成為中央紅軍長征隊伍中30名女紅軍之一，踏上漫漫征程。

長征初期李桂英任中央衛生部運輸連政治指導員，帶領200多名戰士搬運醫療器械。她和戰友們日夜兼程，緊跟主力部隊突破敵人重重封鎖線，沿途救護在險惡戰斗中負傷的同志。

早年纏過腳的李桂英走路不如常人靈便，她總是身先士卒，嚴於律已。她起床最早，幫房東挑水、掃地，檢查部隊紀律，做群眾工作、照料戰士們飲食起居⋯⋯由於糧食緊缺，一個戰士限量配發一茶杯米飯供行軍路上食用。李桂英常常將自己的那一茶杯米飯給戰友吃，自己以野菜、野果充飢。有一次，8個戰士抬著重約400公斤的X光機翻越一座高山，爬到半山腰時體力不支行進緩慢。李桂英見狀帶領戰士們上前幫助，協力同心前拉后推，憑著頑強拼搏的毅力，艱難地把機器抬過了山頂，趕上了部隊行進的步伐。在從江西到川滇黔邊的征途中，李桂英以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意志、沖天的干勁和高度的責任感團結運輸連戰士，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勝利抵達川滇黔邊。

游擊川南 英勇無畏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2月9日，中央紅軍各軍團集結雲南扎西（今雲南昭通市威信縣城——筆者）。黨中央確定新的戰略部署：在川滇黔邊區創建新的蘇區根據地，發動群眾組織游擊武裝打擊和牽制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作戰、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北上。10日，中革軍委頒布《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決定在縮編的同時抽調部分紅軍干部和戰士，與川南地方黨組織建立的四川敘永特區游擊隊合並，建立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隊。中央指定原紅三軍團五師政委徐策、原干部團上干隊政委余澤鴻（四川長寧縣人——筆者），原紅八軍團民運部長戴元淮等5人組成由徐策任書記的中共川南特委，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負責領導川滇黔邊區創建革命根據地、川南游擊隊展開武裝斗爭和地方工作。

2月12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到被選派留駐川滇黔邊區的紅軍干部戰士作政治動員。他講了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后，明確提出中共川南特委和川南游擊隊的任務：一是打擊、牽制敵人，配合主力紅軍作戰﹔二是安置和保護好傷病員﹔三是建立革命根據地。周恩來熱情地鼓勵大家留下來堅持斗爭，直到革命勝利。李桂英是被選留下的紅軍干部之一，聆聽了周恩來的講話倍受鼓舞。

2月14日，徐策等率領被留川滇黔邊區的紅軍將士與中央紅軍分別。18日到達四川敘永縣五龍山，同敘永特區游擊隊匯合，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庄嚴宣布縱隊建制和各級領導人員的任命。李桂英被中共川南特委任命為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

川南游擊縱隊成立，即制定並踐行《川南勞苦群眾目前斗爭綱要》，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力量，轉戰川滇黔邊區。川滇黔邊區多系窮鄉僻壤，消息閉塞。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紅軍的造謠污蔑，一般群眾心存疑慮，對紅軍持回避、觀望態度。時任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政治部沒收委員會主任的李桂英，遵照特委和縱隊的部署，帶領地方工作團和宣傳隊深入群眾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宣傳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宗旨、紀律、任務和奮斗目標。通過宣傳，消除了群眾對紅軍的疑慮與恐懼心理，群眾的覺悟被喚醒，主動擁護支持紅軍在川滇黔邊區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

李桂英和丈夫戴元淮都是紅軍干部，擔任特委組織部長的丈夫對妻子要求嚴格，常叮囑李桂英：“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黨叫在哪裡，我們就要在哪裡工作，而且要高高興興地完成黨交給我們的戰斗任務。”常常提醒李桂英：“你是司令部的指導員，要注意自己的影響啊！斗爭越艱苦，越要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戴元淮發自肺腑之言，使李桂英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愉快地和戰友們廣泛深入開展地方工作。

紅軍川南游擊縱隊靈活機動，出其不意的作戰方式成功地迷惑、牽制了敵人，為中央紅軍回師黔北，取得遵義戰役大捷創造了條件。

1935年3月中旬，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在長寧縣境內襲擊敵人交通要道、重要城鎮，在江安、珙縣、興文邊界與敵周旋。川南各縣當局驚恐萬狀，惶惶不安。3月20日，四川軍閥劉湘、潘文華慌忙調兵遣將開赴川南匯同各縣民團“清剿”紅軍。劉湘授權駐川南的黃錦章團指揮川南各縣團隊。長寧、古宋、興文、江安等縣地方武裝在黃錦章指揮下向川南游擊縱隊分進合擊、圍追堵截，企圖將縱隊困於長寧縣南部。

川南游擊縱隊在中共川南特委領導下，從長寧羅家岩轉移至珙縣龍潭一帶。當黃錦章指揮的地方團隊包抄而來時，縱隊已進至興文縣周家溝，靈活機動的戰術使瘋狂的敵人處處扑空。作為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的李桂英，既要做好司令部機關人員的政治思想工作，又要負責地方群眾宣傳工作，還要隨軍行動參加戰斗。

3月下旬，縱隊集結周家溝。敵人以為縱隊要襲擊長寧縣城，敵指揮官黃錦章急令長寧縣團隊轉回阻截。然而，縱隊掉頭南下經珙縣、興文邊界進至珙縣石碑鄉大石盤。擺脫數縣民團襲擾、連續作戰疲勞不堪的縱隊，打算在此休整一天。不料，敵黃團所屬吳營糾集興文、長寧、江安、古宋4縣團隊尾隨而來。3月26日拂曉，眾團隊向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發起總攻。轉戰而至未得到休整的縱隊官兵遭到實然襲擊，倉促應戰，且戰且退。戰士們雖奮勇沖殺，但強敵未予制服。李桂英指揮縱隊司令部機關人員緊跟縱隊，在縱隊第五大隊的掩護下向雲南威信縣境撤退。當縱隊政委徐策率領縱隊大部分人員退到觀音嶺時，由於敵營中被招安的土匪熟悉此地地形和道路，他們抄捷徑佔據由觀音嶺通往雲南方向的要隘。密集的槍彈從山上俯射下來，使縱隊人員腹背受敵，十分危險。

在關系到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戴元淮來不及與妻子李桂英說點什麼，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帶領司令部通訊班戰士，用短槍阻擊圍攏來的敵人。戴元淮等奮力拼殺，吸引敵人火力以掩護縱隊突出重圍，穿過密林沖向雲南境地，有效保存了實力。

戴元淮帶領通訊班掩護縱隊陸續突圍，而他和通訊班戰士卻壯烈犧牲在觀音嶺的觀音井。隨后續突圍部隊跟進的李桂英，看見丈夫戴元淮中彈倒臥血泊中，心中萬分悲痛。她快步向前欲施救，同志們含著悲淚勸慰和制止她的行為。從悲傷和痛苦中清醒的李桂英，把對丈夫、對同志的崇敬、熱愛、悲痛、緬懷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擦去悲淚，邁開沉重的腳步在戰友們攙扶中步入威信縣境。

戴元淮的犧牲，李桂英精神受到很大打擊，憂傷、悲痛。縱隊領導見特委副書記、縱隊宣傳部長余澤鴻與她有相同遭遇（余澤鴻之妻吳靜燾犧牲在中央蘇區），為使兩人都能走出痛苦的陰影，在戰斗生活中相互照應。由中共川南特委書記、縱隊政委徐策做雙方的工作，經組織批准，李桂英與余澤鴻結為革命伴侶。

堅苦戰斗 輾轉隱蔽

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區穿插迂回作戰，李桂英帶領縱隊政工干部和宣傳隊員採取多種形式開展宣傳活動。他們訪貧問苦，和顏悅色地同窮人促膝談心，啟發群眾覺悟。他們選擇人口密集的場鎮利用趕場機會搭台演講，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話劇，有時也自編自演宣傳共產黨、工農紅軍的舞台戲。由於化妝簡明，劇情緊密結合當時當地群眾斗爭生活的實際，深受群眾喜愛，男女老少爭相觀看演出。凡宣傳隊途經的岩石、農房牆壁上都留下他們醒目的標語，振興人心鼓舞斗志的口號。為迷惑敵人威懾地方惡霸，李桂英指導宣傳隊員在宣傳標語的落款冠以不同的單位番號：如“紅軍”、“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紅軍川南擁支”、“紅軍黔北支”、“紅軍滇北五縱”⋯⋯李桂英和她帶領的宣傳隊員旗幟鮮明地堅定站在勞苦大眾一邊，替貧苦農民作主懲治當地惡霸。經過不懈的宣傳發動和對群眾的教育培養，縱隊得到川滇黔邊區各族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衷心愛戴，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加入到紅軍游擊縱隊中。

1935年11月，身懷有孕的李桂英行軍打仗不便。縱隊黨組織決定由女紅軍甘棠（名闞思穎，四川宜賓市南溪區人）陪同去余澤鴻的家鄉——長寧縣梅硐鄉隱蔽。同時，縱隊抽調部分同志開展工作，建立中共梅硐區委、區鄉農民協會、游擊小組和婦女會。

李桂英和甘棠來到梅硐鄉，受到群眾的歡迎和熱情接待。安排住進一貧苦農民家裡，得到悉心照顧和保護。很快融入當地群眾中的李桂英，就近向貧苦農民宣傳共產黨的政策、講述紅軍領導窮人鬧革命求翻身獲解放的故事。她著重向青年婦女講解婦女爭自由、創平等的道理，啟發受到重重壓迫的婦女們覺醒起來，支持丈夫、兄弟參加紅軍游擊隊。

位於川滇黔交界的長寧縣梅硐山區森林茂密，是中共川南特委書記、縱隊政委余澤鴻（原特委書記、縱隊政委徐策犧牲后，由余澤鴻繼任）的家鄉。叛徒王逸濤（四川敘永人，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共，參加南昌起義后隨朱德上井岡山，為朱德的警衛員。后離隊回鄉，組織了敘永特區游擊隊，紅軍川南游擊隊組建時任司令員。經不住紀律約束和艱苦考驗而叛變投敵后，蔣介石委以川南招撫特派員，搜集情報捕殺隱蔽的紅軍傷病員）偵悉到梅硐隱蔽著女紅軍，即報告上司。接報的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區（宜賓）專員公署密令“派員前往該縣暗中查拿究辦。”由於余澤鴻率領川南游擊縱隊繼續與敵殊死戰斗，對川滇黔邊區國民黨組織、基層政權造成震動和威脅，川滇黔邊區各縣縣長紛紛告急：聲稱紅軍“聲勢浩大”、“形勢嚴重”、“團力不足”，要求上峰派勁旅“清剿”。這時，判徒王逸濤千方百計招撫余澤鴻，遭到余澤鴻的嚴厲痛斥。知道余澤鴻的妻子李桂英隱蔽在梅硐的王逸濤決定：抓住李桂英，招降余澤鴻。於是，王逸濤指揮敵特人員和鏟共義勇隊等赴梅硐，張開大網“緝拿”女紅軍李桂英和甘棠。

扮成村婦的李桂英和甘棠，由梅硐區委護送到一地名為“李樹灣”的地方隱蔽幾天后，轉移到名“坳田坡”一戶以編竹筐為生黃姓貧苦農民家裡。這戶人家的茅屋座落在大山之中，女主人黃二嫂為人善良、勤勞、朴實、勇敢、大方、對人熱情、細致、周到、體貼。李桂英、甘棠來到她家后，她聽出李桂英不是本地口音，囑她若有人來家就裝啞巴。黃二嫂盡家之有把飯菜做得盡可能適合她倆的口味，讓她們吃好。家裡兩間茅屋一張床，黃二嫂讓李桂英和甘棠睡在床上，她家4口人 擠在牛棚裡的草堆中。她對李桂英說：“我們睡在外面，萬一有點風吹草動，我們就拍打竹篾巴巴壁頭，你們就跑到屋后那個岩腔裡。我已鋪了很多干草，還放了干糧和水，冷不了餓不了。”李桂英十分感謝黃二嫂一家人的周到、細致。

李桂英和甘棠在黃二嫂家住下幾天后的一個早晨，黃二嫂開門去菜園，見兩個農民模樣的人在她房前東張西望、指指點點，她急忙回屋報告李桂英。斗爭經驗豐富的李桂英意識到被敵人盯上了，同甘棠商量決定馬上轉移。剛移步出門，10多個荷槍的敵人從山下扑來了。黃二嫂急中生智，讓李桂英、甘棠進入床前的地窖裡，窖板上撒滿柴灰，將一擔盛滿糞水的糞桶放在窖板上，窖板周圍潑上幾瓢糞水。敵人沖進茅屋了，欲搶頭功的匪兵一腳踏進糞水裡，濺起的糞水洒在他頭上、臉上、衣服上。匪兵一邊大罵一邊吐著嘴裡的糞水，慌忙退出茅屋。黃二嫂提來一桶熱水，說：“長官，洗洗。我剛舀上糞說去淋菜，你來了，嚇得我把糞潑洒了⋯⋯”敵排長見這茅屋四壁如洗，一眼洞穿，藏不下女紅軍！但為了交差，他還是命令幾個匪兵在又矮、又黑、又臭的茅屋裡搜了個遍，什麼也沒發現。李桂英后來回憶：“當敵人進屋搜尋，隻要他膽敢揭開窖板，我們的手槍就要發話。打死一個算一個，我們也准備死在窖裡。”

當晚，接報女紅軍遇險的梅硐區委書記鄧楷，趕到黃二嫂家，謝過黃二嫂全家人后將李桂英、甘棠轉移到后山深處的岩洞裡。鄧楷安排當地婦女會的婦女們白天輪流上山砍柴割草，給女紅軍送去飯食。傍晚，游擊隊員接女紅軍回農戶家住。

群眾保護 突出重圍

過了一段時間，李桂英要分娩了，不能再住在山上。正焦慮之時，交通員傳來余澤鴻要求把李桂英轉移他家裡隱蔽的意見。梅硐區委書記鄧楷和甘棠認為余澤鴻的意見雖然冒險，但可行。他們分析：余澤鴻家周圍住有敵軍，敵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余澤鴻家所在保的保長是中共黨員，有利於保護女紅軍﹔余澤鴻家被敵人搜查過3次，敵人有所鬆懈麻痺﹔余家人可靠，不會出賣女紅軍。認識統一后區委派梅硐游擊隊員余承遠住進余家，負責女紅軍的安全。由婦女會出面動員當地青年婦女仿女紅軍頭式剪去長發，以利掩護女紅軍。

早在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到達梅硐時，余澤鴻通過親屬關系安插了一些可靠人員進入了鄉公所和保安隊。他寫信給長寧縣保安大隊副袁虹橋，要他認清形勢不要與紅軍為敵。深受感動的袁虹橋確實做了一些有利於紅軍和地方的事：如出面保釋被捕的紅軍、推薦和安插紅軍需要的人進入鄉保政權、向游擊縱隊提供情報等。因此，區委能夠掌握敵方的一些動態。

在坳田坡抓捕李桂英未遂的王逸濤知道李桂英懷了孕，甘棠纏過腳，兩人不會走出梅硐。他四處布下眼線，八方捕捉女紅軍的蛛絲馬跡。一天，王逸濤的暗探從一醉漢口中探聽到余承遠接走女紅軍的酒話，密告四川省政府。

省主席兼“剿”總司令劉湘得悉大發雷霆，急電長寧、興文兩縣“從速剿辦，勿任滋蔓”。中共梅硐區委組建有120人的游擊隊、有100多名農協會員、50多人的婦女會，群眾基礎好。王逸濤的別動隊單獨行動捉拿到兩名女紅軍，絕非易事。瘋狂一陣后的王逸濤認為要抓住女紅軍，必先搗毀梅硐區委，尤其要抓住區委書記鄧楷。然而他感到抓捕鄧楷自己力量不足，於是他電請重慶行營支援，求宜賓駐軍“協剿”。

果然，宜賓專署和駐軍奉重慶行營指令：嚴令所屬各級“切實偵察，務期捕獲鄧楷。”

鄧楷是江西人，長征中由紅三軍團派到川南游擊隊工作，負責組建梅硐區委、擔任書記和紅軍梅硐游擊隊政委，是革命意志堅定的紅軍干部。

駐扎川滇黔境“圍剿”紅軍的國民黨正規軍，接“協軍剿辦”電令，爭相“捕捉”紅軍以邀功領賞。於是，各路敵人向梅硐壓過來。

敵人大兵壓境，鄧楷胸有成竹，他萬萬沒料到的是區委委員、紅軍干部周思和受王逸濤招降，出賣了組織、戰友和同志。作了王逸濤“招撫員”的周思和向別動隊提供了區委和女紅軍的情報，執行王逸濤布置的相機殺害鄧楷的任務。不久，鄧楷遇襲大腿受傷，隱蔽療養﹔梅硐游擊隊隊長余仲康被敵人秘密抓捕關押。

由於叛徒出賣，在余澤鴻家裡負責保護女紅軍的梅硐游擊隊員余承遠，被敵人跟蹤。李桂英隱蔽地周圍，不時有暗探活動。此時，宜賓督察專員冷熏南電示長寧縣縣長：“余澤鴻確系共黨中堅分子，將該余澤鴻族人及其弟某嚴令偵刺。務獲究辦，以遏亂源，是為重要。”這表明李桂英、甘棠的行蹤和駐足點，已經被敵方基本掌握：隱蔽在余澤鴻的家中。

一天中午，駐興文縣的川軍郭勛祺部羅營長帶40多人扑來大窩沱（余澤鴻家的小地名），站崗的梅硐婦女會副主任陳淑均發現，趕緊傳話入余宅：把即將生產的李桂英抬到夾牆裡。川軍進入余宅了，余澤鴻的幺叔認出帶頭的羅營長是他的學生，叫余家趕緊做飯“招待”。羅營長看在老先生面上，酒醉飯飽后揚長而去。

兩天后一個清晨，川南陳萬仞部第五師據王逸濤提供的情報，指派曾排長率1排川軍和長寧縣保安隊向余宅包抄而來。余宅四周的山頂上傳來農協會員們敲響的竹梆聲，余家人急忙把兩位女紅軍藏進夾牆裡。進入宅院的曾排長強令余澤鴻的父親余叔皋：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不許擅自行動﹔執燈引導軍人各室查檢。敵人在余宅翻箱倒櫃，砸東毀西地折騰一陣，沒有女紅軍的身影。於是，老羞成怒的曾排長令兵士將余澤鴻的父母、家人、雇工余承遠等10多人捆綁吊打。叫囂：不交出女紅軍，就用機槍對准你們掃射！余家人沒有一個被嚇倒，沉默不語，作無聲反抗。曾排長見余承遠是年輕漢子，抓他站在院壩中央，刺刀架上他頸子劃了一刀。逼問流淌著鮮血的余承遠：“殺了多少雞給女紅軍吃？”余承遠堅定地回答：“沒有見過女紅軍，殺什麼雞呢？⋯⋯”

在夾牆裡的李桂英、甘棠聽到敵人打罵老人，婦女的吼叫聲，心如刀絞，悲淚橫流。揣上槍決定沖出去救鄉親們，自己與敵人同歸於盡。陪伴著她們的余澤鴻的親人們勸慰她倆，你們兩人能敵過他們40多人嗎？你們這樣做不僅是你們自投羅網，而且使我們余家、梅硐要犧牲更多的人！余澤鴻的祖母苦苦勸阻李桂英：“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祖母的話深深刺痛和提醒了李桂英，她深深了解余澤鴻投身革命以來的曲折、艱辛，李桂英強忍下心中怒火，和親人們相擁夾牆裡。

敵人對余家人烤問了一整天，沒有問出女紅軍的下落。余承遠被捆綁著押來梅硐鄉14保保長胡治國家，地下黨員胡治國恐敵將余承遠帶到梅硐街上或軍營而暴露身份，他用好酒好菜招待敵兵，還以保長身份擔保余承遠是務工糊口的窮人。此時，婦女干部王二娘蓬亂著頭、哭腔十足地報告保長：我家老人家死了，要兄弟回去幫忙后事。心知肚明的胡治國扭著敵排長：“應允余承遠回去吧？”找不出証據，敵排長同意由胡治國擔保，放了余承遠。

后來，敵人陸續抓了一些婦女來辨認，確實不是紅軍，“緝拿”女紅軍也就不了了之。

歸隊參戰 被捕入獄

1935年底，李桂英在余澤鴻家的夾牆裡生產一男嬰。由於余澤鴻家周圍駐扎有國民黨軍周化成的“剿匪”部隊，為防消息泄漏，梅硐婦女會趁夜黑將出生兩天的嬰兒，交由共產黨員、保長胡治國之妻哺育。胡治國夫婦未生育，以“撿來的娃兒”為名收養。敵人對胡治國收養孩子的來歷懷疑是女紅軍李桂英所生，暗中加緊調查。恐夜長夢多發生意外，為保護好紅軍的孩子，胡治國舉家遷居興文縣城開中藥鋪維持生活。

產后4天，李桂英在甘棠的照顧和梅硐游擊隊員的護送下，懷著骨肉離別的痛苦和對鄉親們的感激之情，飽含熱淚依依不舍地離開長寧縣梅硐鄉，踏上尋找部隊的途程。

經過艱難和曲折，李桂英回到游擊縱隊。這時她才得知，丈夫余澤鴻已於1935年12月25日在江安縣碗廠坡與敵戰斗中壯烈犧牲。在川滇黔邊區的對敵游擊戰爭中，李桂英先后為革命獻出兩位親人，堅韌頑強的她沒有被擊倒，革命意志更加堅定。她向特委表示：我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同縱隊戰友們一起堅持戰斗到底！

1936年6月，蔣介石對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雲南，貴州游擊隊加入而更名），再次實施殘酷的三省“會剿”。縱隊在新組建的川滇黔邊區特委領導下奮力抵抗，歷盡艱難僅剩下100多人了。戰斗日益緊張、激烈，環境更加艱苦、惡劣。李桂英隨天天作戰的戰友們爬山涉水、風餐露宿。鞋穿破了，她用舊布纏著腳掌行走，腳底磨起了血泡，她咬緊牙關堅持獨立前行。她因時因地制宜地開展宣傳，鼓舞士氣。

1936年11月26日，縱隊來到雲南邊境野臘溪，在一處農家院落休整。剛駐下來，“清剿”的敵軍尾隨而至包圍了駐地，兩挺機槍對准屋裡瘋狂射擊。繼任縱隊政委龍厚生帶領大家奮勇突圍，隊伍被打散了，李桂英、甘棠被敵抓捕關押在雲南昭通滇軍旅部。關押期間，敵軍頭目多次審訊李桂英，她審慎而機智地與敵周旋，嚴密保守黨組織和縱隊的秘密，保護戰友安全。

敵審訊官問：你是哪裡人？為什麼加入紅軍？

李桂英回答：江西人。我是童養媳，是從小就受盡苦難的窮人。參加紅軍是為了求解放，使窮苦大眾都能過上好日子。

你在游擊隊裡干什麼？李桂英答：宣傳員。

敵審訊官不解地問：不會寫字，怎麼當宣傳員？李桂英直白地告訴：我給會寫字的人提石灰漿桶子，讓他們把紅軍的標語寫遍川滇黔。

敵軍問來問去，始終問不出想要的東西，給李桂英、甘棠扣上“紅軍宣傳員”帽子監禁起來。西安事變后，李桂英被關進重慶反省院。

抗日解放 功勛卓著

西安事變后全國抗日浪潮高漲，黨中央派周恩來、葉劍英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要求釋放所有的政治犯。1937年9月，經過談判和中共四川省委的營救，李桂英走出反省院，經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介紹去中共中央長江局報到。董必武迎接李桂英住進長江局招待所，由鄧穎超陪伴來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這裡，李桂英像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回到了家的孩子，盡情地向親人傾訴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悲壯的戰斗歷程。1938年元旦，在漢口的中共中央長江局辦公室裡，周恩來把李桂英介紹給新四軍領導人項英、周子昆、張雲逸等，贊嘆地說：“這就是從川滇黔邊區走出來的紅軍游擊隊戰士李桂英同志，長征中她沒走到延安，但走得比我們還要艱難啊！”

抗戰期間，李桂英先后擔任新四軍服務團婦女分隊長、地方工作團分團長、教導總隊八隊隊長、皖南特委婦女部長等職。她在做好抗日宣傳、發動組織群眾參戰的同時，認真貫徹執行黨對農民減租減息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李桂英和新四軍軍需處長羅濤與部隊一起堅持戰斗了4個月。突破敵人重重包圍轉輾千裡到達蘇北鹽城，把一大筆黨的經費安全送到新組建的新四軍軍部。對此，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和代理軍長陳毅，高度贊揚李桂英等的重要貢獻。

李桂英回到新組建的新四軍后，先后任新四軍一師政治部婦委會書記，后勤部總支書記、軍工部政治指導員、蘇浙軍區直屬隊總支書記等職。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李桂英不怕艱難險阻，積極組織軍工生產，發動群眾做好后勤服務工作，為支援前線作出了突出貢獻，被評為工作模范，受到師長栗裕的表揚和嘉獎。

抗戰勝利后，李桂英先后任解放軍華東軍區軍工部政治協理員，關東療養院總支書記、華東軍區衛生部直屬政治處副主任、后勤部軍需政治部組織科長等職。此間，李桂英積極組織群眾開展生產自救，1946年榮立二等功，被華東軍區授予“二等模范”榮譽稱號。

初心不忘 一心革命

新中國成立后，李桂英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卓越表現和突出貢獻，分別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八一勛章、三級獨立自由勛章、三級解放勛章。她先后任華東軍區軍事工業工會組織部副部長、華東兵委軍需工會籌備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復員，任中央衛生部青島療養院副院長。在任職期間李桂英堅持學習毛澤東思想，認真執行黨的方針、路線、政策，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完成各項任務出色的李桂英，多次受到上級黨政表揚和嘉獎。

1962年，中央軍委決定將紅軍時期的女同志收編部隊，李桂英調到南京軍區。她主動將復員費6000元上交黨費，解放軍總政治部予以表彰。

在“文革”中李桂英堅持黨的原則，反對“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遭到打擊迫害。被錯誤地開除黨籍，身心受到嚴重摧殘致雙目失明。她以頑強毅力和樂觀精神積極配合醫護人員，同疾病作不懈斗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李桂英獲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享受副軍職待遇。1988年，李桂英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軍功勛榮譽勛章。

李桂英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是經過長期革命斗爭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半個多世紀的戎馬生涯中她忠於黨和人民，兢兢業業地為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奉獻了她的青春、睿智，才華與畢生精力。

1997年2月10日，不忘初心、革命一生的李桂英因病醫治無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0歲。

來源：《中華魂》201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