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文體的變化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問世170周年。《宣言》的問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

　　恩格斯致馬克思信中說：“我們最好不要採用那種教義問答形式，而把這個文本題名為《共產主義宣言》”

　　《宣言》在1848年2月問世前，曾經由恩格斯執筆，先后起草過兩份稿本：第一份是提交給1847年6月2日至9日召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大”（正義者同盟的改組大會）討論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第二份是提交給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召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二大”討論的《共產主義原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在我國讀者中，了解和熟悉后者的比較多，因為國內歷次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至2012年9月共三版，均為四卷本）和2009年12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中都收錄了這一著作﹔但知道前者的讀者，可能就相對比較少了。這其實也不奇怪，由於《共產主義信條草案》是在1968年才被發現的，加之它作為《宣言》的第一個稿本，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上看，都存在不少缺陷，特別是某些地方還殘留著明顯的空想社會主義成分，因此，在國內已往出版的馬恩著作集中，僅被收錄於1979年9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中（201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宣言》單行本，已將其作為附錄的第一項內容收入了）。

　　近年來，國內有學者為了說明“問題意識”和所謂“問答邏輯”的重要性，曾以《宣言》前兩個稿本的形式為例，並在文中將其與古希臘哲學中的“對話體”相聯系，甚至干脆等同了起來。從表面上看，《宣言》的前兩份稿本都採用了一問一答的形式，但准確地說，這種形式叫做“教義問答”。請看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二大”召開前夕，恩格斯致馬克思信中的一段話：“請你把《信條》考慮一下。我想，我們最好不要採用那種教義問答形式，而把這個文本題名為《共產主義宣言》。因為其中或多或少要敘述歷史，所以現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適。”（1847年11月23日-24日《恩格斯致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16頁）

　　恩格斯信中的“《信條》”，即《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共產主義宣言》”，即后來定稿的《宣言》。所謂“教義問答”亦稱“教理問答”，是歐洲在15世紀發明了印刷術，尤其是在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后，不論是基督教（新教）還是天主教，在其傳播過程中經常都會使用的一種印刷成的小冊子，這種小冊子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言簡意賅、條理分明，深受信徒歡迎。當時著名的教義問答，有1537年出版的加爾文的《教理問答》（專供兒童學習使用），俄羅斯正教會在1723年還出版了《正教簡易教理問答》，等等。直到19世紀40年代，這種形式在當時的工人運動中都還具有較大影響，就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正義者同盟而言，該組織至少先后產生過兩份教義問答式的綱領，即1838年由K·沙佩爾起草的《財產共有》和1844年由A·艾韋貝克起草的《共產主義教義問答》。

　　1844年夏天起，馬克思、恩格斯開始與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有了聯系和交流，並與在同盟中佔統治地位的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魏特林空想共產主義思想進行了斗爭，最后終於獲得了同盟其他領導人的支持。1847年春，約瑟夫·莫爾代表同盟分別專程赴布魯塞爾和巴黎（此時同盟總部已由巴黎遷到倫敦），面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請求馬、恩參加同盟並指導同盟的改組工作。由於最初的改組工作主要集中在思想原則等重大問題上，因此恩格斯在先后起草的兩份綱領草案中，仍然沿用了傳統的教義問答形式，盡管他一開始就認為這種形式是陳舊、落后的。

　　《宣言》雖然吸收了此前稿本中的不少內容，但無論從文體上還是從內容上看，都發生了全新的變化

　　1847年12月8日閉幕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二大”歷時11天，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出席了這次大會（“一大”時，當時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因經濟拮據未能出席），大會經過“長時間的辯論”，“所有的分歧和懷疑終於都消除了，一致通過了新原則”。大會最后委托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個准備公布的詳細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兩人在會后經過認真研討，最后由馬克思執筆完成了《宣言》。

　　1848年2月問世的《宣言》雖然吸收了此前稿本中的不少內容，但無論從文體上還是從內容上看，都發生了全新的變化：最初的稿本單從“信條”一詞看，就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從篇幅看，隻有不足四千字（指譯為漢文，下同）﹔后來的第二稿，雖然篇幅增加不少（約一萬三千字），內容上亦有重要補充，但仍然沿用了教義問答的文體﹔第三稿即成為定稿的《宣言》，篇幅約三萬字，則果斷拋棄了教義問答的文體，其結構改為由一個簡短的《引言》和篇幅不一的四章組成。從內容上看，在《宣言》的形成過程中，隻有《宣言》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對此加了一個注：“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命題﹔隻有《宣言》明確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隻有《宣言》用比較大的篇幅，同頑固維護私有制的各種論調進行了義正詞嚴的論戰——用“教義問答”的文體顯然是很難進行這種論戰的﹔也隻有《宣言》在結尾部分庄嚴地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盡管這一口號是在1847年6月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大”上通過的，但並沒有體現在《信條》和《原理》中）的號召，等等。

　　總之，在《宣言》的形成過程中，曾先后出現過恩格斯起草的兩份稿本，主要由於歷史的原因，這兩份稿本仍然沿用了陳舊而落后的“教義問答”文體﹔馬克思、恩格斯最后毅然拋棄了“教義問答”的文體，他們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制訂的綱領是“宣言”體——這是一份充滿科學性、革命性、戰斗性和實踐性的“詳細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宣言》的問世，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正如列寧所說：《宣言》“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即把社會生活領域也包括在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作為最全面最深刻的發展學說的辯証法以及關於階級斗爭和共產主義新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肩負的世界歷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論。”《宣言》的問世同時也向全世界宣告：曾經長期受各種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和宗教思想影響的歐洲工人運動，從此進入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時代。

　　我們今天學習《宣言》，當然重在學習其內容，領會其精神，但回顧《宣言》形成的歷史過程，包括這一過程中它在文體上發生的革命性變化（前期兩個稿本沿用當時流行的“教義問答”文體﹔后期注重科學性、戰斗性，用“宣言”體，直接亮明共產黨人的科學觀點），無疑也是大有益處的。

　　（作者單位：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