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依舊頌春風

　　上圖：周恩來與張申府、劉清揚、趙光宸在柏林。（淮安周恩來紀念館供圖）

　　下圖：1946年5月3日，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繼續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圖為周恩來、鄧穎超在梅園新村30號院內。（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供圖）

　　今年是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兩個甲子過去了，普通民眾仍對周恩來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高風亮節的人格魅力念念不忘。書信，最能真切反映一個人日常的所思所想，是深入了解一個人最便捷的方式。周恩來同志生前留下了許多書信，筆者從中選擇了三封呈現給讀者，並加以簡要的解讀，字裡行間，我們能夠感受到老一輩革命家的卓越風採。

　　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

　　方才得到二月初你們從上海來的信，我看完后，高興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飯也沒有吃飽，便忙匆匆地提筆要來回你們的信。本來在前數天，我看山姊給念吾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們的信。不過山的信上說得很要緊，我以為一定是封長信，打開看后，自然不免有點失望。但現在這個觀念消滅了，因為你們兩個人的精神已經從你們的信中活活地表現出來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樂！

　　你們知道我現在已到柏林了麼？念吾也來了，不久——七天后——奈因也要來此過春假。我們預備開一個三人會議，討論一些社的事情。本來你們的來信，我應當給他們看了，有了籌劃，再答復你們，不過我現在要急於表現我現在一個人的直覺，要在這極匆迫——僅五十分鐘——的時候，將我的感想寫出，免得過時飛去。你們須知這種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這個“多畏多慮”的人所難能的，望你們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極敏銳的眼光來看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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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義問題，我們差不多已歸一致。現在再鄭重聲明一句，便是：“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談了，我們大都可以心會，古人所謂“莫逆我心，相視而笑”，我們現在當對信一笑了。

　　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於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標……

　　你們現在是講實際運動了，慚愧我們得很！我們在此，不但感財力、才力薄弱，並且也極感同志稀少。你們須知我們在此應當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義、調查歐洲勞動運動狀況、翻譯小冊子、同他們通點聲氣﹔而現在我們在此，可說是一事無成，真慚愧得無以自容。

　　■解讀

　　這是周恩來1922年3月間致友人諶小岑、李毅韜的一封信，選自《周恩來書信選集》，本文所錄書信，若無特別說明，均引自《周恩來書信選集》。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登上“波爾多斯”號赴法，開始了他的旅歐生涯。他的足跡遍及巴黎、倫敦、柏林等地，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使他思考良多，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主義問題。周恩來這信中自陳，他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比較的結果是堅定選擇了共產主義，也就是信中所說的C.ism（即共產主義的英文Communism的簡寫）。

　　周恩來此前在南開念書時，是覺悟社的骨干成員。信中提到“社的事情”指的就是覺悟社。覺悟社是“五四運動”后，一批天津的進步學生發起成立的社團，覺悟社的主要成員后來大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封信的兩位收信人諶小岑、李毅韜也是覺悟社的成員，資料顯示1897年出生的諶小岑，1920年與張太雷組織了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1896年出生的李毅韜，1921年在天津也參與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信中提到的念吾和奈因，分別指劉清揚、趙光宸，他們也都是覺悟社成員，當時都在歐洲求學。

　　這封信洋溢著一種激越的青春氣息，須知此時的周恩來隻有二十四歲，但在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后，他終於做出了以共產主義為自己畢生信仰與奮斗目標的選擇。周恩來與昔日覺悟社的戰友雖然人隔兩地，但共同走向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如何能叫人不激動呢。用周恩來的話說，“高興的程度到了十二分”。在五十分鐘內，周恩來完成了這封很長的信，我們節選了其中一部分，信中他對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情況一一說來並加以分析，其信手拈來的自在，反映了他對此做過十分深入的研究。

　　1922年3月間，周恩來還給另外兩位覺悟社成員李錫錦、鄭季清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信中還附有一首周恩來做的白話詩，他寫道：“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那有這類便宜事？”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來願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披荊斬棘、出生入死的志趣。

　　人生賴奮斗而存

　　鐵仙四哥嫂：

　　相別幾近三十年，一朝晤對，幸何如之。舊社會日趨沒落，吾家亦同此命運，理有固然，寧庸回戀。惟人生賴奮斗而存，兄嫂此來，弟處他人檐下，實無可為助。倘在蘇北，或可引兄嫂入生產之途，今則隻能以弟應得之公家補助金五萬元，送兄嫂作歸途費用，敢希收納。目前局勢，正在變化萬端，兄嫂宜即返揚，俾免六伯父懸念。弟正值萬忙之中，無法再謀一面，設大局能轉危為安，或有機緣再見，屆時亦當勸兄嫂作生產計也。

　　匆匆函告，恕不一一。順頌旅安，並祈代向六伯父問候安好為懇。

　　七弟 拜啟

　　弟妹附筆

　　六月十一日

　　■解讀

　　這是周恩來1946年6月11日寫給四哥周恩夔的一封信。周恩來在家中排行第七，故以“七弟”落款。1946年5月間，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與國民黨方面展開和平談判。

　　周恩夔得知闊別三十年之久的“七弟”在南京后，特意從揚州趕到南京中共代表團居住的梅園新村，希望能與周恩來見上一面。據周恩夔的妻子陸淑珍日后回憶，1946年6月11日，他們如願在梅園新村見到了周恩來夫婦，還一起吃了中飯，“添飯都是恩來添，但是添得很少，吃了再添，就這樣邊吃邊談，大家都很高興”。本來約定當天晚上，周恩來到他們下榻的旅館再聚談，但最終未能成行，周恩來的秘書到旅館將這封信及五萬元轉交給了他們。其實，中共代表團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國民黨方面的監視，形勢十分復雜，親人團聚也不得不因此而中止。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對於“四哥”介紹工作的要求表示了拒絕，告訴他們“人生賴奮斗而存”，希望他們能自尋工作。“人生賴奮斗而存”，多麼朴素的一句話，不僅與傳統文化自強不息的觀念相吻合，也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獲得這封信后，周恩夔夫婦精心保存，周恩夔1947年在《蘇北日報》找到了一份校對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在揚州市人民教育圖書館工作。

　　海棠桃李均將盛裝笑迎主人

　　超：

　　西子湖邊飛來紅葉，竟未能迅速回報，有負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這次也並未忘懷，只是懶罪該打。你們行后，我並不覺得忙。隻天津一日行，忙得不亦樂乎，熟人碰見得不少。恰巧張伯苓先一日逝去，我曾去吊唁。他留了遺囑。我在他的家屬親朋中，說了他的功罪。吊后偕黃敬等往南大、南中一游。下午，出席了兩個干部會，講話，並往述廠、愚如家與幾個老同學一敘。晚間在黃敬家小聚，夜車回京。除此事可告外，其他在京三周生活照舊無變化，惟本周連看了三次電影，其中以《兩家春》為最好，你過滬時可一看。南方來人及開文來電均說你病中調養得很好，頗慰。期滿歸來，海棠桃李均將盛裝笑迎主人了。連日風大，不能郊游，我鎮日在家。今日蘇聯大夫來檢查，一切如恆。順問朱、董、張、康等同志好。

　　祝你日健!

　　周恩來

　　一九五一·三·一七

　　■解讀

　　這是周恩來1951年3月17日寫給妻子鄧穎超的一封信。周恩來與鄧穎超同是覺悟社的骨干成員，兩人於1925年結為伉儷，自此攜手走過了半個世紀的風雲歲月，共同書寫了中國革命史上一段浪漫動人的傳奇。

　　這封信所談之事，不少是瑣碎的日常之事，此時周恩來與鄧穎超相隔兩地，夫妻不能相見，就是說說瑣碎的日常之事，也能告慰對方。信中提到的張伯苓是周恩來就讀的南開學校的創始人，黃敬時為天津市長，述廠即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時的同學潘世綸，愚如是潘世綸的夫人，曾參加周恩來等領導的天津學生愛國運動，開文即時任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兼朱德秘書潘開文，信的最后提到的朱、董、張、康，分別指朱德、董必武、張曉梅、康克清。

　　周恩來在信中說，等她回來時，“海棠桃李均將盛裝笑迎主人了”。鄧穎超收信后，於3月23日回信給周恩來，說3月17日的信“不像情書的情書，給我帶來了喜慰”，信末還不忘“先寄語桃、李、海棠，善備盛裝迎接主人呀”。周恩來收到鄧穎超的信后，又於3月31日去信給鄧穎超，寫道：“現時已綠滿江南，此間方始發，你如在四月中北歸，桃李海棠均將盛開。”桃李海棠本是無情物，而在兩人的書信往還中，卻如有了生命一樣，為工作節奏緊張的兩人鍍上了一層柔情蜜意。周恩來素喜海棠，時至今日，鄧穎超那篇《西花廳的海棠花又開了》仍然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陳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