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對《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

1867年冬，清末學者王韜根據自身見聞記錄了普法戰爭的有關情況，連載於香港的報紙上，並於1873年以《普法戰紀》之名出版，其中有涉及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文字，但這些文章大多被視為域外奇聞，沒有引起關注。

1899年2月到4月，由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續刊載了一篇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文章，名為《大同學》。文章中提到馬克思的名字，並節選翻譯了一段《共產黨宣言》中的內容。

1903年2月，上海《新世界學報》著文介紹梳理了趙必振翻譯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世社會主義》的詳細內容，其中四次提到《共產黨宣言》，稱其為“一大雄篇”，文章中還首次使用了“共產主義”一詞。幾乎同時，中國留日學生主辦的《譯書匯編》發表了馬君武的長文《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附社會黨巨子所著書記)》，列舉26部著作為人們研究社會主義的參考書，其中就包括《共產黨宣言》。1905年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次第刊發了朱執信、宋教仁、葉夏聲、廖仲愷等摘譯的《共產黨宣言》及介紹共產主義運動的文章，並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綱領”。

1907年12月30日出版的《天義報》13、14卷合冊上，刊載了“震述”的《女子革命與經濟革命》一文，附錄中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有關段落，附錄篇名為《馬爾克斯焉格爾斯合著之共產黨宣言》。1908年3月15日，署名“民鳴”的留日學生根據日文譯本摘譯《共產黨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以及恩格斯寫的英文版序言，刊於《天義報》。劉師培（署名申叔）在《天義報》上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序》，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為《共產黨宣言》所作的譯序。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時間裡，《共產黨宣言》不斷被報刊提及，但由於北洋政府和封建軍閥的“文化圍剿”，進步書刊的譯介、出版和傳播進展緩慢。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思想通過不同渠道涌進國門，這其中，最早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介紹《共產黨宣言》的是李大釗。1918年底，李大釗就提到了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宣言》的思想，1919年5月和11月，李大釗在他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了系統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其中引用了《共產黨宣言》8個自然段。李大釗和陳獨秀在一起創辦的《每周評論》上，刊載成舍我摘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標題為《共產黨的宣言》，譯文和按語均使用白話文，譯文更加准確。

此后，李大釗在其主編的北京《晨報》分三期連載了淵泉翻譯的日本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其譯文中的語言表述已非常接近后來正式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文體。幾乎同時，譚平山在《新潮》第1卷第5號上發表了《“德莫克拉西”之面面觀》一文，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部分內容﹔張聞天在《社會問題》一文中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十項革命措施”，登載在1919年8月19至21日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會刊》上。北大經濟系學生李澤彰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標題為《馬克斯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文前譯者加了序，載於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國民》第2卷第1號上。

1920年3月，李大釗倡導組建的“北京大學馬克斯（即馬克思）學研究會”合譯了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印發少量油印本供當時進步分子傳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