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同：“不求一時榮,但爭千秋譽”

劉大同(左)率隊考察

劉大同手跡

2017年8月17日中午,辛亥老人劉大同卓行碑亭落成儀式在安丘市景芝鎮芝泮村舉行。劉大同卓行碑亭坐落於芝泮村中的大同公園內,碑亭由劉大同曾孫劉自力出資興建。

“我曾祖劉大同,在東北的知名度,比老家高啊。”天津音樂學院管弦系小提琴教授劉自力先生說,“我們山東老家習慣稱曾祖父為老爺爺,家裡人也一直都是這麼叫的。我的名字‘自力’就是老爺爺給起的。我父親是長孫,長孫得子,老爺爺當然特別高興,一反平日節儉的習慣,在天津國民飯店大宴賓朋,並給我起了這個名字,意為‘自食其力’”。

遼東第一佳山水,留到於今我命名

劉大同是安丘市景芝鎮芝泮村人,原名建封,又名石蓀,字桐階,號芝叟、風道人、芝裡老人、天池釣叟等。清末秀才。

據《安圖縣志》記載,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五月,劉建封受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之命,率隊勘奉(天)、吉(林)兩省界線,勘察長白山及鬆花江、鴨綠江、圖們江三江之源。他帶領5名測繪員和16名士兵,披蓑衣、踏靰鞡,頭籠碧紗,腰系皮墊,攀藤捫石,“雀躍蛇行以進”,在尋暖江時,他不幸墜馬崖下,腹背受傷。傷勢尚未痊愈,他又開始踏勘天池諸峰,劉大同自己這樣記述:“余尋三江源,至河上墜馬崖下,腹背受傷,危而復蘇,露宿河邊。休四日飲山羊血、虎骨膠始就痊。”寫下了“白山有幸留知己,墜馬河邊死又生”的詩句。

勘察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劉建封兩次下臨天池。第一次於當年7月26日由西坡口下臨天池。“天氣忽陰忽晴,如聞雷聲,繼聞鼓聲,霎時霧起眼前,一物無所見。雨止天晴,池中西南一帶,全形畢露”,看到池中四周,白沙環繞,縐紋如線。第二次於當年8月3日由汩石坡再臨天池。當日正值天氣晴朗,“近視之,水清如鏡﹔遠視之,池中五色燦爛,現象不一,如雲峰石映入,遂令十六峰,象形命名:‘大者有六:曰白雲,曰冠冕,曰白頭,曰三奇,曰天豁,曰芝盤。小者有十:曰玉柱,曰梯雲,曰臥虎,曰孤隼,曰紫霞,曰華蓋,曰鐵壁,曰龍門,曰觀日,曰錦屏。”大小16座山峰自此有了名,他自豪地欣然賦詩:“遼東第一佳山水,留到於今我命名。”

為三侄孫命名“天池”“浴池”“元池”

長白諸峰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並廣為游客贊頌。其中有一座山峰被命名“芝盤峰”,據說是因盛產靈芝而取其名,可它顯然蘊含了他的故鄉“芝泮”(過去寫為“芝盤”)情結。

2017年7月31日下午,微雨中我們來到安丘市景芝鎮芝泮村。採訪了劉建封遠房曾孫、78歲的劉之奎先生,他說:“我老爺爺為自己的三個親孫子起名為平民、平權、平等,這個好多人知道。另外,他還為三個侄孫,也就是我父親、二叔、三叔起名,分別是天池、浴池、元池,這都是長白山的池名。我二叔嫌浴池不好聽,就把浴池改成了玉池。元池,到底是哪個元,我也搞不清楚。”

記者查閱有關資料,了解到,劉建封命名“元池”的這池碧水是《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記載的仙湖——布兒湖。劉建封著作《長白山江崗志略》記載:“因長白山東為第一名池,故名元池。”又在《長白山設治兼勘分奉吉界線書》記載:“池深而圓,形如荷蓋。”因此,元池又稱圓池、園池、玉蓮池。為使人人得瞻,劉建封在池邊西北角立“天女浴躬處”石碑一座。現在,在天女浴躬池旁的林道邊,有一個中英文標注的指引牌,使用的是“園池”,並寫有“直徑約250米,相傳是天女沐躬池”。

劉建封根據勘察的結果,撰寫了長白山文化專著《長白山江崗志略》和《長白山設治兼勘分奉吉界線書》,並將拍攝的41幅照片整理成《長白山靈跡全影》攝影畫冊,繪制了長白山江崗全圖。《長白山江崗志略》真實生動地記錄了長白山豐富的資源,對名山大川、古跡逸聞、志怪傳說、地名源流、草木奇石、鳥獸虫魚和人參珍珠等,無不一一記之。劉建封可謂全面科學考察長白山區的第一人。

《長白山江崗志略》是第一部比較完整的長白山區地方志專著,具有長白山大百科全書性質,為后人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直到現在,依然是人們研究長白山必不可少的著作。

賣老家土地資助安圖建設

1909年11月,清政府同意在安圖縣設縣,鑒於劉建封踏勘長白山功勛卓著,推薦他為首任安圖縣知縣。

劉建封在安圖縣為政勤勉,發展農業生產,開發森林,建磚瓦廠、石灰廠等資源產業,還開辦學堂、設立勸學所、教育公所等,開啟民智。“為了保衛邊陲,他籌集兩萬白銀,建立了森林警察部隊——鬆(花江)圖(們江)兩江林政局部隊,一方面開發森林資源,另一方面保衛祖國領土。劉建封在任三年,建樹良多。”天津市民間文學研究會秘書長曲振明說。

劉之奎說:“我老爺爺到安圖縣做官,曾賣掉了不少老家的土地用來資助安圖,他看到安圖人稀,開拓緩慢,萬一打仗則更不利,於是號召家鄉諸城人到安圖定居,現在安圖縣的漢族人中大多祖籍是諸城(今諸城、安丘)。此舉正好迎合了清政府‘遷旗殖邊’政策。然而,他對於犯了法的老鄉則不法外開恩。”

當地流傳著一則軼事:一個老鄉來安圖后犯了法,審理中劉建封說:“你給老家人臉上抹了黑,本縣定難容你,現發配你到山東諸城縣老家務農,不得返回。”劉之奎說,安圖已近邊境,再發配就要出國界了,隻好發配回老家了。

劉建封任安圖知縣近三年,恤民善政,筑路建橋,招民墾荒,固邊安邦,為時人所欽。

1898年加入“華興會”

關於劉建封投身革命的最早記載,安圖縣《劉建封評傳》這樣表述:“1898年,劉建封加入興中會。”而《安丘文史資料·劉大同專輯》有“1905年,劉大同加入同盟會”句。據安丘籍文化學者張漱耳考証,在此之前,劉建封加入的是“華興會”,而不是“興中會”。他加入同盟會,就是因為已是“華興會”的成員,因為中國同盟會的創建班底就是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的三家聯合。

張漱耳先生考証查閱劉建封這段人生履歷,發現了《劉建封評傳》中的舛誤。興中會是1894年,即甲午戰爭失敗后,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的,由此拉開了他領導中國革命的序幕。次年即發動了“乙未廣州起義”。當時孫中山的興中會活動大致范圍在南方。即便四年后(指1898年),孫中山的“會力”范圍也未及我國北方。

而這一個階段,劉建封離家“闖外”,尚在燕京搞古董收藏。其間,接觸到了孫中山辦的《民報》,但畢竟沒有史實証明與孫中山及其興中會成員接觸過。隻有到了奉天,他在那裡結識了辛亥革命的另一位大腕級歷史人物宋教仁后,才有可能入會。

張漱耳仔細查對,認為劉建封正是1898年與宋教仁相識。1938年12月,劉建封寫了一篇《被難自述》,起首句即是“予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1938年減去40年,恰好是1898年。

“如此說來,1898年他加入的不會是孫中山的‘興中會’,應該是黃興、宋教仁為領袖的‘華興會’。后三會歸一他成為同盟會成員。他寫過一本《民權釋要》,由於至今找不到原著,我們雖不能更詳盡地看到該書的政治思想,但據其他閱過的人旁証,這是一本以閱釋孫中山言論為主旨的專著。”張漱耳說。

易名“劉大同”,誓死為大同

在國際革命和國內反清浪潮風起雲涌之時,劉建封在東北結識了宋教仁、廖仲愷和徐鏡心等革命志士,他的革命思想越來越堅定。1911年9月,安圖縣有家戲園開張,向劉建封求聯。他慨然疾書:“鼓動起四百兆同胞,才算一台大戲﹔妝扮出五千年故事,真成萬古奇觀。”這副充滿火藥味的楹聯,揭開了安圖民主革命的序幕。

劉建封提出“林肯放奴心,格氏均產議。世界有轉移,另造新天地”的朴素的大同主義,即平民主義思想。劉建封任安圖縣知縣后,又升任代理海龍府(今梅河口)知府。時有好事者,竟將劉建封所書的對聯呈給錫良(東三省總督),說劉建封確實是革命黨,並把劉建封擅離安圖去千山講學之行蹤及安圖要舉義的跡象密報。總督大怒,要興師問罪。

辛亥革命爆發, 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奉天同盟會遼東支部后,明為安圖知縣,暗為同盟會會員的劉建封精神振奮,樂不可支,“蒞海龍、登長白、豎義旗”。他以知縣和“統帶鬆圖兩江林、政局軍隊”的身份,將林軍和警察全部召集起來。他站在高台上,發表演講,宣布安圖獨立,即再也不受腐朽的清王朝所管了。劉建封性子急,架勢拉得很大,宣稱成立“大同共和國”,通告中外,並改名為劉大同。

不久,劉大同率領的起義軍“兵屯吉林道”,在牡丹嶺與前來圍剿的清兵遭遇,經過一場血戰,大獲全勝。初戰獲勝,再戰失利,之后南下東渡。

易名劉大同,誓死為大同,他激情滿懷,引吭高歌:“桐葉一落天下秋,梅花一放天下春。試問秋興共多少,畢竟不如看花人。”他還為三個孫子分別取名為“平民”“平權”“平等”,以示自己矢志革命、創建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負。

人到黃花崗上哭,我來不敢放悲聲

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墓道上,有一方立於1920年的刻有《九哭黃花崗》長詩的石碑。詩雲:“黃花崗上黃花開,黃花白骨共一堆。/有我招魂魂其來,淒風吹上越王台……”那是1918年春,劉大同南下廣州時寫的長詩。

1919年4月29日,劉大同又來到黃花崗吊唁。當時大家敦請劉大同刻石以紀其事,劉大同應允道:“嶺南一片石,刻作黨人碑,宜也。”而后物色很久,未得佳石。第二年,朋友凌霄漢、高其峰、趙文選、鄧天乙、盧澤都、班麟書、何民魂、侯素、安樂鹵、沈智魯、許超世、王朴、顏呙元、延秀珊、練耀塵、張逸民等又予催促,於是劉大同不得已覓一小石,囑弟子李雪邨鐫字,於1920年6月立碑於黃花崗。根據碑刻末尾小識雲:“余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自辛亥迄今凡九次。”

關於劉大同哭祭七十二烈士的文字記載,除了《九哭黃花崗》詩外,還有《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詩二首。其一為:“死生關系本非輕,一死千秋死即生。人到黃花崗上哭,我來不敢放悲聲。”其二為:“烈烈丈夫七十二,都因救國亡其身﹔而今崗上一抔土,隻見黃花不見人。”

劉大同安葬千佛山

抗戰勝利后,劉大同在濟南大明湖畔百花洲定居。他對晚年居住的泉城充滿好感,以至在《千佛山刻石》中寫下這樣的詩句:“相傳舜躬耕,曾在歷山下。縹緲九默煙,瞬息千變化。航軌已交通,濟南冠歐亞。”

劉自力先生說,老爺爺1952年7月23日去世。去世后,中共華東局山東分局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李宇超主持葬禮,葬於千佛山。劉自力說,李宇超先生老家諸城,革命者。據老奶奶說,老爺爺救過李宇超,敵人圍追堵截,李宇超在老爺爺家住了一個星期左右。

“我老爺爺的墓在千佛山和舜耕山庄的交界處。去濟南,見到舜耕山庄東邊的立刨面,難過得很!現在墓已經找不到了。那時,老奶奶老了,二嬸帶兩個孩子,老大是雙目失明的殘疾人,老二還小,女孩,無一能辦理手續的人,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劉自力說。

早在1934年,千佛山上就建起辛亥革命山東烈士墓,安葬了徐鏡心等19名烈士。2017年8月10日下午,我們專門跑到千佛山上考察,沒發現劉大同墓。站在辛亥革命烈士陵園裡,想劉大同先生選擇安葬千佛山,是不是有與戰友同眠的想法呢?

“百花洲裡避塵囂,慣向花枝挂酒瓢。”劉大同曾自述理由:“少時應課尚志堂,遍游歷下,湖中風景首推歷下亭,湖外名勝莫過於百花洲。”他自號“百花洲客”,寫有《百花洲志》。

劉大同寫詩上萬首,著有《吁集》《嶺南吟》《梅花吟》《齊魯詩草》《芝城詩草》《百花吟》《歷下吟》《百花洲吟》等,其中吟詠濟南的比較多。

劉大同能書善畫,其左右手書法遒勁豪放,其畫長於花鳥尤擅墨梅。他畫梅系受老友吳昌碩影響,曾畫四丈長的梅花長卷,還與徐悲鴻合畫過《梅石圖》。

劉大同是明湖畫社的資深社員,與郁巨川、勞福泉、王友石等社友交往頗密。明湖畫社向無社址,總借山東圖書館前亭開會,前亭后來失火,以致畫社會員無處開會。回到濟南定居后,適老友國晉卿、張益三招飲於百花洲西側之貧民工廠,劉大同見其新建五間平房尚無人住,便開口商借,用作畫社活動地。

“來游千佛山,不見佛一個。想是浪游人,佛亦避三舍。游罷賦歸來,撿得石一片。人言造佛像,我乃刻作硯。書我討賊檄,寫我亡命詩。與我苦奔走,唯硯其知之。隨我數十年,交深莫言淺。民治如成功,功與汝者鮮。我今作此銘,不覺而有感。世界若沉淪,與誰共肝膽。”這是劉大同《歷下吟百首》中的第三首,看出他對千佛山的喜愛之情。這是劉大同酒后所作,有詩后小識為証:“百花洲客酒后錄歷下吟百首之三於千佛山右避囂室”。

劉大同晚年每日與畫社同人,早起散步湖邊,興至寫梅數枝﹔晚則烹明湖鯽,喝家鄉的景芝酒,唱古歌,賦新詩。或邀社中三五知己,鳴琴吹簫,嘯傲於風清月白之下,直過夜半。他有詩曰:“桃源何處有,今日百花洲。”

劉之奎說:“我老爺爺在安圖縣宣布建立‘大同共和國’,這個壯舉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和震怒,他們派風水先生來到芝泮村,看我們家的祖墳北面是條溝,西面、東面都是溝,南面是條大路,說這是塊轎杆地,也有人說是篦量子地。風水先生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祖墳就沒有被毀掉。后來,‘文革’期間扒掉了。”

考察劉大同先生的事跡,讓人感慨。不禁想到了他的詩句:不求一時榮,但爭千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