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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為青春作証

馮雪鬆 王昱

2018年03月13日08:08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戰火為青春作証

相片是凝固的時空志。半身照的主人公叫方大曾,剛23歲,眉宇間隱伏著一股年輕特有的篤定與勁頭。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第一位從長辛店前線發回圖文消息的中國記者,正是這個頭戴鋼盔的年輕人。寫出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並洗印了戰地照片后,筆名“小方”開始頻繁出現在響當當的報刊上。

然而,1937年9月18日,自河北蠡縣發出《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后,方大曾再無音信,流動的生命在25歲定格為靜幀。

今天,“盧溝橋”在民族記憶中仍佔據著沉甸甸的分量,但小方的名字卻被歲月磨蝕得模糊起來。幸有近千張底片和泛黃發脆的報道,它們確鑿地証實著:81年前的那場烽火,他真實地走過。

改變命運的戰事

“他在第一時間趕到了宛平,最先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在小方的筆下,戰爭的慘烈直刺心脾。”

1937年7月10日,北平已處在一片慌亂之中,不祥的預感籠罩在每個人心頭。三天前的炮火,預示著戰爭已經離這座古老的城市越來越近了。郊外的許多百姓,為了躲避炮火,正源源不斷地涌向城裡。同以往無數次離家的情形一樣,方大曾整理了相機和膠卷,同母親和妹妹匆匆告別,騎著自行車隻身前往盧溝橋。

隻身的膽量來自歷練。早在一年多以前,他也是隻身一人,逆著割面的北風,以中外新聞學社記者的身份到了綏遠,對前線進行了密集的採訪。他拍攝了大量有關綏遠抗戰的鏡頭,寫下《綏東前線視察記》《從集寧到陶林》和《興和之行》。綏遠省主席、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曾多次與他見面,探討綏遠抗戰的意義與特點。

從廣安門通往盧溝橋的路,已經修成了很好走的汽車路,兩旁盡是農田。時至仲夏,田野亦顯得特別美麗,似與硝煙無關。經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當熱鬧,戰事仿佛完全成了過去時。

隨著與盧溝橋的距離拉近,氣氛變得緊張而凝重起來。在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中,方大曾這樣描述著自己的見聞:“這條路是我軍沿河的一道防線,所以要經過多次守軍的盤問,但每次留難之后,又必很客氣地說幾句道歉的話‘對不起,耽誤了你的時間’,我曾遇到一個兵,從側面五十米遠的高粱地裡跑出來,立刻做臥倒的姿勢用槍口瞄准我,喊一聲‘站住!’,我停住,告訴他我的來歷與去向,他才叫我離他很遠地走過去……”

提到戰地記者,幾乎無法繞過羅伯特·卡帕那句“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戰場不夠近”。在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集《失焦》中,也有著和小方相似的經歷:“突然步兵營裡的一個士兵,在150碼外對我叫著什麼,同時舉起了他的沖鋒槍,我也大喊道‘放輕鬆’,但他聽到我的口音后就開始射擊。那一瞬間,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戰場上危險無處不在,無論是方大曾,還是羅伯特·卡帕,身為戰地記者,被槍口指著,命懸一線,是無法回避的必修課。

從盧溝橋西頭到東頭有266.5米,從宛平城西門到東門有640米。當目光撫過彈痕累累的橋身和城牆,方大曾覺得形勢比想象嚴峻得多。他隨著一位姓於的巡官各處拍攝戰跡照片。在石獅子邊,一位背著大刀巡邏的戰士進入了他的取景框,成為永恆的歷史。

7月11日,方大曾從前線回到協和胡同的家中,開始撰寫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著手洗印前線被日軍轟炸后的慘狀照片。

在緊張的工作中,他度過了自己25歲的生日。

7月23日,他將文字和照片從北平寄出,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識》雜志第6卷第10號上。文章還加了編者按:“小方先生此稿於廿三日由平寄發,正在二十一日所得停戰協議成立之后。末二段所說和平解決,就是指當時的停戰辦法。”這篇親歷的文章,向讀者詳實地描繪了戰事的輪廓,生動而准確。通過他的文字與圖片,我們能感受到由遠而近的炮聲與濃烈刺鼻的硝煙,盡管過了許多年,親歷的描述仍讓人心有余悸:“十日下午開始的二次總攻,日軍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戰役更大的損失。記得在日軍二次進攻的夜裡,我軍有一排人守鐵橋,結果全部犧牲,亦未能退卻一步。”

1937年8月7日,英國《倫敦新聞畫報》也刊登了方大曾拍攝於“盧溝橋事變”現場的圖片。

正是從盧溝橋事件起,小方的名字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如果沒有這場戰事,他的名字,斷不會開始頻繁地出現在《申報》《大公報》《世界知識》這些響當當的報刊上。

這篇文章已被塵封多年,由於年代久遠,刊物的用紙已經變黃發脆。但當我們小心翼翼地捧讀到文中小方的預言:“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方大曾的熱情躍然,仿佛坐在對面,時而激動憤怒,眼睛裡放著光芒,身體充滿活力。

著名報人陸詒50年后還記得這個叫方大曾的年輕人:“他在第一時間趕到了宛平,最先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在小方的筆下,戰爭的慘烈直刺心脾。”

不盡的體力和熱情

“我想找一家報館做戰地記者,請你為我代找一崗位。”

1937年7月28日清晨,《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新聞報》記者陸詒、《實報》記者宋致泉和方大曾一同從保定出發,到盧溝橋前線。那時,方大曾的正式身份是中外新聞社攝影記者。

下午三點,日軍兩架飛機在長辛店上空投擲炸彈,並用機槍掃射,隨后開始重炮轟擊。當時,方大曾正在那裡採訪,與他同行的宋致泉回憶道:“炮聲震耳欲聾,縣政府辦事處的玻璃窗全被震碎,長辛店對外聯絡的電話已無法接通,小方跑在最前邊拍攝平漢路上的將士。”

8月1日出版的《美術生活》雜志,發表了方大曾在戰爭前線拍攝的一組戰地照片,共計18張。他的機智與勇敢,對題材的選擇和對時間的嚴謹,讓范長江稱道。當時,范長江早已因寫作《中國的西北角》一書而聞名。

沒過幾日,范長江回到上海,接到方大曾從北方寫來的信:

“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還有許多攝影材料工具不能帶出來,我現在成為無家可歸的人了!我想找一家報館做戰地記者,請你為我代找一崗位。”

適逢上海《大公報》正缺人手,在范長江的舉薦下,方大曾開始為《大公報》撰寫通訊。

那一年,北平的夏季異常悶熱、壓抑。有家不能回的方大曾,迂回在長辛店、良鄉、保定一帶,行蹤始終追隨著戰事而動。

除了撰寫通訊,他還以《我們為自衛而抗戰》《日軍炮火之下的宛平》《為國捐軀》《民眾慰勞》等為題,發表了一系列專題攝影報道,被國內外多家報紙雜志採用,反響極大。

“他的工作情緒愈來愈高漲,身體也愈來愈結實。北方的夏季,他穿著短褲襯衣,帶著自己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漢路前線不斷地突擊。他那誠摯、天真、勇敢、溫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在范長江《憶小方》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為我們勾勒出小方的人格肖像。他似乎有支取不盡的體力和熱情,時刻可以立即出發,走向前線。

走向前線

“長官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士兵的時候,他們全都不言不語地低下頭去,最后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都興奮了。”

1937年7月30日,方大曾與范長江在保定保陽旅館會合。當晚,范長江、陸詒搭上離開保定回南方的車。臨行前,范長江委托方大曾留在保定,繼續採訪平漢線的戰訊。

平津陷落之后,保定成為河北唯一的政治軍事重心。急轉直下的形勢,讓所有人措手不及,甚至失望。

戰火來得快,燒得猛。連居庸關也無法阻擋日軍的鐵蹄,許多人流離失所,原本平靜的生活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北平亂了,華北亂了,人們整日在不安中度日,不敢想還會發生什麼。

為了擴大戰果,日軍將目光鎖定在南口。當時,二十九軍駐南口隻有兩個步兵營。被侵略者激怒的將士扔掉了行李,立下誓言,保衛家園。

8月初至20日,方大曾來到南口、居庸關一帶採訪,親歷南口戰役。盡管場面慘烈,空氣在緊張中凝固,但陣地上的小方沒有膽怯,依然密切地關注著戰事變化,感受著身邊隨時可能發生新聞的臨界狀態。

戰斗無疑是慘烈的。他深入最前沿,“三晝夜得不到水喝,馬鞍山上,第四連全體隻剩下一個弟兄,但他還是沉著地守著陣地而不稍退”。他也看到“一個機關槍連的班長,指揮著幾架機關槍在一座山頭作戰,敵人沖上來了,他痛罵著他的機關槍手打得太慢,但隨后眼前的一個放射手陣亡了,他自己把槍接過來。一不小心,順著山坡滾下去了,但機關槍仍舊抱在懷裡。”

讀方大曾的通訊,總能清晰地讀到一個來自年輕生命的樂觀。“……見許多士兵自前方下來,他們也大半穿著便衣,頗有農民游擊隊的意味,每個人的臉上都浮著一個堅苦的表情。我向他們打招呼,他們用笑容來回答。有人拿著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問他們從哪裡來的,也只是笑。”

比樂觀更直抵人心的,是其字裡行間裡流淌著的那股溫度:“長官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士兵的時候,他們全都不言不語地低下頭去,最后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都興奮了。”當戰地記者們把目光都聚焦在宏闊的戰爭場面時,忙著記錄傷亡多少、剿滅多少時,他的觸點要細膩得多。戰火為青春作証:正是這個25歲的青年,把一篇本可以寫成機械匯報的戰地通訊,擦拭出了人性的溫度、人性的光澤。

最后的音訊

“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復你。”

據《保定大事記》記載,1937年9月14日,涿保會戰全面展開,日軍投入兵力87500人,中國軍隊約12萬人。

方大曾帶上足夠的藍墨水、稿紙和照相器材,急匆匆從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車。臨別時,范長江說:希望你能寫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戰爭》!方大曾平和而堅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復你。

彼時,保定已萬分吃緊,衛立煌將軍所部三師增援落空,正與日軍激戰於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帶,人們正負篋曳屣逃離身后的戰火。如同兩個月前逆著逃難線路走近盧溝橋,方大曾再一次與戰爭相向而行。

當成群衣衫襤褸的難民迎面走來,我們很難想象方大曾在那一刻的心情。

由於時刻處在危險之中,他已經沒有沖擴照片的條件,隻好把拍完的膠卷都帶在身上,隨時准備等機會沖印,再傳遞出去。

四天后,9月18日,方大曾從保定東南的蠡縣向上海寄出了《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文章夾敘夾議,有對戰況進行客觀描述如“固安陷后,敵宜逼涿縣,以致琉璃河及房山縣前方陣地被迫動搖。配合著這一緊張局面的,是敵方飛機沿石家庄作強烈轟炸。”亦有冷靜清醒的評點:“雖然這部分從伍的將士抗日情緒非常高,但我們也該坦白地估計下自己的力量,虛心地自省。如能壓住自己感情,暫且回到后方加緊做一個短期的自我教育,那可減少許多犧牲,予民族以更大貢獻。”

這篇文章發表在9月30日的上海《大公報》第二版,署名“本報戰地特派員小方”。

淞滬會戰后,盡管上海《大公報》在法租界愛多亞路181號的館址離編輯主任王芸生的家很近,但他已很少回家。每天重要新聞都由他親自安排。戰地記者范長江、平漢線特派員方大曾,每晚從戰場打來戰報電話,王芸生都要收獲到最后一條消息才截稿。

彼時,方大曾的姐夫在上海做事,他每天下班都要買一份報紙回來。1937年7月至9月間,方大曾陸續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戰地通訊,成了一家人了解他行蹤的唯一信息來源。

但讓人無法想到的是,買到9月30日這期報紙后,再也見不到任何與“小方”有關的字跡。《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是方大曾留給世界最后的音訊,這個活躍在戰事前線的生命,神秘地消失了。

對於一個常年奔忙在外、不知疲倦的年輕人來說,一走數日無音訊,並不罕見。初斷消息的那幾天,母親並不相信兒子失蹤了,她知道,兒子從小就愛往外跑,出去回來不過是時間長短而已。但協和胡同裡,再無年輕高大的身影,唯剩家人日復一日的守候。

直到年底,報紙上仍未見方大曾的任何報道。一家人開始慌亂起來。輾轉打聽,皆不知其下落。《大公報》連著刊登了三天尋人啟事,毫無結果。

母親還記得,兩個多月前,7月22日,也就是《盧溝橋抗戰記》被小方從北平寄出的前一天——他把自己的屋子整理了一遍,將剩下的幾件衣裳疊好。大皮箱留下,換上輕便的小行李箱,又去街上買了墨水和稿紙。晚上回來,他與母親講了很長時間的話。

他說,自己明早走得早,就不過來告別了。

方大曾留下的近千張底片,全都是盧溝橋抗戰前所拍,離家后大量珍貴的戰地照片,隨著他的失蹤,已無從查詢。

1946年,妹妹方澄敏在重慶聽人說,1937年他在太原“九一八”紀念會上見過方大曾。當時小方意氣昂揚,信心十足,表明會后要再動身去前方。但多年過去了,沒聽說過誰又碰見了他。

小方是在哪裡停下了他最后的腳步?又是在哪裡留下了他眼中最后的世界?混亂的戰局,中斷了我們對歷史的問話。

如今的小方,僅存在當年同仁的記憶中。

保定失守后,范長江失去了與方大曾的聯絡,匯款也不知該寄往何處。詢問小方的親戚,得知他曾在蠡縣給親戚寫了封信,信中明白提到:“我將由蠡縣繼續北上,達到長江原來給我的任務。”

多年后,范長江的腦海裡還一直保留著小方的身影:“年少、英俊,頭戴一頂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襯衫黃短褲,足蹬跑鞋,挎著一架照相機,顯得精力充沛,朝氣蓬勃。”

陸詒也還記得,當年,小方給一個16歲的小戰士拍照時,一顆炸彈在附近爆炸,別人招呼他趕緊躲藏,他拍拍胸前的照相機,笑著說:“今天收獲不小!”

資料來自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

(責編:常雪梅、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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