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為青春作証

相片是凝固的時空志。半身照的主人公叫方大曾，剛23歲，眉宇間隱伏著一股年輕特有的篤定與勁頭。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第一位從長辛店前線發回圖文消息的中國記者，正是這個頭戴鋼盔的年輕人。寫出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並洗印了戰地照片后，筆名“小方”開始頻繁出現在響當當的報刊上。

然而，1937年9月18日，自河北蠡縣發出《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后，方大曾再無音信，流動的生命在25歲定格為靜幀。

今天，“盧溝橋”在民族記憶中仍佔據著沉甸甸的分量，但小方的名字卻被歲月磨蝕得模糊起來。幸有近千張底片和泛黃發脆的報道，它們確鑿地証實著：81年前的那場烽火，他真實地走過。

改變命運的戰事

“他在第一時間趕到了宛平，最先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在小方的筆下，戰爭的慘烈直刺心脾。”

1937年7月10日，北平已處在一片慌亂之中，不祥的預感籠罩在每個人心頭。三天前的炮火，預示著戰爭已經離這座古老的城市越來越近了。郊外的許多百姓，為了躲避炮火，正源源不斷地涌向城裡。同以往無數次離家的情形一樣，方大曾整理了相機和膠卷，同母親和妹妹匆匆告別，騎著自行車隻身前往盧溝橋。

隻身的膽量來自歷練。早在一年多以前，他也是隻身一人，逆著割面的北風，以中外新聞學社記者的身份到了綏遠，對前線進行了密集的採訪。他拍攝了大量有關綏遠抗戰的鏡頭，寫下《綏東前線視察記》《從集寧到陶林》和《興和之行》。綏遠省主席、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曾多次與他見面，探討綏遠抗戰的意義與特點。

從廣安門通往盧溝橋的路，已經修成了很好走的汽車路，兩旁盡是農田。時至仲夏，田野亦顯得特別美麗，似與硝煙無關。經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當熱鬧，戰事仿佛完全成了過去時。

隨著與盧溝橋的距離拉近，氣氛變得緊張而凝重起來。在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中，方大曾這樣描述著自己的見聞：“這條路是我軍沿河的一道防線，所以要經過多次守軍的盤問，但每次留難之后，又必很客氣地說幾句道歉的話‘對不起，耽誤了你的時間’，我曾遇到一個兵，從側面五十米遠的高粱地裡跑出來，立刻做臥倒的姿勢用槍口瞄准我，喊一聲‘站住！’，我停住，告訴他我的來歷與去向，他才叫我離他很遠地走過去……”

提到戰地記者，幾乎無法繞過羅伯特·卡帕那句“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戰場不夠近”。在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集《失焦》中，也有著和小方相似的經歷：“突然步兵營裡的一個士兵，在150碼外對我叫著什麼，同時舉起了他的沖鋒槍，我也大喊道‘放輕鬆’，但他聽到我的口音后就開始射擊。那一瞬間，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戰場上危險無處不在，無論是方大曾，還是羅伯特·卡帕，身為戰地記者，被槍口指著，命懸一線，是無法回避的必修課。

從盧溝橋西頭到東頭有266.5米，從宛平城西門到東門有640米。當目光撫過彈痕累累的橋身和城牆，方大曾覺得形勢比想象嚴峻得多。他隨著一位姓於的巡官各處拍攝戰跡照片。在石獅子邊，一位背著大刀巡邏的戰士進入了他的取景框，成為永恆的歷史。

7月11日，方大曾從前線回到協和胡同的家中，開始撰寫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著手洗印前線被日軍轟炸后的慘狀照片。

在緊張的工作中，他度過了自己25歲的生日。

7月23日，他將文字和照片從北平寄出，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識》雜志第6卷第10號上。文章還加了編者按：“小方先生此稿於廿三日由平寄發，正在二十一日所得停戰協議成立之后。末二段所說和平解決，就是指當時的停戰辦法。”這篇親歷的文章，向讀者詳實地描繪了戰事的輪廓，生動而准確。通過他的文字與圖片，我們能感受到由遠而近的炮聲與濃烈刺鼻的硝煙，盡管過了許多年，親歷的描述仍讓人心有余悸：“十日下午開始的二次總攻，日軍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戰役更大的損失。記得在日軍二次進攻的夜裡，我軍有一排人守鐵橋，結果全部犧牲，亦未能退卻一步。”

1937年8月7日，英國《倫敦新聞畫報》也刊登了方大曾拍攝於“盧溝橋事變”現場的圖片。

正是從盧溝橋事件起，小方的名字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如果沒有這場戰事，他的名字，斷不會開始頻繁地出現在《申報》《大公報》《世界知識》這些響當當的報刊上。

這篇文章已被塵封多年，由於年代久遠，刊物的用紙已經變黃發脆。但當我們小心翼翼地捧讀到文中小方的預言：“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方大曾的熱情躍然，仿佛坐在對面，時而激動憤怒，眼睛裡放著光芒，身體充滿活力。

著名報人陸詒50年后還記得這個叫方大曾的年輕人：“他在第一時間趕到了宛平，最先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在小方的筆下，戰爭的慘烈直刺心脾。”

不盡的體力和熱情

“我想找一家報館做戰地記者，請你為我代找一崗位。”

1937年7月28日清晨，《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新聞報》記者陸詒、《實報》記者宋致泉和方大曾一同從保定出發，到盧溝橋前線。那時，方大曾的正式身份是中外新聞社攝影記者。

下午三點，日軍兩架飛機在長辛店上空投擲炸彈，並用機槍掃射，隨后開始重炮轟擊。當時，方大曾正在那裡採訪，與他同行的宋致泉回憶道：“炮聲震耳欲聾，縣政府辦事處的玻璃窗全被震碎，長辛店對外聯絡的電話已無法接通，小方跑在最前邊拍攝平漢路上的將士。”

8月1日出版的《美術生活》雜志，發表了方大曾在戰爭前線拍攝的一組戰地照片，共計18張。他的機智與勇敢，對題材的選擇和對時間的嚴謹，讓范長江稱道。當時，范長江早已因寫作《中國的西北角》一書而聞名。

沒過幾日，范長江回到上海，接到方大曾從北方寫來的信：

“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還有許多攝影材料工具不能帶出來，我現在成為無家可歸的人了！我想找一家報館做戰地記者，請你為我代找一崗位。”

適逢上海《大公報》正缺人手，在范長江的舉薦下，方大曾開始為《大公報》撰寫通訊。

那一年，北平的夏季異常悶熱、壓抑。有家不能回的方大曾，迂回在長辛店、良鄉、保定一帶，行蹤始終追隨著戰事而動。

除了撰寫通訊，他還以《我們為自衛而抗戰》《日軍炮火之下的宛平》《為國捐軀》《民眾慰勞》等為題，發表了一系列專題攝影報道，被國內外多家報紙雜志採用，反響極大。

“他的工作情緒愈來愈高漲，身體也愈來愈結實。北方的夏季，他穿著短褲襯衣，帶著自己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漢路前線不斷地突擊。他那誠摯、天真、勇敢、溫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在范長江《憶小方》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為我們勾勒出小方的人格肖像。他似乎有支取不盡的體力和熱情，時刻可以立即出發，走向前線。

走向前線

“長官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士兵的時候，他們全都不言不語地低下頭去，最后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都興奮了。”

1937年7月30日，方大曾與范長江在保定保陽旅館會合。當晚，范長江、陸詒搭上離開保定回南方的車。臨行前，范長江委托方大曾留在保定，繼續採訪平漢線的戰訊。

平津陷落之后，保定成為河北唯一的政治軍事重心。急轉直下的形勢，讓所有人措手不及，甚至失望。

戰火來得快，燒得猛。連居庸關也無法阻擋日軍的鐵蹄，許多人流離失所，原本平靜的生活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北平亂了，華北亂了，人們整日在不安中度日，不敢想還會發生什麼。

為了擴大戰果，日軍將目光鎖定在南口。當時，二十九軍駐南口隻有兩個步兵營。被侵略者激怒的將士扔掉了行李，立下誓言，保衛家園。

8月初至20日，方大曾來到南口、居庸關一帶採訪，親歷南口戰役。盡管場面慘烈，空氣在緊張中凝固，但陣地上的小方沒有膽怯，依然密切地關注著戰事變化，感受著身邊隨時可能發生新聞的臨界狀態。

戰斗無疑是慘烈的。他深入最前沿，“三晝夜得不到水喝，馬鞍山上，第四連全體隻剩下一個弟兄，但他還是沉著地守著陣地而不稍退”。他也看到“一個機關槍連的班長，指揮著幾架機關槍在一座山頭作戰，敵人沖上來了，他痛罵著他的機關槍手打得太慢，但隨后眼前的一個放射手陣亡了，他自己把槍接過來。一不小心，順著山坡滾下去了，但機關槍仍舊抱在懷裡。”

讀方大曾的通訊，總能清晰地讀到一個來自年輕生命的樂觀。“……見許多士兵自前方下來，他們也大半穿著便衣，頗有農民游擊隊的意味，每個人的臉上都浮著一個堅苦的表情。我向他們打招呼，他們用笑容來回答。有人拿著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問他們從哪裡來的，也只是笑。”

比樂觀更直抵人心的，是其字裡行間裡流淌著的那股溫度：“長官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士兵的時候，他們全都不言不語地低下頭去，最后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都興奮了。”當戰地記者們把目光都聚焦在宏闊的戰爭場面時，忙著記錄傷亡多少、剿滅多少時，他的觸點要細膩得多。戰火為青春作証：正是這個25歲的青年，把一篇本可以寫成機械匯報的戰地通訊，擦拭出了人性的溫度、人性的光澤。

最后的音訊

“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復你。”

據《保定大事記》記載，1937年9月14日，涿保會戰全面展開，日軍投入兵力87500人，中國軍隊約12萬人。

方大曾帶上足夠的藍墨水、稿紙和照相器材，急匆匆從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車。臨別時，范長江說：希望你能寫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戰爭》！方大曾平和而堅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復你。

彼時，保定已萬分吃緊，衛立煌將軍所部三師增援落空，正與日軍激戰於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帶，人們正負篋曳屣逃離身后的戰火。如同兩個月前逆著逃難線路走近盧溝橋，方大曾再一次與戰爭相向而行。

當成群衣衫襤褸的難民迎面走來，我們很難想象方大曾在那一刻的心情。

由於時刻處在危險之中，他已經沒有沖擴照片的條件，隻好把拍完的膠卷都帶在身上，隨時准備等機會沖印，再傳遞出去。

四天后，9月18日，方大曾從保定東南的蠡縣向上海寄出了《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文章夾敘夾議，有對戰況進行客觀描述如“固安陷后，敵宜逼涿縣，以致琉璃河及房山縣前方陣地被迫動搖。配合著這一緊張局面的，是敵方飛機沿石家庄作強烈轟炸。”亦有冷靜清醒的評點：“雖然這部分從伍的將士抗日情緒非常高，但我們也該坦白地估計下自己的力量，虛心地自省。如能壓住自己感情，暫且回到后方加緊做一個短期的自我教育，那可減少許多犧牲，予民族以更大貢獻。”

這篇文章發表在9月30日的上海《大公報》第二版，署名“本報戰地特派員小方”。

淞滬會戰后，盡管上海《大公報》在法租界愛多亞路181號的館址離編輯主任王芸生的家很近，但他已很少回家。每天重要新聞都由他親自安排。戰地記者范長江、平漢線特派員方大曾，每晚從戰場打來戰報電話，王芸生都要收獲到最后一條消息才截稿。

彼時，方大曾的姐夫在上海做事，他每天下班都要買一份報紙回來。1937年7月至9月間，方大曾陸續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戰地通訊，成了一家人了解他行蹤的唯一信息來源。

但讓人無法想到的是，買到9月30日這期報紙后，再也見不到任何與“小方”有關的字跡。《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是方大曾留給世界最后的音訊，這個活躍在戰事前線的生命，神秘地消失了。

對於一個常年奔忙在外、不知疲倦的年輕人來說，一走數日無音訊，並不罕見。初斷消息的那幾天，母親並不相信兒子失蹤了，她知道，兒子從小就愛往外跑，出去回來不過是時間長短而已。但協和胡同裡，再無年輕高大的身影，唯剩家人日復一日的守候。

直到年底，報紙上仍未見方大曾的任何報道。一家人開始慌亂起來。輾轉打聽，皆不知其下落。《大公報》連著刊登了三天尋人啟事，毫無結果。

母親還記得，兩個多月前，7月22日，也就是《盧溝橋抗戰記》被小方從北平寄出的前一天——他把自己的屋子整理了一遍，將剩下的幾件衣裳疊好。大皮箱留下，換上輕便的小行李箱，又去街上買了墨水和稿紙。晚上回來，他與母親講了很長時間的話。

他說，自己明早走得早，就不過來告別了。

方大曾留下的近千張底片，全都是盧溝橋抗戰前所拍，離家后大量珍貴的戰地照片，隨著他的失蹤，已無從查詢。

1946年，妹妹方澄敏在重慶聽人說，1937年他在太原“九一八”紀念會上見過方大曾。當時小方意氣昂揚，信心十足，表明會后要再動身去前方。但多年過去了，沒聽說過誰又碰見了他。

小方是在哪裡停下了他最后的腳步？又是在哪裡留下了他眼中最后的世界？混亂的戰局，中斷了我們對歷史的問話。

如今的小方，僅存在當年同仁的記憶中。

保定失守后，范長江失去了與方大曾的聯絡，匯款也不知該寄往何處。詢問小方的親戚，得知他曾在蠡縣給親戚寫了封信，信中明白提到：“我將由蠡縣繼續北上，達到長江原來給我的任務。”

多年后，范長江的腦海裡還一直保留著小方的身影：“年少、英俊，頭戴一頂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襯衫黃短褲，足蹬跑鞋，挎著一架照相機，顯得精力充沛，朝氣蓬勃。”

陸詒也還記得，當年，小方給一個16歲的小戰士拍照時，一顆炸彈在附近爆炸，別人招呼他趕緊躲藏，他拍拍胸前的照相機，笑著說：“今天收獲不小！”

資料來自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